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文龙的“抗清”

有些学者之所以对袁崇焕斩帅持否定的态度，无非是说毛文龙开辟东江、牵制后金有功。下面，仅就这两点作些辨析。

天启元年八月，毛文龙乘虚袭据东江，这对抗清是利是弊？当时就很有争议。辽抚王化贞、本兵张鹤鸣对此诩为奇功，大事张扬；而辽东经略熊廷弼则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计，”[23]责之为奇祸；首辅叶向高则说：“功虽难言，罪于何有？”[24]其实，叶是化贞座主，他的话明似折中，实暗右化贞。因为熊廷弼在复任经略之初，即上“三方布置之策”：广宁用马步兵，列垒河上，以辍奴兵；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使奴兵反顾；经略座镇山海，节制三

方，统一调度，[25]接着又上疏：“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我兵与丽兵相倚，与登莱音息时通，斯于援助有济。”[26]这些决策均已禀明朝上，获得允准，叶、张、王等人对此当然是清楚的。熊廷弼为此还专门警戒过王化贞，勿轻战示瑕，待各方布置就绪，“一举复辽”。然而，正当熊廷弼与所司筹议兵饷之际，毛文龙却在“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27]的情况下，奉王化贞之命，抢先袭取镇江。当时河南道御史何荐可就指斥此役“如小儿做戏”。不管毛文龙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它在实际上破坏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后，王化贞曾扬言：“不必筹登莱水师也，有皮岛毛文龙在，”[28]其针对性也是很清楚的。难怪熊廷弼愤愤不平地上疏陈说：“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马器械舟车蒭茭无一不备，而后尅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守。今临事中乱，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臣有经略名而无其实，辽左事听枢臣抚臣共为之。”[29]熊氏的斗争矛头，虽说是指向张鹤鸣、王化贞，但毛文龙对于这一事件是难辞其咎的；对其后王化贞的广宁师溃也不无影响。由此可见，毛文龙的东江之役，对当时整个抗清战局来说，是弊而不是利，是过而不是功。 

其次，关于毛文龙在东江牵制后金的问题，看来也应该打上个问号。《明史》就曾经明确指出：“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30]这种只肯定东江其地而否定文龙其人的分析，我认为是相当辩证的和客观的。事实上朝中确有不少官员，早已对毛文龙的牵制作用表示怀疑，并不断提出质问。天启六年，兵科薛国观就指出过：“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31]崇祯元年，兵部尚书阎鸣泰也认为文龙之牵制，“终属虚着”，从而提出了移镇的动议。[32]工科给事中潘士闻更指劾毛文龙说：“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33]山东总兵杨国栋曾列举文龙十大罪，其中第二条是：“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34]如果说，对明朝官员上述弹劾疑有党争成见的话；那么，十分熟悉毛文龙内情的朝鲜，他们的看法当可作为佐证。早在文龙入据东江不久，朝鲜备边司即上启说：“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 [35]当时毛文龙连藏身之所尚且不得安稳，那里谈得上牵制。其后的情况，也并不见得有什么根本的好转，天启三年六月，柳公亮自毛营还，向朝鲜国王李倧汇报说：“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36]直到文龙被诛的崇祯二年，特进官李景稷仍然说：“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37]所以《李朝实录》对毛文龙开镇八年总的评价是：“蛰居孤岛，徒事张皇，” [38]“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39]谈迁撰《国榷》，对于“斩帅”是持非议的；然对文龙的所谓牵制，却不敢恭维，他说：“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他还特地引用姜曰广的话说：“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东江之师，非荒忽苑在，胡马久蹴之，同铁山尽矣。”[40]即使是后来以“擅杀大帅”的罪名，参与迫害袁崇焕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认：“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41]由此可见，毛文龙的“牵制”，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虚套罢了。 3

三、关于毛文龙是否当杀

之诛毛文龙，到底是功、是罪、是过？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是在于毛文龙是否当杀。大量事实证明，文龙自据有东江后，独霸一方，骄横跋扈，其后更背着朝廷，一再进行通敌叛降活动。袁崇焕在斩毛文龙时所宣布的十二大罪，并非什么凭空捏造或随意上纲，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下面，准备择其中之主要者，略作考辨。

罪之一：“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毛文龙自称拥兵二千余万。[42]朝中对此极表怀疑，天启六年，姜曰广、王梦尹奉诏出使朝鲜，准备到毛营阅视，毛文龙却口出悖言说：“阅不阅在我。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43]姜、王回朝后疏言：“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44]登莱道王廷试则额定为二万八千人，[45]两者的意见是大体相同的，但毛文龙对此却大为不满。对于这一点，《国榷》也承认：文龙“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46]朝鲜方面也曾指责说：“毛都督欲使我国称颂其功，虚张军兵之数云，无理甚矣。” [47]由此可见，毛文龙之不受节制，当是事实。有些学者引《崇祯二年六月蓟辽督师题本》曾经提到：毛文龙“毅然愿编营伍受节制”一语，认为文龙“既然有所转变，何必吹毛求疵非杀不可。”[48]但考诸《题本》，此语只不过是叙述事件之发展过程，紧接此语之后，即有“（袁）曰：营伍定，则年终必行甄别，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文龙于是悔其言之失，私对副将张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师之意，其实营制难，我只管包完东事便了。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等语，这分明是揭露毛文龙在督师面前耍手腕，怎能说是毛文龙已“有所转变”呢？！ ]

罪之二：“说诳欺君，”杀降冒功。这是毛文龙利用其远据海岛而惯用之伎俩，但其实也是漏洞最多、暴露最早的问题。文龙入据镇江之初，即遭后金还击，“斩游击刘某及兵千五百级，文龙仅以身免。”[49]但文龙匿败不报，为登莱通叛王一宁所告发，由于文龙“媚魏忠贤为奥援”，一宁反被诬，逮治论死。[50]天启四年，“时秀水谭昌言为登莱参政。毛文龙药辽人舌献俘，昌言廉得之，密与解药汤，旬日舌清乞命，皆辽人也，言其实，编为农。”[51]同年七月文龙又报三捷，“献浮十二人，而稚儿童女居其八，（袁）化中力请释之，因言文龙叙功之滥，忠贤素庇文龙，益不悦。”[52]后来，袁化中被拷死狱中，这是因素之一。天启五年八月，户科杨文岳曾就毛文龙献俘七名，途至广鹿岛又换回六名一事，上疏参驳说：“臣闻之不胜惊疑。夫献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解来？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53]兵部在覆文龙疏中也指出；“外议啧啧，犹有不敢尽言者”。对于毛文龙的冒捷献俘，不仅“中朝颇知其妄”，[54]朝鲜方面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李）廷龟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炼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天朝，无非皆欺罔之言也。”[55]


罪之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这显然不是指毛文龙所转呈的后金书信中有冒犯语言；而是指文龙本人的真意。对于这一点，《督师题本》讲的是清楚的，即：“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联系到毛文龙曾于崇祯元年春突然拥兵至登州，声言索饷；以及他致皇太极的私通信件中有“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之语，[56]可见事情并非偶然的巧合。

罪之十：“交结近侍。”这也不是指魏忠贤专权时期的一般应酬，而是指派遣心腹，“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实质是结为团伙，即所谓“文龙与魏忠贤相因而相藉者也。”[57]这一点，从魏阉对待毛文龙与袁崇焕一亲一恶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因崇焕“为人疏，于大珰少所结好，”[58]魏忠贤曾“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59]迫使崇焕不得不乞休致仕，只是在忠贤伏诛后才得以复用。而毛文龙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他“务结中贵，以为自固之计，”[60]故“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出都门，皆 .R2K:z:@&o)

C 入权宦囊中”。[61]事实上，在王化贞被处死之后，魏忠贤便成了毛文龙的后台，不仅冒捷冒饷得以通行无阻，而且谁参劾毛文龙，谁就得遭殃，象王一宁、刘之凤、夏之令、袁化中、姜曰广、王梦尹等，或被论死，或被斥逐，这都是魏忠贤庇护毛文龙的结果。甚至在魏阉伏诛之后，仍出现了“内官王国兴擅到海上，称密旨召毛文龙，踪迹诡秘”[62]的情况。可见毛文龙与宦官的关系，实在并不寻常。 )}

罪之十一：敌攻铁山，“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这当然不是指战术上的避实击虚，而是指毛文龙常常临阵逃窜，不敢接战，即《李录》所说的“有同群羊之见猛虎”。至于掩败为功，那也是事实，别的用不着多说，就在铁山惨败之后，毛文龙即上报宣州、义州等处“五捷”，但考之《东华全录》，后金在破铁山后，并无与毛文龙交战之事，所谓五战五捷，实皆虚冒。当时袁崇焕即已指出：“铁山一攻即破，毛不能以一矢加遗，而朝夕报功。”[63]可见崇焕对文龙此种所为是深知的。

罪之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这几乎是所有参劾毛文龙者的共同看法，如崇祯元年，山东总兵杨国栋就曾指出：毛文龙“专阃海外八年，糜费钱粮无算，今日言恢复，明日言捣巢，试问所恢复者何地？所捣者谁巢？”[64]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是有些学者却撒开毛文龙本身的问题不谈，认为这“应首先找督师是问”。[65]我们说，作为统筹全辽战局的督师，对此当然是要负责的。袁崇焕对毛文龙的所作所为，经过查证、并在开导无效之后，毅然斩之，这难道不正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吗？！

在毛文龙的十二条罪状中，我认为最关键的一条是罪之五：“私通外夷。”这不仅仅是“擅开马市”，即“文龙在岛中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66]“私通粟帛，易敌参貂，藉是苞苴，为安身之窟”[67]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通敌叛降。袁崇焕在当时虽然未能看到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往来书简，但对于个中的一些情况是知道的，其中最有可能的是获得了已归正明朝的刘兴祚的告密，只是由于刘兴祚的身份关系，袁崇焕在当时对此事不便明说罢了。《崇祯纪事》载：崇焕奏报中有“文龙逆迹昭然”之语；《蒋录》则载：“明袁崇焕以总兵毛文龙据南海皮岛与我国私通，杀之；”崇祯帝在覆旨中也明确指出：毛文龙“通夷有迹”。这些都证明了毛文龙之通敌，是导至督师斩帅的重要原因。关于毛文龙通敌叛降的问题，因已有学者作了专文论证，[68]我完全同意，在此不准备多说。但仅凭毛文龙在致皇太极信中提出的：“尔取山海，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击，则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属尔管辖；” [69]“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70]以及他准备拿已归正明朝的刘兴祚兄弟与后金作交易等等，就足证毛文龙确是罪在当诛。

程本直在《漩声纪》中对斩帅问题有一段总结性的评论：“客亦闻夫年来国中所议文龙乎？否也。曰虚兵也；曰冒饷也；曰假俘假捷以骗功骗赏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长也；曰一跋扈将军也。自武登抚相与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龙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故崇焕一杀之而通国快然。……是文龙之杀，文龙之罪也，而非崇焕罪也。”程氏的这番评论，是在袁崇焕蒙受种种不白之冤，而“擅杀大帅”之说又甚嚣尘上的时候提出来的，在当时，如果没有一种为公理而抗争的舍身精神，是不敢讲这样的话的。它不仅代表着当时真正的舆论，而且也是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的。

四、关于党争

毛文龙既然罪在当诛，崇祯帝在事后亦有明旨颁示中外予以确认，那末，为什么事隔不久，在朝中竟为此而掀起轩然大波，袁崇焕更因此而惹来杀身之祸？看来，这确实是与明末复杂的党争有关，但决不是党争导致袁崇焕错杀毛文龙，恰恰相反，是袁崇焕因党争的牵扯而被冤杀。

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的一些党人，把迫害毛文龙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诛帅方案早已和钱龙锡等人私下定好，崇焕只不过是按既定方案行事。[71]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第一，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虽很激烈，但奉命主定逆案的韩爌、钱龙锡等人，并不想籍机扩大其打击范围，“方忠贤败时，庄烈帝纳廷臣言，将定从逆案，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议。又以数十人上，帝不怿，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且曰：内侍从恶者亦当入。爌等以不知内侍对。帝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帝召吏部尚书王永光问之，永光以不习刑名对。乃诏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事，于是案名罗列，无脱遗者。崇祯二年三月上之，帝为诏书，颁示天下。”[72]可见，当时打击阉党，本出自崇祯帝的主动，而韩爌、钱龙锡等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反而显得有点保守和被动，如果他们果真要“迫害”毛文龙，那可说是易如反掌，而不必假手于不是党人的袁督师，即使是由于毛文龙手握重兵，远居海岛而想借助袁崇焕的力量以除之，也应先将毛文龙列入逆案，以便师出有名，但事实上毛文龙并不在逆案之列。第二，袁崇焕在出关赴任前，确曾与钱龙锡谈论过毛文龙的问题，但那是袁崇焕从复辽的角度主动提出来的。“大学士钱龙锡，以崇焕召对时有‘五年复辽’语，因造寓询方略。崇焕曰：‘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易耳。”[73]从钱、袁谈话的内容来看，既不是什么迫害，更与党争毫无关系。第三，毛文龙虽说是曾经攀附过魏忠贤，但从朝内党争的角度去衡量，他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当时在朝中的重要的阉党分子如周延儒、温体仁等，尚且没有受到冲击；东林党人更没有必要把远处海岛的毛文龙视作大敌，以至假手督师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第四，袁崇焕对毛文龙其人，虽然早就有些看法，但也并非在复出时就立定了必杀之心。这一点，除上述提到的“可用则用之”一语外，在《斩帅题本》中更是多次提及。如：“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为文龙者，束身归命于朝廷，一听臣之节制，其能为今是昨非，则有生无死。”当文龙抵宁远时，“臣体皇上生之之意，此时仍未有必杀之之心”；其后又“决意东响，深入其地，尚望所见不知所闻，开文龙以有生之路”；甚至在抵达双岛，获悉“文龙之恶，高积如山，向所传闻，不及什一”后，仍“令其亲信，往复开导”，只是在这一切挽救工作失效后，才不得不毅然斩之。那末，袁崇焕是否为了开脱而编造谎言呢？看来也不是，即使是极诋袁崇焕的《明季北略》，也引用了袁氏的话：“与汝谈三日，谁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诳。”[74]再者，按一般情理说，若是蓄意杀害毛文龙，当以在督师之驻地宁远下手最为稳当，不会愚蠢地跑到毛文龙势力范围内的双岛动手。然而事实是毛文龙死于双岛，而非死于宁远，这正说明袁崇焕之诛毛文龙并非预谋，而是情势急迫，不得不作断然处置。

对于督师斩帅，崇祯帝在事后曾有明旨覆示。“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无中制，……仍着安心任事。”[75]可见此事本已了结，其后之所以骤起变幻，原因固然是复杂的，其中有皇太极行反间所造成的巨大阴影；亦有崇祯帝的猜忌多疑，但这些只不过是阉党余孽可以利用的有利时机和条件，问题的实质是阉党藉机翻案。因为“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切骨，”[76]而袁崇焕在《斩帅题本》中适有“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一语。这样，阉党便死死抓住这一条不放，把所谓通敌、斩帅、胁款等等罪名串在一起，以便从袁崇焕开刀，达到攻倒钱龙锡，推翻逆案的目的。正如《国榷》所载：“初，逆珰一案，诸奸憾龙锡，欲借袁崇焕亦起一逆案以相报，因龙锡以罗及诸臣。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77]《明史·韩爌传》亦载：“时逆党虽定，（王）永光及袁弘勋、（高）捷、（史）()辈，日为翻案计。……初，袁崇焕入朝，尝与钱龙锡语边事，龙锡，东林党魁也。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崇焕杀毛文龙所致。捷遂首攻龙锡，逐之。”又“以爌崇焕座主也，”“宜与龙锡并斥，”迫使“爌三疏引疾”告退。再看看当时阉党余孽所上的奏疏，情况就更加清楚，“御史高捷劾大学士钱龙锡曰：袁崇焕罪案已明，臣不必言，独发纵指示之钱龙锡，不胜伤心之痛。……崇焕之杀毛文龙也，龙锡密语手书不一，崇焕疏有龙锡低回私商之语，可覆按也。……崇焕效提刀之力，龙锡发推刃之谋，宜今日龙锡皱眉疾首，不得不作同舟之救也。”[78]但他们第一疏未能奏效，“捷再疏攻，帝意颇动，龙锡再辩，引疾，遂放归。”“至（崇祯）三年八月，()复疏上，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道。”[79]结果，钱龙锡被逮了狱，甚至曾一度论死。可见，阉党余孽所炮制的“擅杀大帅”论，其矛头不仅指向袁崇焕，同时也指向钱龙锡等人。“时群小丽名逆案者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谋既定，欲自兵部发之，尚书梁廷栋惮帝英明（其实是梁廷栋听了余大成的警告，怕事有反覆），不敢任而止。”[80]在这里还应该指出，高捷、史()之流，只不过是前台走卒，整个事件的真正策划者，实为温体仁。刘宗周在其后有疏说：袁案之后，“小人竞起而修门户之怨，举朝士之异己者，概坐焕党，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进，君子退。……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81]温体仁在给其弟幼真家书三则中也透露了个中秘密，“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后金）入犯，皆由袁崇焕以五年灭（虏）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指钱龙锡）、临邑罪枢谋款议，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及敌逼潞河，华亭犹为大言，视逆督如长城，奸党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纠，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辅落胆，复挑祖大寿引兵东行，以为怙逆之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坚圣听。” [82]其后，崇焕部将祖大寿、何可纲等奋力作战，击退后金，收复四城，捷闻，帝以“所复地方皆辽兵之力，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83]从而使袁案一度出现转机，但“体仁前后五疏，力请杀焕，”[84]遂使转机化为泡影，袁崇焕也终于含冤被杀于市。可见袁案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温体仁的密疏都起着主导的作用。

五、关于斩帅后的战局

过去，有些论者之否定斩帅，还有两条理由：一是使后金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入围北京；二是造成皮岛无主，内部互相攻杀，导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投降后金，从而使整个东北战局改观。对于这些看法，我认为也是值得商讨的。

对于所谓“解除后顾之忧”的问题，程本直在《漩声纪》中专门有一段评论说：“客曰：姑舍是。敌之欲走蓟门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龙牵制之也。文龙杀而牵制废，而敌乃得逞焉于蓟也。何曰非崇焕罪也？曰时之遇也，数合也，而谓毛文龙之故也，非也。敌固曾攻宁远于丙寅也；敌固曾围锦州于丁卯也，藉非崇焕死战死守，敌不逮己巳而始纵横于神京之下也。而文龙当日固居然岛上帅也，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乌在今日必其能牵制之而使不来也？！”程氏这一连串的质问，是针锋相对的，也是切中要害的。那末，皇太极为何恰在毛文龙被杀不久即入围北京？考其原因，我认为这主要是当时和议破裂造成的。汉臣高鸿中在事前曾向皇太极建议：“若此时他来讲和，查其真伪如何，若果真心讲和，我以诚心许之。……（若）是要人要地，此和不必说。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况，或攻或围，再作方略。”[85]正在这个时候，袁崇焕在议款中坚持以“归叛人，还侵地”为条件，而皇太极则认为“辽东土地天授，不可还。”[86]并谕贝勒大臣说：“我屡欲和而彼不从，岂可坐待”，“我故兴兵由捷径而入，破釜沉舟，断不返旆。”[87]据此足证已巳之师，是按高鸿中的建议进行的；而高氏奏本，主要是针对和议之进展情况，根本就没有考虑毛文龙的所谓牵制。至于说到皇太极的“后顾之忧”，这倒是有的，但后金所害怕的并不是毛文龙，而是袁崇焕。当后金师次青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尔古泰晚诣御幄，……谓此行深入敌境，若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若明人会各路兵来围，为之奈何？！倘从后堵截，致无归路，何由返国？！”[88]并曾密议班师。这都说明后金是有后顾之忧的，而他们所忧的，舍袁督师外，还能是谁呢？！

至于其后东北战局的改观，更不能归咎于袁崇焕的斩帅。事实上，袁崇焕在斩帅时即当众宣布：“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89]这表明他对于整治东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并且切切实实地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禄）、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90]不久又上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91]最后又把东江、宁锦、登莱、天津的防务联为一体，总兵力达到十五万三千有奇。[91]只是在数月后的已己之变中，崇焕被逮下狱，并被磔死，才使整治东江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因而造成皮岛无主的真正原因，不在于袁崇焕的斩帅，而在于袁崇焕的被冤杀，这是很清楚的。其后东江内部的互相攻杀及诸将的先后叛降，自然有其具体原因，而且是与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有关，在这里不想作过多的论述，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如果这些攻杀与叛降是发生在袁督师任内，他当然要负责；但这一切却是发生在袁崇焕被杀之后，一切条件和情况都改变了，若仍归罪于袁崇焕，这能说是公平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孟森先生有一段评论说：“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有所为，乃身既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92]这一意见，我认为是很值得考虑的，看来，现在该是我们正视“杀崇焕者之罪”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