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刘邓大军鲁西南大捷后在毛泽东严厉催促下，尽管有不同意见，仍被迫放弃休整仓促跃进大别山，陷入空前困境

　　 为执行上述毛泽东的跃进中原战略，刘邓大军于6月30日以第1、2、3、6纵队12万人、62门榴弹炮和山野炮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历时28天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9个半旅5.6万人，缴获包括64门山野炮在内的大量物资。此役能歼灭被围敌军，我军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羊山集顽抗的整编66师师长宋瑞珂被俘后感叹我军“炮火猛烈得使我们抬不起头来”。鲁西南战役表面看是外线跃进作战，被称为揭开战略进攻序幕，但仍是依托豫皖苏老解放区作战，还是内线歼敌。连同此前歼敌4万的豫北攻势，刘邓大军战争开始以来在内线已经“九战九捷”,使国民党军队损失30个旅、近30万人。 鉴于刘邓内线作战的显著战绩，毛泽东于7月10日要求刘邓争取在陇海路以北更多歼灭敌军。“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31页）。

　　 然而很快毛泽东就改变决心，7月23日要求刘邓不要后方跃进大别山，同时要华东野战军1、4纵队（叶飞、陶勇）渡过长江到闽浙赣创立根据地（电文如上述）。

　　 毛泽东这个跃进战略使刘邓、陈粟感到困难很大，均请求休整和再在内线歼敌一段时间。刘邓于7月28日复电称：部队的目前状况是，连续作战，伤亡13万，炮弹消耗殆尽，无法补充；没有新兵．俘虏可补足伤亡，但至少要20天的教育争取；医院已人满为患、一时难以抽出作进军之用；甚至连大别山地区的军用地图还不完备。总之，眼下部队亟待休整，若立即南下转向大别山敌占区，困难极大。此次鲁西南作战原考虑依托老区接济，故所带经费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难生活。刘邓还认为当前战局有利，“我们当前有敌十几个旅，战力均不强，山东敌难西调鲁西南，因此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再消灭其七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陈粟也于27日致电中央军委：目前国民党军在华东、晋冀鲁豫可机动兵力不过30个旅，“如果我们能在内线再歼其机动旅10—12个，将对外线歼敌有极大之便利。而要求得在内线歼敌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捕捉战机”。陈粟认为，插入敌后完全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大规模作战困难太大。他们建议在内线再作战一个月，然后南进便利较多。

　　 面对两路诸侯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虽勉强同意，但通过强调“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来坚持己见。7月29日军委电两路诸侯：

　　 “（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 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8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利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和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58页）。

　　 这封电报刘伯承和邓小平反复看了十几遍，在“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致陕北不能支持”一段下加了重重的黑点，最后决定立即执行跃进战略。尽管刘邓大军中各纵队司令员陈再道、 杨勇、陈锡联都有不同意见，但跃进方针已定。邓小平后来回顾鲁西南大捷后这段跃进决策的历史说：下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邓小平文选》，第3卷339页）。“当时，真正的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560页）。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蒋介石下令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白崇禧指挥33个旅的兵力进行围剿。刘邓将部队适时进行再分遣。派刚刚抵达大别山的第10、12纵队分别西越平汉路，开辟江汉、桐柏根据地，连同已经建立的皖西、鄂豫军区，扩大我军势力范围。而后，又将野战军指挥部一分为二——“后指”率第1纵队北渡淮河，合同陈粟、陈谢牵制敌人，开辟中原战场；“前指”则率第2、3、6纵队留在大别山区，寻机歼敌，巩固根据地。

　　 白崇禧仍集中主要兵力不放，采取军事和政治相结合、围攻与“清剿”相结合的总体战——网罗地主恶霸，发展特务组织，恢复保甲制度，建立“碉堡网”、“公路网”，配合正规部队，摧毁共产党地方政权和武装；实行“三光”、“移民”、“并村”政策，掠夺粮食，捕杀共产党干部，制造无人区。

　　 刘邓大军每一仗都是在数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包抄中进行的。弹药缺乏，没有后勤供应，常常是一天辗转百余里，饿着肚子打仗，陷入空前困境。

　　 那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遇到多大的困难呢？比长征还苦几倍！一位当事人回忆：“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让张国焘整得三过雪山，两过草地，又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闯过大戈壁，什么苦没吃过？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 这些苦包括：“进了大别山，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饿肚子，打摆子，生疮流脓，跑肚拉稀……”大别山我军四进四出，老百姓确实给杀惨了，杀怕了。“老百姓一见我们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别说抬担架支前，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还遭到国民党保安队袭扰，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在迅速增加，除了伤病员，更多的是开小差。开始一个人两个人地跑，后来整班整班地跑，集体当逃兵。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势，刘邓大军除初期利用敌军疏忽在高山铺歼敌1个师外，难以打歼灭战，还被迫分两个指挥部行动。到1948年2月，已无法在大别山立足。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要求刘邓转出大别山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打歼灭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388页）。2月8日刘伯承致电邓小平，考虑将中原领导机关转移到豫西和桐柏。邓小平2月9日复电中央军委，赞成转出大别山：“我野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的行动，实属必要”（《从延安到北京》，278-279页）。

　　 刘邓大军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转出大别山，历时7个月，换得的代价是什么呢？人员减半。

　　 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第1纵队33357人；第2纵队31000人；第3纵队26468人；第6纵队26322人；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总计南下124147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第1纵队15363人；第2纵队11627人；第3纵队15384人；第6纵队14280人；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万人”。

　　 由浩浩12万大军变为不足7万人马，笔者已经感到不需再举更多的例子，发更多的感慨了。仅此冷冰冰的数字，足以使人们体味到刘邓大军所付出的艰难、困苦、英勇和牺牲。

　　 4、华东野战军仓促“七月分兵”，遭受空前挫折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大胜后，毛泽东改变了要华东野战军6月10日前配合刘邓出击外线的计划，计划华野至年底仍在内线作战。5月22日，毛泽东电告陈粟谭等：“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为此决定山东方面应“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81页）。毛泽东要求华东野战军在完成内线作战任务后再越陇海铁路东段进入苏皖边区外线作战。

　　 孟良崮惨败后，蒋介石起用侵华日军头号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拿出了“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的新作战方针，将主力9个整编师24个旅摆在不到50公里正面上，猬集一团滚进，华野一时无战机可寻。6月22日，毛泽东指示华野“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但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改变了决心，于29日指示华野：刘邓转入战略进攻后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华野须分兵出击。“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其远后方之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13页）。这一指示，对5月22日要求华野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是一个根本的修改。

　　 华野于次日即6月30日就立即决定执行分兵方针，实行紧急分兵方案——派陈士榘、唐亮率第3、8、10纵队西取津浦路，叶飞、陶勇率第1、4纵队绕过敌人重兵，直下鲁南，只留下第2、6、7、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鲁中坚持，以便三方呼应，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7月2日，中央军委回电，除指出陈、粟、谭分兵部署甚好外，还要求陈士榘、唐亮的3个纵队“在打泰安得手后……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的通道”。此后，中央军委又决定叶飞、陶勇的2个纵队也向鲁西南挺进。

　　 时值山东连日暴雨，山洪横溢。出击鲁西南的5个纵队在20多个日夜中顶着瓢泼大雨和齐腰深的泥水，全线出击津浦路，但除在费县歼灭敌军1个旅外，汶上、济宁、滕县等要点均未攻克，局面被动。叶飞、陶勇的1、4纵队遭桂系拦阻，被迫徒涉因暴雨猛涨的沙河，丢弃大部分重装备，减员达2万人。坚持内线的4个纵队在粟裕指挥下，7月17日打南麻的整编11师，因连日阴雨弹药受潮，难以发挥效力，5昼夜只消灭1个团。7月24日攻临朐第8军，时逢暴雨山洪，弥河泛滥，临朐城外水深数尺，又是一个5昼夜，仅仅吃掉2个营……南麻、临朐战役，华野内线兵团歼敌1.8万人，自身伤亡达2.1万人，超过了敌军。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打了八仗，却有五仗没有打好。部队伤亡巨大，然而比伤亡更令人焦灼的是部队士气受到重创。从临朐前线撤下来，粟裕以沉重的心情起草了8月4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就南麻战役失利引咎自责。8月6日，陈毅亲笔写了份“指人译”的电稿，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除检讨“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之外，特别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我党20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

　　 但此时毛泽东的心情比陈、粟更焦急，自从刘邓挥师南下，凡有刘邓电报来，无论白天夜晚，毛泽东必亲自处理。为保证大军南下顺利，他令陈赓率部渡过黄河之后，又几次电催陈粟南下豫皖苏钳制敌人，以减轻刘邓的压力。然而陈、粟至今未动。刘邓来电告急：国民党数十个旅形成堵截包围态势，企图将我围歼于进军途中。毛泽东于8月30日致电陈粟：

　　 “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最近几天又将注意力放在胶东，其实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5军、57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我们对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20多天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为此问题，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这封极其重要的电报，没有收进《毛泽东军事文集》，只在《毛泽东军事年谱》中简略提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98页）。电报措辞是严厉的。近一个时期，毛泽东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均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唯独给陈、粟的电报则全部署名“毛泽东”，并且必签上4个粗重的A，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华野西兵团渡河南下。由此足见毛泽东的决心与焦急。次后毛泽东亲自署名督促西兵团外线出击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发来，措辞一次更比一次严厉。用陈毅后来的话说：“当时的情景，真是火烧屁股——迫得紧！”

　　 在毛泽东8月30日大发雷霆，用浮肿的手写下那封毫不留情面的电文时，陈毅正在损失最大的第10纵队作报告，接到粟裕的电话，他知道事情严重，连忙收尾，跳上汽车，这时候的陈毅出现了少有的狼狈：“帽檐转到了后脑勺，烟头对烟尾一支一支地抽。”

　　 回到华野指挥部，看罢电报，陈毅联想到上月底毛泽东说明“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有“不能支持”的危险的电文，已经体现了中央领导的严重处境，而手中的电报更使他感受到毛泽东万分焦急的心情。

　　9月3日毛泽东又来了一封亲署的电报：“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军中要禁绝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236页）。

　　 为此陈粟于9月3日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进行了外线出击的动员，随即出击豫皖苏。但也是一直难以打开局面，与国民党军在中原拉锯近一年，损耗极大，发展困难。“七月分兵”时，华东野战军27万人，军区36万人，合计63万人，为全国解放区第一；到一年后的1948年7月，野战军35万人，军区31万人，合计66万人，基本与一年前持平，外线几个主力纵队元气大伤，编制缺额情况严重。1纵仅20163人，3纵23112人，4纵21800人、6纵20700人，均只有编制数的2/3左右。内线作战的许世友山东兵团情况稍好（如9纵30735人）。这就是华野外线作战一年的情况，与第一年内线作战后兵力翻番相比天差地远，原本兵力全国第一的地位也被东北超过。

　　 5、陈赓兵团不入陕北而下豫西，导致最后的大错

　　 关于陈赓兵团的使用方向，毛泽东原意图其加入西北战场。如上所述5月4日的电报规定：“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部，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50页）。对陈赓兵团的即将到来，西北野战军领导人欢欣鼓舞，5月8日彭德怀等致电中央，认为“边区与陈谢两军合力消灭胡宗南主力，至为重要”，并满怀信心地表示：两军合力“六个月内可能完成”消灭胡宗南主力的任务。

　　 5月24日，毛泽东致电陈赓、谢富治：“你们纵队六月内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工作……准备于七月上旬由大宁、军渡之间渡河，先至陕北作战，再至宁夏、甘肃广大区域作战，以歼灭胡军及其他顽部，夺取大西北为目标，即借此以保卫山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83页）。

　　 6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陈赓到中央军委面谈，25日陈赓动身。这时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毛泽东对陈赓兵团到底是到西渡陕北还是南下豫西产生犹豫，7月4日要彭德怀考虑这两个方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25页）。但陈赓兵团领导人仍表示应前来陕北。谢富治等于7月5日致电毛泽东和陈赓，表示“我部七月中旬可完成一切出动准备，干部对出陕北均有决心和信心”。但毛泽东出于陕北粮食供应、牵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考虑，已定下了陈赓兵团南下豫西的决定。

　　 1947年7月21日到23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与会包括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毛泽东会上提出：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4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7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43-145页）。

　　 陈赓兵团南下豫西，是三军经略中原的最后一招错着，至此“大转折”的三支大军，全都使用错了。

　　 6、对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经略中原的总体评价

　　 由上可见，毛泽东的这个第二次“隆重推出”的外线跃进战略，是在刘邓、陈粟、陈赓三路诸侯均有疑虑的情况下强制推行的。如果说战争初期的南线出击津浦路的外线战略因粟裕上书等原因而修改并为实践证明内线作战之正确，那么此次毛泽东坚持千里跃进的理由是什么呢？一是继续内线作战解放区承受不起，会自己跨掉，因此要到国统区吃饭；二是陕北危急，再不出击吸引敌军陕北也支持不住。而建国后50年我们官方历史对这次战略跃进的评价是高唱赞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这里说的“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这里说的“独特方式”，是指：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可惜，无论是毛泽东的考虑还是“五十年不变”的高度评价，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解放战争第一年的作战胜利，证明了内线歼敌的正确。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后，兵力密集，一时无战机可寻，但正如毛泽东在孟良崮战役前后电报一再强调的，必须要有极大耐心，不要性急，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刘邓表示，现在歼敌“形势很好”； 陈粟认为“在内线歼敌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捕捉战机”。但毛泽东因陕北局势过于危急，仓促中强行要求执行外线跃进计划。

　　 陕北“三战三捷”后，胡宗南军行动谨慎，我军一时无战机可寻，结果被敌军夺取陕北全部县城，我中央机关在敌重兵中周旋，夜晚宿营时甚至能看到敌军篝火，更严重的是粮食不足。从1947年8月23日开始，毛泽东等在佳县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由于陕北当年罕见的天灾和频繁的战事，粮食物品奇缺，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极度的疲劳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毛泽东浑身浮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8月30日给陈粟发去了那封措辞严厉的“4A”电报。

　　 毫无疑问，刘邓跃进大别山和陈粟出击豫皖苏，确实可以吸引大量敌军，但我前面已指出，这毕竟是“扬汤止沸”。只有大打歼灭战，才能“釜底抽薪”。刘邓发起鲁西南战役，迫使蒋介石紧急从豫北、陕西、武汉、洛阳抽调5个师增援，真是捉襟见肘。而此前刘邓的定陶歼灭战，又迫使敌军从山东抽调5军、整编11师增援，山东我军趁机取得宿北、鲁南的大捷。当敌军“三大主力”云集山东后，刘邓却在鲁西南歼敌9个半旅，两军你打我拉，使敌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就更为我军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机会。外线出击前刘邓、陈粟力主依托内线再歼敌20个旅左右，完全是有根据的。

　　 反之出击外线，则失去大打歼灭战的条件。上述大别山亲历者的回忆就是最好的说明：别说打仗，行军都困难。刘邓和陈粟依托内线打的大歼灭战，每次都有几十万民工随军行动，往往是参战兵力的2倍。这一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并不是每个解放区都具备的，如东北野战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前后，因根据地尚在建设时期，随军民工仅野战部队十几分之一，故歼灭战效果不显著，不及关内我军。外线出击后，南线我军就失去了这一有利条件。

　　 再说调动敌人。刘邓跃进大别山，吸引了敌军33个旅，但其中除桂系由山东抽调外，还是原来郑州绥靖公署的兵力（此时已由徐州陆军总部指挥），因此吸引山东、陕北兵力不多，反而惹出了敌军武汉行营的兵力和白崇禧。蒋介石进攻解放区，需在后方留守大量兵力（这些兵力在前线失利时也会逐步前调，但我军可各个击破），但刘邓跃进大别山抢占武汉行营的地盘，原本闲置的这支敌军集团如罗广文、张轸、夏威部就倾全力来争夺，重兵云集下我军就难以开展歼灭战。

　　 再说白崇禧。蒋系、桂系原本誓不两立，内战时蒋介石给了白崇禧一个“国防部长”的空衔，实际不用。高山铺惨败之后，蒋介石终于决定放白崇禧进山。抗战时间桂系就在大别山经营（当时新四军4支队长高敬亭曾建议我军抢先夺占大别山根据地，被否决，高也被枪毙），建立严密的保甲制度，加之地形熟悉，结果敌军在我根据地面对的无粮食、敌情不明，饱守袭扰等困难，现在轮到刘邓大军来身受。加上白崇禧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又特别熟悉游击战那一套，不为刘邓机动所调动，集中兵力稳步逐一攻占我大别山根据地全部县城，最后迫使刘邓转出大别山。现在我们提到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都一致赞扬刘邓争取了最好的结果，即付出代价，站住了脚，实际根本不是如此。还在全国解放后，大别山还有十几个县城被土匪盘踞，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一股，所以刘邓创立的大别山根据地，是早已丧失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历来为我军作战所利用。这次是捅了马蜂窝，惹出了白崇禧。白崇禧对他多年经营的大别山十分看重，但对整个中原局势就漠不关心。淮海战役前蒋介石要求白崇禧指挥徐州、武汉两大集团的百万大军，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第一次向桂系交权，但白崇禧根本不理，还扣住武汉行营的3兵团、2军等精锐部队不放，不投入淮海战场。如果是白崇禧而不是刘峙坐镇徐州，淮海战役的进程就难以预料了。

　　 前面提到，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兵力减半。就整个中原军区而言，兵力也减少得厉害。淮海战役前中原野战军15万人，与刘邓大军跃进前野战军28万相比，几乎减半。与内线一年作战兵力翻一倍相比，是越打越弱了。还有就是挺进大别山时丢弃了全部重型火炮。我在“歪打正着的朝鲜战争”一文中早就指出，现代战争的特点，是枪战到炮战的过渡，如炮兵不足，就会给攻城和围歼敌军重兵集团带来极大困难。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刘邓初期以本身力量独力歼击黄维兵团，但兵力不占优势，火力更处绝对劣势（火炮很少），结果迟迟不能解决。为此华野先抽调预备队7、13纵队增援，发起总攻，但5天激战仍无进展。结果华野再次抽调3、11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加入打黄维，并由陈士榘指挥作为主力突击集团，才硬行攻歼黄维。所以，淮海战役三个阶段，主要还是由华野承担。粟裕后来回忆说淮海战役中“华野任务一再变化，兵力使用已达极限”，就是指此。

　　 淮海战役时两相对比，使华野部分人员看不起中野，“中野不如华野，黄维兵团迟迟不能解决，中野到大别山后没有打什么大仗”（《陶勇将军著作集》，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154页）。粟裕决定，消灭黄维兵团的全部缴获，全部交给中野。淮海战役后，又决定华野每个纵队抽调6000俘虏兵补充中野（《陶勇将军著作集》，158页）。，这样中野才恢复元气，渡江战役前重新恢复到28万人。一支原本“九战九捷”威震敌胆的大军落到如此地步，使人痛心，正如毛泽东所说，是被拖垮了。

　　 华野战斗力的衰退程度不及中野，主要还是因为不象刘邓一样完全不要后方的千里跃进，出击豫皖苏也还是依托老区作战（正如刘邓鲁西南大捷一样），但损耗之大也令人惊心。依托内线作战，能接连取得一个个震惊全国的空前大捷，孟良崮战役更是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从敌数十万重兵集团中硬是“猛虎掏心”强行分割出战斗力最强的整编74师并予以全歼，使敌军上下为之胆寒，而我军损失仅为敌1/3（1万人）。但“七月分兵”后的南麻、临朐战役，华野内线兵团歼敌1.8万人，自身伤亡达2.1万人；外线出击鲁南的叶飞、陶勇1、4纵队，减员2万。加上其他损失，以此5万损失的代价（还要考虑许多重装备丢弃），我军在内线作战的话，还可以多打几个类似孟良崮的战役，歼敌4—5个战斗力很强的整编师，实际上可完全打破山东敌军的重点攻势（这也与粟裕反对千里跃进江南的主要理由之一相似）。

　　 华野“七月分兵”后，主力分在豫皖苏、胶东、苏北三处，兵力最大的西兵团也只有6个纵队（外加特种兵纵队），既要歼灭敌军大部队又要阻击敌援军，是不够的。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地区一直是敌我双方的主战场，战局成败关系重大，粟裕一贯用兵谨慎，深知阻援成败直接关系到战场主动权，如不能有效阻止敌增援解围，不但围歼敌军集团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不能顺利地撤离战场，将陷入全面被动。在粟裕指挥的合围作战中，阻援兵力多于围歼兵力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孟良崮战役以11个师的兵力围歼整74师，而以18个师的兵力进行阻援作战；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粟裕以2个纵队围攻开封，以7个纵队阻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第二阶段则是以4个纵队围歼区兵团，以5个纵队阻援；济南战役攻城14万人，打援却有18万人。但“七月分兵”后我外线西兵团仅6个纵队，除在沙土集和金刚寺打了中小型歼灭战外（还有与陈赓兵团联合攻克洛阳），基本上与敌军主力来回拉锯，疲惫不堪（这一点也是粟裕反对跃进江南的论据之一，下面再述），与内线作战中一个个空前大捷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