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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 破神,袁崇焕之失
送交者: 匪连长 2006年09月07日09:08:3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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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16&Page=1&TopicID=1652160

破神,袁崇焕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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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06-9-5 16:40:48编辑引用回复留言举报 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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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7-26 5:16:15 发帖人: 马甲之King 网友评论 859 条 进入历史风云之中国史

最近一直在看各种关于明朝末年历史的书籍和资料,甚至网上一些高手的文字,得益非欠,看崇祯朝的历史,有一个人不能不说,那就是袁崇焕。我想综合各种资料,和网上高手论战的文字来说说这个问题,这篇文章绝对不是原创,算是自己学习那段历史的一个心得。

在我看来袁崇焕是一个爱国的军人,但是也是一个有着严重失误的军人,甚至极端点说崇祯杀袁并没有冤枉他。

先看《明史》里记载的袁崇焕的罪名;“擅主和议 专戮大帅”,可是《崇祯实录》“崇祯三年八月”条目下有“癸亥 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 處以殊死 上御煖閣 輔臣成基命等入對 久之 出御平臺 文武諸臣俱入 諭曰 袁崇煥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 市粟挚畈粦 散遣援兵 潛移喇嘛僧入城 卿等已知之 自當依律正法 今特流其妻子 兄弟 餘不問 輔臣頓首謝 崇煥 藤縣人 萬曆己未進士 素以韜略自詡 迨督師出鎮遼東 其入援時 三日五賜金 幣宣勞 親為飲至 而遷延不戰 至擅殺毛文龍 朝議紛紛 以致殺身”字样。

而《崇祯长编》更是明确指出袁的罪状:

“谕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纵兵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携潜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令刑部会字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这就叫人奇怪了,怎么不一样。

而结合三本书背景,可以说《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可信度很高,也就是说崇祯杀袁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官方公布的认为杀袁宠焕的理由应该是“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 市粟挚畈粦 散遣援兵 潛移喇嘛僧入城”。

我们可以把这些罪名,分开来一个个看,看看到底这些罪名能否成立。

首先看“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这八个字能否成立(论袁崇焕辽东失误一览):

说这个问题,首先要看看天启末年,崇祯初年时明朝财政状况,在天启初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再加上赋税连年拖欠,实际的收入只不过二百余万两,而支出却达到了五百余万两!为了填补巨大的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天启朝几乎年年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可纵然是如此,在天启七年,大明朝的财政还是有1646575两的亏空。(数字来源:《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甚至〈明史记事本末〉里还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言:……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而黄仁宇也认为明帝国首先是经济崩溃,其后才是政治崩溃,由此我想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末年各军皆欠饷了,其实别说军队,就是明朝皇室那些藩王的年俸,明朝政府也是长期拖欠的,(详参见〈万历十五年〉)因此尽管明朝政府拖欠军饷是很恶劣的行为,但是不得不说在那个时期,这又是无可奈何的很正常的现象。理由很简单:朝廷没那么多钱。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崇祯依然全力支持袁崇焕,辽东军饷几乎是悉数拨给,在袁之前,辽东的军事预算是一百六十万,由于袁的请求,辽饷增至二百八十万,多了整整一百二十万.(崇祯元年,辽饷为6831133两;崇祯元年至二年,国家的正常赋税是二百五十万,辽饷是6831133两,朝庭的亏空是一百五十万。除此之外,崇祯还有内孥可支配,崇祯元年从内孥抽调了差不多一百万填补各地所欠的军饷,崇祯二年则缺具体数字。《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226页,《熹宗实录》卷十七卷二十九卷四十二;《明史》卷七十八;《崇祯长编》卷三十八;毕自严所写《度支奏议》新饷司六。)请注意,这还是在崇祯减免赋税,削减开支,与民休息的政策的前提下。

也许我们今天的人看来给军队发薪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崇祯朝朝野每一个人看来,这是皇恩浩荡,是崇祯给予了袁崇焕极大的信任和支持。要知道即使是宣、大这样的重镇士兵的薪水也是照样欠着的。

可是袁崇焕回报给崇祯的是什么呢?“五年平辽”,平成后金骑兵杀到了北京城下。而只是崇祯二年的事情。

崇祯与他的哥哥天启皇帝,爷爷万历皇帝相比,对辽东最关注,政策也最倾斜,给辽东诸军的待遇也最好,可是他得到的回报是什么?万历、天启朝即使拖欠饷银,权阉当道时女真人都没有杀到北京城下,可是惟独就在他这个最支持、最看重辽东的皇帝治下,满人打倒了北京。那年,他18岁。他为什么没有理由怨恨,恼怒袁崇焕?袁崇焕真的没有一点责任?

任谁都知道,辽东明朝军队军力不如后金,要想打败后金必须联合朝鲜、蒙古。而当女真人在皇太极的率领下,于天启七年攻击朝鲜时,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却为皇太极的议和所迷惑,这从他给朝廷的奏折可以看出:袁一方面说满人似真有输款厌战之意,可乘其不备起兵攻之;一方面又说满人将三路攻锦州,他将严阵以待。到了事后,袁又说早就知道满人会攻朝鲜的了。(《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奴遣方金纳,温台什二夷奉书至臣,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书封称大人,而犹书大金字面,一踵老酋故智,臣即封还之。潜侦其意,则深悔奴之悖逆,来文差误者。窃念兵连十载,中空外竭,鬼怨神愁,乘此逆夷厌兵之时,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奴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黄泥洼;一往红罗山。我兵固守如铁桶,而以精骑为奇游,备贼败归截击……卷三三, 辽东巡抚袁崇焕仰仰遵明旨飞报军情疏曰:随奉明旨云云,该臣看得夷兵东犯朝鲜,臣久已知之.)

朝鲜衰弱,加之内乱初息,自然无法抵挡满人的狂攻,只得向大明求救。此刻,纵然是反应迟钝的朝庭也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于是下旨令袁崇焕自西策应,援救朝鲜。(《熹宗实录》卷八十二。天启七年四月塘报。《三朝辽事实录》天启七年三月)

可是这个时候,袁宠焕的绥靖毛病犯了,当然在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点。他并不想出兵自西线攻沈阳以救朝鲜。朝庭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袁上疏抗辨:“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事实上,在当时满人的全部正规兵力也只不过八万余人,能动员的兵力也只不过十余万,长期与满打交道的袁因何会不知?皇太极以八万攻朝鲜,再加上分驻各地的满兵,守沈阳的兵力确是不多;而袁所控制的义州距离沈阳也不过三百余里,何来深入?迫于朝庭压力,拖延甚久的袁终于出兵了。三月,先派水军五百支援东江,再以“关外三军营及前锋三营,抚镇标下四营,每营选精兵九百”,合兵九千,“进逼三岔河,为捣巢之举”。此后这九千兵马便一带停滞在三岔河,也不知道干什么,从此西线无战事,直至四月十八朝鲜战事结束。事后,曾做过辽东经略兵部尚书的王在晋质疑道:“辽抚援鲜,布置极其可观。乃官兵望河而止,此真为纸上之兵也。辽兵果可用耶?”袁崇焕于辽东统兵近七万,却只派出区区九千,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消极避战之意非常明显。(《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四月塘报。《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四月塘报。巡抚辽东袁崇焕疏奏《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三,天启七年三月塘报,登莱巡抚李嵩奏言:正月十四,奴兵八万余众犯抢。《两朝从信录》卷三三,辽东巡抚袁崇焕仰仰遵明旨飞报军情疏曰:臣已发水营都司徐永曾先出,张斌良继之,汪翥劲后,各舟二十只,兵士合五百人。……《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而且从八旗构成看,后金为攻打朝鲜倾巢而出也是可信的。
满清的兵力情况:
八旗制度本以五五制为基础的,但后来满人人口增多,打破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的建制,但甲喇仍是由五牛录为建制。
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时,满军八旗共有牛录270,总计兵力为81000人;
公元1642年(崇祯十五年)时,满军八旗共有牛录319,总计兵力为95700人;
二, 蒙军八旗:
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时,蒙军八旗的组成为:
1, 正黄旗,旗主阿岱,兵力1356人;
2, 镶黄旗,旗主达赖,兵力1425人;
3, 正红旗,旗主恩格图,兵力800人;
4, 镶红旗,旗主布亦岱(额附),兵力为1016人;
5, 正白旗,旗主伊拜,兵力8090人;
6, 镶白旗,旗主苏纳(额附),兵力960人;
7, 正蓝旗,旗主武赖,兵力860人。
8, 镶蓝旗,旗主瑚什布,兵力913人。
合计:15420人。
在丁卯年,满人的正规兵力只能是比上述数字更少。

这次的朝鲜战事将袁在战略上的短视表露无疑,而他所津津乐道的议和不但为自己日后的惨死埋下伏笔,还直接让所有大明的臣蕃属国心寒(《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辽东经略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终日只说我等不助兵,汝却驮带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据此,我将何辞应之?……注:虏指蒙古人;奴指满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很多人都说议和自崇焕起,甚至将议和视为袁崇焕战略上高瞻远瞩的英明决定。这其实很荒谬,表面上看来--尽管皇太极极尽谦恭之词---而实际上却是笑里藏刀暗伏杀机,和平—并不是野心勃勃的皇太极所渴求的。我很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现在居然还有人信?!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行动上说--皇太极从来就没有过诚意与大明议和,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之时,皇太极悄悄地将刀口对准了东江朝鲜;当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之时,皇太极实际上正准备着南下征明。议和—在皇太极看来只是可供利用的棋子---缓兵之计!袁崇焕此时也做了一件比较天真的事,面对着袍泽和属国的沦丧,他并非是第一时间出兵策应,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很可惜,皇太极并不领令。

袁崇焕对此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于满人的议和—袁并没有全信—或是说姑且信之,在袁的想法里—加强锦宁一线的防御才是当务之急!他也想趁满兵无法东顾之机抓紧时间修缮锦义凌松诸城,这才是袁所希望的。无论袁持何种想法---只着眼于一地利益而忽视大局发展----甚至故意拖延而不肯出兵---这种战略上的短视---是建立在损害国家利益之上的---最终的后果是--朝鲜被征服了---大明的对满人的经济封锁破产了。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得反驳,正是袁及时地修缮好了锦宁防线,才有可能取得后来锦宁之战的胜利---这又是袁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的体现之一。表面确是如此,可是,长远考虑一下,若非朝鲜被征服,满人获得了大量的粮食财富,因长期征战造致经济凋零供应匮乏的状况得到改善,并使朝鲜在以后都成了满人的后勤粮仓,那么,正物资缺匮的满人又用什么来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作战?正处于大饥荒的满人还能有什么手段摆脱困境?若袁肯早出兵,皇太极又用什么来进行两线作战?皇太极进行了一次赌博,他把所有的家底都押在了西线—急于解决的饥荒和日益缺乏的军粮迫使他这样做,这一把他押中了。可以这么说--袁崇焕的绥靖和短视促使了皇太极的成功。(以上摘录于疯行烈〈对袁崇焕的质疑II〉原帖见春秋战国网站)

这当然不能作为崇祯杀袁宠焕的理由,毕竟是天启年间的事情,可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袁崇焕作为重镇统帅是有严重失误和不足的。

现在回过头说袁崇焕托付不效,首先看崇祯二年皇太极的军事行动,这不是一、两千人的小规模偷袭,而是十万大军有详细计划的南侵。作为防守后金第一线的最高军政长官,蓟辽督师袁崇焕对此真的一无所知吗?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 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

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

另外,王怀达和陈国威又说道,宁远南台堡一带“建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持弓矢……”(宁远一带居然有这么多满人的谍哨……)

最后,王陈二人又指出了满人可能准备南下:“……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

陈仁锡闻报大惊,“仁锡言于关内道,甚壮之,竟不果。后建州兵入口,俱如二生言” —《明史记事本末》。(说句题外话,虽然这些我都是在网上找来的,可是《明史记事本末》我确实也找来看过,看过原书更是感叹,后金要入侵的消息连辽东士绅都知道了,可奈何袁督师却不相信)

由此可见袁崇焕不是不知道后金准备南下,而是知道了却不相信。这先不说,作为对敌最前线,袁崇焕即使是不相信后金入侵,至少也该派出斥候吧?难道派出一些斥候就会使得辽东难以运转吗?会比袁筑城还花钱?

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法从任何一本记载那个时期历史的书籍资料中找到袁崇焕派出斥候的记录

而对于远在北京的朝廷来说,后金正面就是辽东锦宁防线,而西面是察哈尔蒙古的古刺慎部,这是个亲明的部落,与袁的关系也非常的好,袁在崇祯二年初甚至还为其上奏请封。后金南下,是不可能瞒得过这个部落的,而这个亲明的部落虽说是末必肯为大明出力,但通风报信的事还是会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袁居然让十万人从容的南下,这让朝廷上下怎么看袁崇焕?崇祯说袁崇焕“付託不效”有错吗?

当然有一种声音认为后金南下并不是通过辽东,而是绕道攻破蓟镇,甚至袁本人还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加强蓟镇的守备。

先不说袁崇焕的头衔就是蓟辽督师,我们来看看袁崇焕到底能不能管蓟镇: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袁呈至兵部奏折有其中的内容:“……惟备行关内永平二道,清汰去后,据永平道右布政郑国昌呈,称滦州训导三员,内多一员,永平卢龙二卫知事二员,俱应减去……“这是关于栽减亢员的奏折,都是藓镇境内的,袁根据永平右布政郑国昌的报告而上奏朝庭减亢员的,这说明了袁对蓟镇拥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或者说蓟辽总督和蓟辽督师在管理蓟镇上权利是有重叠,可是结合袁的地位和受宠信的程度,没有任何理由说袁根本管不到蓟镇。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摘录〈袁崇焕评传〉

这封奏折一直是为袁辩护的铁证,可是谁又知道袁奏折的核心内容是要举荐部下林远为总兵官。之前袁已请奏祖大寿为锦州总兵,何可纲为宁远总兵,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并应袁的要求撒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如今袁还要再加多个蓟镇里的总兵,这就意味着畿辅尽在袁一个人的掌握之下,这样过分的请求谁敢答应他?别说崇祯皇帝,就是现代社会,国防部长这样安排人手,国家主席肯与不肯也还是未知数。

结合上面辽东关于后金入侵消息袁不相信,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袁实际目的只是希望朝廷任命林远为总兵官,而所谓“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不过是袁为达到目的的托词而已。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蒙古人、自己人关于后金南侵的报告袁不相信。

辽东是袁的防区,蓟镇也是他的半个防区。满人饶过辽东,辽东西面又是亲明且和袁关系很好的古刺慎部,攻破蓟镇,崇祯罪袁托付不效有错吗?

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
鉴于铁血有些网友历史知识有欠缺,所以在分析袁这两项罪名时我还是先把这两段罪名解释解释,简单说就是资敌,擅杀大将。而这两项罪名无论在中国任何一个王朝都够的上斩首了。

先说以市米则资盗:
在说这个罪名的时候,然则我又要解释两个在明朝时的常识,在明朝不管是文官也好,武将也罢,向朝廷要饷要粮都是分开呈奏的。要饷就是要饷,要粮就是要粮,绝无可能要一样,而两样皆至的道理。因此辽东欠饷不等于辽东欠粮。

第二个常识,由于明朝人不可能去蒙古清查户口,因此明朝人在记载蒙古人数的时候都是以丁来计算(也就是成年男子),妇孺是不计算在内的。

说了这么多,说到正题,袁到底有没有以以市米则资盗(后金),从我掌握的资料看,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有!甚至可以说后金南侵的军粮是袁提供的。尽管这不是袁主观意愿,但确是客观事实。

我们来看文献资料是怎么记载的: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 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

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

另外,王怀达和陈国威又说道,宁远南台堡一带“建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持弓矢……”(宁远一带居然有这么多满人的谍哨……)

最后,王陈二人又指出了满人可能准备南下:“……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

陈仁锡闻报大惊,“仁锡言于关内道,甚壮之,竟不果。后建州兵入口,俱如二生言” —《明史记事本末》。

我想这些资料足够说明问题了吧?根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束不的部不满万人(应该是成年男丁),可是在宁远边市内就有2000人,外面有6、7000人,甚至在边市内的2000蒙古人里有四百满人。(请注意,根据明朝人的记载习惯,这些人都是成年男子),束不的部可以说倾巢而出的来买米,甚至队伍里还有满人。他为谁买米?不言自明。而束不的部降清,可以说天下皆知,甚至连辽东的士绅都知道:……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明史记事本末》)

而谈迁(《国榷》作者)就此事说道:秦饥晋闭之籴,同好犹然,况属夷为异类,狡计叵测,而高台之粟转市塞外,我挽输之难,车殆马烦,十致其五。彼貂参无限,而又无济于急缓,罄民脂以诱之,为建虏玩弄于股掌之上。明确无误的指出袁卖的就是大米!

而为什么束不的要为后金“积谷”呢?我们来看文献记载:《清史稿 太宗本纪》:“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而被后金征服的朝鲜自身也陷入了灾荒,八道粮仓全空,倾尽国有,后金也只得区区二千石。(朝鲜〈李朝实录〉)

不管是稳定国内还是为南侵筹集粮草,皇太极必须多方面购买粮食,而辽东袁督师手上有多少粮食呢?我们再来看资料:

《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六月的袁奏折内容曾说道:总兵赵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虏之辽人为兵,明关外初复,无多官多人有余地。率教得以尽力屯种,三年积粮十余万石。

月饷岁银一百六十余万零,米三十五万一千零石,草料四十七亏四千八百石零。兵马钱粮驻为定额。《两朝从信录》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奏言。

崇祯元年七月十七日的时候,户部尚书王家贞亦说道:“北直隶籴价辽米辽豆”(《今史》)。崇祯二年袁说有粮食“贮十万石待支”。

从上面也可以看出来,辽东,或者说袁督师他不缺粮,粮食多的很,他缺什么?银子,马匹!那么他学毛文龙和蒙古人做做买卖,换点银子、马匹、貂参,顺便笼络一下蒙古人是完全可能的,换我也这么干。尽管他杀毛文龙其中一个罪名就是说毛擅自和蒙古人交易。

当然,袁确实上报朝廷的,可是崇祯一开始并没有答应他,反而严厉指责他“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然而在袁的坚持下,崇祯妥协了,他改变了主意,可是他也把话说的很明白:“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这话说的很直白,简单点说就是:你要救济也好,做买卖换银子、马匹也好,可以,但是如果粮食、布匹这些物资一旦落入后金手上,这责任就是你自己的!我就要治你的罪,你可别喊冤。

因此“以市米则资盗”这条罪名袁督师是跑不了的,尽管这确实不是他主观意愿,可是毕竟他造成了客观事实,且崇祯并不是以结果推过程来给袁套这个罪名,而是之前就明明白白告诉了袁:“你一定要这么干可以,出了事全算你的。”

而资敌这个罪名,往严重点说,就这一条按照大明律历,可以灭袁三族了。

附件:袁与朝廷就开市公文来往原文
《明清史料》

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
兵部为夷情事,职方登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帅尚书袁题请:准兵部咨该本部题前事等因。

奉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备咨到臣,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况我天启二年败回,关内外告饥,督抚王象乾行臣抚三十六家,令其粮来市卖,每日百车而数十车,军民利之。我歉曾因其食,彼歉而我屯其膏,于义未惬。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其藩篱。总能驾驭有法,若能去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宁有他心?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畔封疆也?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合词奏闻等因。

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行为就此一咨。

顺天巡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明旨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

崇祯二年三月

郎中方孔照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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