㈡、郭子仪：优哉优哉

首先，郭子仪太幸运了，可着整本中国历史来找，能找出一打失意将军，却找不出来一打郭子仪——不是说他的才能有多么独特，而是说能像他这样善始善终、满门富贵，也算是为将的极限了。

前面已经介绍过郭子仪的出身和在安史之乱九节度败退之前的表现，而他卸任后怎样呢？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党项侵占唐朝边疆，将要逼近京畿地区，于是肃宗任命邠州刺史桑如珪领邠宁节度副使，州刺杜冕为鄜坊节度副使，分道征讨。三月二十六日，任命郭子仪兼任邠宁、鄜坊节度使，不过却是挂个名，人仍然留在长安，只是借他的威名以镇抚党项。所以可以看出，郭子仪在这段时间内基本上是在长安，过着“高阁”生活——所谓束之高阁，既然被束在高阁里，当然就是“高阁”般的生活了。不知肃宗是出于什么心理把他留在长安而不让他带兵，是忌他功高？此前郭子仪功劳虽大，但还没到功劳盖世的地步，何况李光弼的功劳不也是很大么，怎么没“束”起来？其实在鱼朝恩等人的谗言的作用下，肃宗的确是主要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但京城里也得有个大将来保证他的安全，否则一旦京畿地区出什么事情，谁来挂帅？有个郭子仪在长安，可以备不时之需，也不错。而鱼朝恩等宦官的作用至关重要。当时有人上言，说天下尚未平定，不应该闲置郭子仪。于是九月初八，肃宗命郭子仪出镇邠州，党项军队闻讯而退，可见郭子仪的威名的确很大。当月的二十一日，肃宗又下诏：“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如果真按这个来，那么正面由李光弼应战史思明，侧翼由郭子仪进攻，的确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诏书颁下后十来天，鱼朝恩进行阻挠，所以郭子仪还是没出去。

然而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河中军发生变乱，杀掉了统帅李国贞，而太原节度使邓景山也被部下所杀，朝廷担心这两方面会联合叛军，如果太原等地都被叛军拿下，将十分不利于己。那好端端的，两人怎么会被杀呢？李国贞死的相当冤枉，由于郭子仪从前治军很宽松，而李国贞则比较严厉（怀疑，能有李光弼严么？只是手段不如罢了），朔方将士很不高兴，又想起郭子仪来。再加上朔方军粮草不济，李国贞向朝廷请求了很多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士兵们都不高兴。这时谋图作乱的王元振声称李国贞要让朔方军去修理民房，更引起了大家的愤怒，于是发生变乱，李国贞说“修宅则无之，军食则屡奏而未报，诸君所知也”，可是众人不听，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便把李国贞、还顺带着一个荔非元礼都杀掉了，之后白孝德出任节度使。而邓景山可以说也是死于粮食，他管理的比较严格，查出来府库里的粮食之所以越来越少，是因为大家都自己藏了一些，所以人们都害怕会受处罚。当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一名副将按罪当死，他自己求饶，邓景山不答应，他弟弟又请求代替哥哥而死，他也没答应，结果大家请求用一匹马来赎罪，邓景山居然答应了，自然惹得大家不高兴：“我们还不如一匹马吗？”于是邓景山也被杀了。接替邓景山的是辛云京。可是无论是白孝德还是辛云京，一时都无法弹压住局势，而朝中能去弹压的“闲人”就只有郭子仪了，肃宗实在没有办法，按史书的话讲，就是“势不获已”，所以任命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三月十一日，郭子仪即将出发，想向肃宗辞行。当时肃宗病的很厉害，大臣们都不能前去晋见，郭子仪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肃宗便将郭子仪召进去，对他说：“河东的事情，就全都托付给你了。”

郭子仪到了绛州，解决李国贞被杀之事。郭子仪到后，王元振自以为有功，就请求郭子仪不要惩治他，但郭子仪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因此，郭子仪把王元振及其四十个同谋抓起来全部杀掉了。听说这个消息，辛云京也放手来处理变乱，杀掉了杀死邓景山的几十个人，局势这才平稳下来。

四月间唐代宗即位，由于鱼朝恩、程元振都比较忌讳郭子仪等有功之将，所以八月郭子仪还京后，表请辞去相关危险职务，代宗也便顺势免去他的军权，然后又一次束之高阁，不过这回代宗又他加了个官，山陵使，就是给皇帝修陵的。通鉴于此处与《旧唐书》稍有不同，《旧唐书》的意思像是代宗一上来便免去了他的军权，但通鉴记七月郭子仪又被任命兴平、定国副元帅，与三月的任命是一样的，疑为衍误。十月，代宗任用雍王为元帅，本来又想以郭子仪为副元帅，但由于鱼朝恩、程元振的缘故而取消。此时距安史之乱的结束已经很近了。

安史之乱后，郭子仪多次进言说：“吐蕃、党项不可忽视，应当及早防备他们。”代宗也没怎么注意，后来吐蕃果然来侵犯长安。有人来犯，边将告急，可是朝中代李辅国任元帅行军司马的程元振却把所有告急文书压下，根本不向代宗禀报。十月，吐蕃军队进犯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又做了吐蕃军队的向导，引导他们深入内地。吐蕃军队经过邠州时，代宗才终于得知吐蕃入寇的消息。很快，十月初二，吐蕃军队进犯奉天、武功，离长安已经很近了，于是京师大恐。仓促之下，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抵御外敌，可见长安中留下一个将军是多么有用。可怜郭子仪闲居已久，部下早就都离散了，这时临危受命，只好临时招募，征到了二十名骑兵就匆匆启程了。到咸阳时，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等各族军队总共二十多万人，漫山遍野，前后达数十里，已经从司竹园渡过了渭河，顺着山脉正向东涌来。无论如何这二十人是抵挡不住的，郭子仪便派人入朝奏报军情，请求支援，结果又被程元振拦下了。虽然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的两番对抗，但最终也没能挡住吐蕃——吕月将很值得钦佩，他所部也只有二千人，明知怎么也挡不住，仍然拼死作战，最后全军覆没，吕月将本人被俘，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或许被杀了？不知道，但吕月将和他手下的士兵们很值得哀悼一番。

长安城中，代宗正在操练军队，但是吐蕃已经跨过了便桥，说话便到。代宗不知所措，只好于十月初七逃往陕州，当初玄宗出逃的情景又生动的再现了一次，官吏们躲藏起来，禁军则一哄而散。但好在大家都有了经验，而且和上一次不同的是，吐蕃重在抢掠，不一定要占领，所以躲过一时便好。听到吐蕃到长安的消息，郭子仪急忙从咸阳赶回来，到长安的时候，代宗已经走了。有句话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代宗走的时间也是很巧的，他刚出宫苑大门渡过浐水，叛降吐蕃的射生军将领王献忠就返回长安了，胁迫着丰王李珙等人去迎接吐蕃军队。当他们走到开远门时，遇上了郭子仪。郭子仪大声呵斥，王献忠跳下马来，跟郭子仪说：“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在一言耳。”郭子仪听事没有回答，李珙又上前问：“你为什么不说话？”郭子仪很清楚形势，所以断然否决，训斥了他们一番，然后派兵把他们送到代宗那里。第二天，代宗一地到了华州，由于州府的官吏早就逃散，没有人来提供食宿，所以和当年玄宗一样的惨。幸好鱼朝恩带着神策军从陕州前来迎驾，代宗才有了安身之地。

于是郭子仪收敛人马，勉励将士们共雪国耻，攻取长安。这时代宗因为担心吐蕃军会东出潼关，所以召郭子仪去陕州。郭子仪上表说：“我若不收复长安，就无法来见陛下。而且我出兵蓝田，吐蕃军一定不敢向东出击。”代宗表示同意。吐蕃这时已经立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想掳掠一番之后整队回国，结果听到百姓传言郭子仪要打回来的消息，信以为真，开始率军撤退。这一次吐蕃入寇，在众节度使都不敢轻易来救援皇帝的情况下，只有郭子仪勇于挑起重担，并且立下克复之功，所以从此代宗十分倚重他。

接着便赶上仆固怀恩的反叛，又是郭子仪去平定的。郭子仪在朔方军中素有威望，所以他一出马几乎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后来仆固怀恩两次诱吐蕃攻打长安，第二次他骗吐蕃和回纥人说郭子仪已被鱼朝恩害死了，而代宗也已逝世，所以这些人有恃无恐。不想回纥人在泾阳居然又看到了一个活蹦乱跳的郭子仪，大惊失色，“怎么你原来还活着？”郭子仪说：“昔回纥涉万里，戡大憝，助复二京，我与若等休戚同之。今乃弃旧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弃亲，于回纥何有？”责备他们背信弃义，回纥人很诚实，说本来听仆固怀恩的话，以为郭子仪和代宗都死了，所以才敢来，否则，“何至于此？”然后请求和郭子仪见面。郭子仪力排众议，只带了数十骑兵前往，比演义里关公的单刀赴会差不了多少。正是郭子仪的威望和这份气魄胆量，很令人折服，所以宴会上郭子仪说动回纥与唐结好。吐蕃人听说这件事，怀疑回纥会与唐联手来攻打自己，所以连夜就逃了，果然在路上遇到了唐军和回纥军，本想大抢一番的吐蕃，不但白抢了一回，自己也搭上了不少东西，而且还被打的大败，如果仆固怀恩还活着，吐蕃人一定和他算帐。

代宗时期，郭子仪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居然担当起了朝廷的顶梁柱，实是辛苦了老人家。德宗即位后，郭子仪又被德宗免去了军权，然后又做了代宗的“山陵使”，尽管军权又没了，但地位仍然不断攀高，此前代宗曾想任他为尚书令，郭子仪很知趣的辞掉了，这回德宗加封他为太尉、尚书令，而且尊号为“尚父”。但郭子仪毕竟年岁太大了，这位经历了玄、肃、代、德四朝的老将军，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病逝，时年八十五。当时“帝悼痛，废朝五日。诏群臣往吊，随丧所须，皆取于官。赠太师。陪葬建陵”，赐谥忠武。

郭子仪是善始善终，满门富贵，即使程元振、鱼朝恩对他百般诋毁，最后的影响也只限于夺去军权，而于他身家性命却毫无伤害，原因是，“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无脾气，这是皇帝最理想的大臣，所以最终皇帝哪怕真对他起了疑心，也仍然会释然。但郭子仪可以没脾气，但他活的也并不轻松，身居高位，又有这么大的威望，如稍有差错，那几十年的英名就付之东流了，不过，郭子仪最惦念的该是自己的子孙吧，他怎么也要为他们考虑。郭子仪有一个儿子郭暖，娶了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我想大家一定想起了打金枝之类的戏曲，不错，戏曲正是由历史而来，不过新旧唐书却是找不到，不知通鉴是取自哪个笔记？出处倒也不必计较，但这件事对郭家来讲，真是虚惊一场。郭暖和公主赌气说的话“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确实比较容易惹麻烦，所以郭子仪当时吓得把他囚禁起来，自己上皇宫里请罪，幸好遇上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唐代宗，说了一句“不痴不聋，不作家翁”，然后又劝解了一番，如果遇上一个不讲理的皇帝，郭家只怕有灭门之祸。最后代宗那都没事了，郭子仪仍然打了郭暖一顿，其实意思就是教训他：你知不知道你差点让全家给你陪葬……郭子仪的没脾气还表现在，有人挖了他父亲的坟墓，当时有人怀疑是鱼朝恩，但此事似乎代宗也不好追查，又担心郭子仪会因此事而反，所以心事重重的和从河中回朝的郭子仪谈及此事，结果郭子仪说他带兵很久却不能禁止士兵们去挖别人的坟墓，所以现在这是对他的报应，一句话便打消了代宗的疑虑。

郭子仪确实十分谨慎，他想问题面面俱到，比如后来的奸相卢杞，有一次到郭子仪家里，郭子仪忙把姬妾都赶回了屋里，有人问原因，郭子仪说卢杞长的很难看，怕她们看见了会笑，那就肯定得罪这位大人了。所以，像郭子仪也很难得罪起什么人来，强悍如仆固怀恩，也只折服郭子仪一人，由此可见一斑。郭子仪在朔方军中十分宽容，以至于后来继任的几位将军都不好统领，连李光弼都差点被赶出来，李国贞则是干脆被杀了。宽容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我觉得郭子仪的宽容实际上带来了不好的效果，主观上这也是他性格使然，但客观上却是树立私恩。军队中军令严明才是正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倒很同情李光弼。感觉郭子仪处世比较圆熟，不得罪人，而果然诸将中也是他更吃的开，五位副元帅只有郭子仪是善始善终，这并非偶然，而放到历史上来看，正如前面所言，找不出来一打像郭子仪这么好脾气的将军。这也许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㈢、李光弼：抑郁而终

如果说高仙芝的被杀是彻底的悲剧，郭子仪的善始善终是彻底的喜剧，而哥舒翰、仆固怀恩被迫的或降或反有点闹剧的成分，那么李光弼的抑郁而终则是符合“哀而不伤”，或者说是淡淡的哀伤——反正也让人痛快不起来。

邙山之败后，李光弼曾被短暂的免去了太尉，但马上又都恢复了，“充河南、淮南、山南东道、荆南等副元帅，侍中如故，出镇临淮。”要注意，当时副元帅很多，但最主要的副元帅当是作为皇子的副元帅，那才是带领唐军主力的将军。

当时史朝义乘邙山之胜，攻打申州、光州等地，并且亲自率精骑在宋州围住刺史李岑，围了有数月之久，城中粮食已经用尽，眼看宋州就要陷落，李岑束手无策。他手下的刘昌说：“粮仓中还有几千斤酒曲，捣碎了也是可以吃的（这办法容易培养酒鬼），不出二十天，李太尉必定前来救援我们。如今城的东南角最危急，请让我去守那里。”这时，李光弼抱病来到临淮，手下的将士们认为敌人不好对付，请求南向保守扬州。李光弼说：“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于是径直奔赴徐州，派田神功去进击史朝义，将叛军打得大败。其实当时徐州一带很混乱的，先是田神功留恋扬州不愿回去，又有尚衡与殷仲卿在兖州、郓州的自家相互攻击，来瑱则不肯应诏回京，但当他们一听说李光弼来了，都慑于李光弼的威望，几个人该回朝的回朝，该回军的回军，秩序这才井然起来。

来到李光弼帐下的田神功，按他自己的话讲，差点出错。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错，只是和李光弼相比，不大尊重他的判官而已。李光弼在徐州，只有军队的事情自己决断，其它事务都委托给判官张傪处理。张傪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处理事务十分自如，所以诸将对张傪也十分尊重，就像对李光弼那样。而田神功从副将升为节度使后，大模大样的接受前节度使的判官刘位等人的叩拜。等他看到李光弼与张傪平等对待时，大吃一惊，于是找来刘位等人一一谢礼，说自己行伍出身，不懂礼仪，怎么诸位也不说，铸成自己的错误呢？可见李光弼的一言一行给部下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光弼后来也算是做错了一件事，令他终生愧悔。

当长安被吐蕃进攻之际，代宗下诏召诸节度使来援，别的节度使没来，李光弼也没有来。大家都不来的原因是，早有个被鱼朝恩、程元振害死的来瑱在前，所以谁都怕自己一回去也被他们害死，干脆不来就是了。这才出现郭子仪率二十名骑兵去咸阳守卫的“悲惨”情景。可是诸道节度不来都还好说，李光弼不来，则确实有损形象了。首先是地位不同，他是与郭子仪齐名的将军，又都是朝廷素来倚重的人物，无论是肃宗还是代宗，对他也可谓不薄，所以他不来，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其它没来支持的人受到的质疑都没有李光弼多，原因就在于此；其次，李光弼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守北城时所带的那把短刀就很让人感动，当将士们都想退保扬州的时候又是李光弼力排众议勇于攻打叛军，可是，没被敌人吓倒的将军，却担心被朝里的宦官所害——如果对照一下郭子仪，就会发现，李光弼正如欧阳修所说，属于“工于科人拙于谋己”的这种类型的将军。其实他又何必担心呢？无论如何，在危难之际有人来援救自己，就算再糊涂的人也会生出感激之情，何况代宗也并没糊涂到那样的地步。再者，以所谓忠臣的角度来看，就算真会被害死也得来一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苛求，但古人未必会放过。以二十骑赴咸阳的郭子仪，也并非没受到过奸人谗毁，而且他当时是比在外逍遥的李光弼要惨的多的，因为他这种“高阁”生活李光弼并没经历过，但谗毁起作用了么？先前有用，但经过此事后，代宗对郭子仪如何呢？可以说很好。前面写郭子仪时也提到，正是郭子仪这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没脾气使他成为皇帝的理想大臣。以此推之，如果李光弼率兵来援，代宗自也不会亏待他。但李光弼迁延行期，最终也没有来长安。

代宗于此事怎么看呢？肯定会有惊讶：怎么自己人缘这么不好，谁都不来呢？然后当然会有些恼怒：你们怎么都不奉诏？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代宗的好脾气，他并没有因此而降罪于谁，比如他后来对仆固怀恩的母亲就很好，当听说仆固怀恩死去的时候，代宗也一直说并非是仆固怀恩背叛他，而是被左右所误。对于李光弼的不奉诏，代宗也比较看重，担心会因此产生嫌隙，就主动示好，多次派人去慰问居于河中的李光弼的母亲。不过，代宗真的放下了么？

吐蕃退兵以后，代宗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以观察他的去留动向。两唐书与通鉴一致的“察其去就”，字面意思好解，可是这四个字的意思，只怕不是这么简单。任命就任命呗，任命谁去做什么，大臣不也就只有去照办的份么，干嘛还要有个“察其去就”？一个“察”字说明代宗对李光弼动向的关注与疑心，意思就是：我看看你究竟会怎么做。可见李光弼前一次没来，虽然代宗并不降罪，但心中也着实放不下，他担心因此产生嫌隙，其实李光弼那里能有什么嫌隙，还不是他自己这里的嫌隙？这一次，“光弼伺知之，辞以久待敕不至，且归徐州，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李光弼借口江淮粮运之事率军返回徐州，仍然是不去。看样子李光弼应该是明白代宗有观察的意思的，可是仍然顶风作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要向皇帝表示忠诚的话就该听命，这一次不回去难道是担心上次的罪过被宦官拿来攻击他？如果真是这么担心，那就更应该去了，否则只会加重别人的疑心。如果赶上这件事的是郭子仪，相信马上就动身了。这次，代宗对李光弼的母亲就不单单是派人慰问了，而是将她接到了长安，好好供养了起来，又让他弟弟李光进执掌禁兵，提高待遇。代宗这么做，有两种可能，一是见李光弼又没来，觉得是自己做的不够，所以又提高了待遇。可是，推想一下，这是一个做错事的人的心态，想要与人和解才主动示好，但自始至终代宗对李光弼都没有做错什么，他自己也不可能认为有哪里不对，何必要这么做呢？如果说让李光进掌管禁军是示好，而将李母接到长安，则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可能的考虑，就是厚待其母，同时也是高级的监禁起来，这便是一个人质。但代宗对李光弼的礼遇却始终不减，一来确是宅心仁厚，二来，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彼之不赴吾急，吾不问则已，问之则必讨焉。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谁敌之哉？”

由于李光弼一向军令严明，所以诸将对他都很敬畏，甚至李光弼发号施令时，诸将都不敢仰视。然而当诸将看到李光弼挟重兵而不回朝，像田神功等人便不再惧怕李光弼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李光弼原先在军中的威信，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其实李光弼对此也很后悔，所以愧恨交加，终于积郁成疾，不久，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十四日去世——墓志则说是死于七月五日，《全唐文》中有李光弼的遗表，其中有“自去月十七日旧疾发动，有加无瘳，至今月五日”，所以觉得还是取十四日为准。此前部将询问李光弼后事，李光弼说：“吾久在军中，不得就养，既为不孝子，夫复何言！”这个时候最想念的是自己的母亲，然而却是天人永隔了。之后，李光弼将自己受封的绢布各三千疋、钱三千贯文分给了将士们。

李光弼去世，代宗自是难过了一番，让鱼朝恩到李母家里去慰问——李光弼正是因为这个人才不敢来长安，代宗居然又派他去慰问，李光弼在天有灵，也一定气的够戗——然后又让京兆尹第五琦监护丧事。代宗命大臣们议谥号，最后谥李光弼为“武穆”，和后来岳飞的谥是一样的，不过同用这个谥的还有很多人，不一一列举了。将军们的谥中大多有个武字，而李光弼和郭子仪不同的是“忠”和“穆”，郭子仪是忠武，“忠”在前，看的出来，对皇帝来讲，“忠”和“武”比，还是更需要“忠”的。十一月，将李光弼安葬于三原，代宗下诏命百官送于延平门外。和郭子仪不一样，郭子仪是陪葬建陵，而李光弼则没有这样的待遇——陪葬不是殉葬，殉葬当然是凄惨的了，而陪葬则是很风光的事情，古时能陪葬帝陵，那是皇帝对大臣的恩宠。也不难想象，郭子仪那般的八面玲珑，皇帝自然愿意接纳，而李光弼这样的脾气，则很容易得罪人，大约皇帝都不敢惹。

有人认为，蕃将大都脾气如此，所以李光弼会得罪人也是正常的，而郭子仪是汉将，因此更柔和一些。这么说就难免绝对化了，汉人中刚烈暴躁的也有很多，而胡人中很会讨好别人的也大有人在，像安禄山就是很会讨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不假，但实际上汉化的已经很严重了，严肃认真的禀性自幼就是如此，和民族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李光弼的脾气可能遗传较多，再加上后天管教又严，所以这样实在不奇怪。李光弼六岁的时候曾经抚鹿而游，结果他爸爸看见了，教训他说：“儿勿更尔。”其实很平常的一件事，小孩子哪有不爱玩的，居然也会被管教。而李光弼的母亲，脾气大约也是不好的，颜真卿就写“太夫人高明整肃，有慈有威，公下气怡声，承顺而每竭其力。虽已官达，小不如意，犹加谯让之责，故能济其勋业。”所以李光弼差不多天天挨训。正是父母管教的严，所以养成了他的严肃。

可以说，诸将对郭子仪是敬爱，而对李光弼则是敬畏；敬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而敬畏一旦失去了支柱，那它自身也就消失了。李光弼的严厉，于国家于军队都是有好处的，唯独对他个人没有好处，因为这样很容易得罪人。其实官场上的人谁还没几个仇家呢，只是与李光弼不和的人，分布遍及各个领域，宦官中有和他作对的，同僚也有和他作对的，后来就连部下都有些不逊。还有，李光弼洁身自好，而郭子仪则学习王翦，聚敛奢侈，怎么看都觉得李光弼做的更对。所以，李光弼注定是寂寞的。当郭子仪被众人捧上天然后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时候，他自己则孤零零的冷眼旁观；当后人们津津有味的欣赏着《打金枝》高唱着郭汾阳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李光弼只是一个历史上的符号，而这个符号代表着什么，却了解不多。有人认为，这和后来的历史有关。宋朝和辽朝打了很多年，对契丹人难免存有芥蒂，后来虽然不和契丹打了，但汉族的民族保护意识也强了起来，所以对汉族出身的郭子仪更垂青。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成书于宋代的《新唐书》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把李光弼从《旧唐书》和别人的合传中拿了出来独立为一传（实际上后面还跟了几个禆将），虽说变化不大，但至少从地位上来讲是与郭子仪持平了。后人对李光弼其实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和郭子仪对比起来谈到的比较少，像《长生殿》中，郭子仪就出场了，而且还有不少唱段，而李光弼则自始至终没露面——不露面也好，里面的蕃兵蕃将都是丑来演的，即使是照顾一下，只怕扮相也好看不了，再加上龙套往往用不同行当的角色，郭子仪是外，那李光弼最多也只能用“净”，俗话说就是大花脸。至于京剧里的李光弼，没见过，也没查着，没法参考。

由于李郭二人的功劳都是对唐而言，唐朝灭亡后他们的功劳也就滚滚东逝了，郭子仪除了打仗，做人上还有很多可说的地方，比如那个“打金枝”，而李光弼则相形见绌。有一件事，说明了郭子仪做人上确实高出一筹。在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时，郭、李都为牙门都将，二人却不相和，即使在一起吃饭也不说话。等郭子仪代安思顺为节度使时，李光弼本打算逃走，还没决定下来，不久，皇帝便下诏让他分朔方一半兵力东出赵、魏（就是前面写的郭子仪向玄宗推荐李光弼一事）。于是“临淮（李光弼封临淮郡王，用临淮代称）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郭子仪）趋下，持手上堂，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这是杜牧记下来的事情，两人本传中没有，而在《新唐书》的东夷传中引用了一下。本是冤家的两人，其中一个一下子成了上司，然后又让对方去战场的最前线，也难怪李光弼会怀疑郭子仪居心不良。但郭子仪却是因为欣赏李光弼的才能，真心推举他的，故而两人尽释前嫌，主要功劳还是郭子仪，他能主动推荐李光弼，这份气度确实很难得，如果放到李光弼身上，可能未必会如此。因此，郭子仪更令人敬爱也就理所当然。

实际上，唐朝固然对李光弼颂扬多多，在历代对李光弼的评价上也确实属于最高级别的，却也有不同的声音。《全唐文》中有一篇《秘书监致仕穆元堂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元帅李光弼将二于上，屡奸于公（前面写公讳宁字某，当指穆宁）。公守正不迁，积与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驰驿辄至，理折其口，义胜其心，泄其愠于包藏，夺其谋于将发。代宗闻焉，为一二宰臣话之，至于叹息。”《旧唐书》中穆宁传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副元帅李光弼以饷运不继，或恶宁者，诬谮于光弼，光弼扬言欲杀宁。宁直抵徐州见光弼，喻以大义，不为挠折。光弼深重之，宁得行其职。”第一篇的作者穆员，是穆宁的儿子。这件事的两种不同记法，虽然语气各有不同，但其中都说到了李光弼欲杀穆宁，而穆宁到徐州又以理取胜，可见这件事李光弼确实有不对之处，但是穆宁的儿子对此未免偏激，把李光弼说的这么不堪，实在很不客气。第一段中写时间是“李光弼将二于上”，当指李光弼没奉诏的那个时候，一个“二”字说明，在一些人眼中，这已经不单单是不奉诏这么简单了，甚至比“拥兵自重”还要严重；而穆宁则“理折其口，义胜其心，泄其愠于包藏，夺其谋于将发”，前三句还好说，但这最后一句，和前面那个“将二于上”结合起来，听起来似乎是说李光弼要谋反。穆宁是当事人，对事情应该是更清楚，唐书的写法自然有为尊者讳的意思。难道李光弼真要谋反？可是，他又有什么理由谋反呢？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应该是穆宁的过度担心了。李光弼自己也是始料不及，没想到会有人这么看待自己，所以才会被穆宁问的无话可说，而且想必愧悔也由此加重。

但李光弼有位朋友，颜真卿。虽然史书上并没有写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交情，但是可以看出来，颜真卿对李光弼比对郭子仪更亲近一些。率直的颜鲁公大约也是个爱得罪人的脾气，他的正直确实得罪了一些清贵，正是如此，所以他更容易理解李光弼。李光弼死后，就是由颜真卿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郭子仪的墓志，我查了许久都没找着，可能是遗失了。颜真卿完全可以为当时的尚父郭子仪来撰写墓志，但是没有，一来可能是郭子仪的子孙找了“高手”来写，二来也说明双方没什么交情。黄本骥的《颜鲁公文集》中收颜真卿与李光进写所的书信共八帖，有《捧袂帖》、《鹿脯》前后帖（颜真卿的妻子病了，药方中需要鹿脯，但他又没有，只好向李光进要）、《乞米帖》、《朝回帖》等。李光进是李光弼的弟弟，插一些题外话，唐朝有两个李光进，后一个主要活动于元和年间，两人都被封过太子太保，也都被封为武威郡王，还都有一个同叫李光颜的兄弟（李光弼有这个弟弟也是颜真卿记下来的），因此害我差点以为两人是同一个人，但后一个李光进是突骑施人，本姓阿跌，至于武威郡王，那也没什么稀罕，唐朝的武威郡王一抓一大把，大约是这个封号对武将来说很好听，所以大受欢迎。李光弼常年在外带兵，当然没空和颜真卿过多并往，但在长安的李光进则是有机会的。颜真卿个性耿直，从不向清贵低头，而生活上时有困难的他，肯找李光进来帮忙，说明双方有交情，至少颜真卿觉得李光进是个可以求助的人。换句话说，颜真卿还不屑于找别人去借呢。从颜真卿很多文章来看，对李光弼很是钦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常说，看一个人也要参考一下他的朋友。所以正直刚烈的颜鲁公的朋友，又怎会差呢？另外，如果李光弼真怀有反心，那么以颜真卿后来对李希烈（此人后来谋反）那样的态度，说什么也是不会为他写墓志的。

后人评价李光弼时，常常也会提到郭子仪，这里摘几条，供大家参考：
1、子仪以恢宏体国，保富贵于永年，而光弼虽刚正奉公，积猜嫌于晚节，荩坦怀未至，则全美或亏。——唐僖宗《封徐州节度使时溥钜鹿郡王制》
2、子仪之持重，光弼之劲捷，各有所长。以诗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韩，李如柳。论诗文雅正，则少陵、昌黎，若倚马千言，放辞追古，则杜韩恐不及太白、子厚也。——杨慎《升菴集》
3、李光弼提孤军，与安史健卒百斗百胜，其治军行兵，风采出郭子仪之右，而当时诸将皆望风服子仪，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诸将已不为使。子仪能使回纥谓为父，而思明乃上书请诛光弼，大抵光弼之实不如子仪之名，子仪安坐而有余，光弼驰骋而不足。——张耒《柯山集》
第一条差不多属于普遍的观点，第二条说的比较有意思，用诗文来打比方，也确实有道理。但第三条，读完之后却很是无奈，有句话是受累不讨好，说的就是李光弼。平心而论，从军事才能上讲，李光弼确实胜郭子仪一筹，郭子仪有些仗打的靠的是他的威望，而不像李光弼那些仗打的那么精彩。另外，郭子仪败过几次，比如在关中的那次中伏，按说不该啊，还有九节度失败的那次，仆固怀恩曾说郭子仪是率先撤退的，正是有人带头撤退，所以更加使军心混乱，焉能不败？反观李光弼，除了仆固怀恩不听话的那次，其他很少时候会居于劣势。

光弼用兵，谋定而后战，能以少覆众。治师训整，天下服其威名，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初，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其代子仪朔方也，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新唐书》
凡言将者，以孙、吴、韩、白为首。如光弼至性居丧，人子之情显矣；雄才出将，军旅之政肃然。以奇用兵，以少败众，将今比古，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惭德。邙山之败，阃外之权不专；徐州之留，郡侧之人伺隙。失律之尤虽免，匪躬之义或亏，令名不全，良可惜也。——《旧唐书》

评价相当的高了，认为就算是将李光弼和古之名将孙子、吴起、韩信、白起四人相比，也不逊色，反倒是那四个人，“或有惭德”。李光弼还善于布阵，他的部将郝廷玉也学到了一些，后来鱼朝恩听说郝廷玉很会布阵，就请求参观一下，看过之后，十分佩服：“我在军队中呆了这么久，今天才刚看到您这样的训练方法（看来鱼朝恩确实经常带兵）。”郝廷玉听到这句话，忽然很伤感的想起李光弼来，说：“此临淮王遗法也。王善御军，赏当功，罚适过，每校旗，不如令者辄斩（不听话就杀，确实有点吓人）。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驰突，心破胆裂。自临淮殁，无复校旗事，此安足赏哉？”不知鱼朝恩听后，作何感想呢？若论安史之乱中的战功，李光弼绝对算是第一。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单从军事上讲，李光弼是胜于郭子仪的，然而郭子仪太会做人，因此提了不少人气分，而李光弼也只好继续寂寞下去了。——我为李光弼而不平。

杜甫有一首哀悼李光弼的诗，《八哀诗》中的一首，由于太长，而且被引用的很多，所以另找了一首本家的宋朝诗人徐均的诗，来结束本节吧：

间关百战佐中兴，料敌行师妙若神。
可惜罹谗终恨死，伤心不见白头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