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广州女人的外衣，你会看到什么？

女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这是正确的废话。所以，用文字来触摸一城一地的女人，就像企图用身体去占有她们一样，要从她们的周边环境下手，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包围身体，到最后，才能真正把女人“一手掌握”。

　　在农耕社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女人，不同地方女人的特点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在现代文明浸润之中的女人，由于城市之间的差别正在缩小，投射在她们身上的特质，也在趋向“大同”。饶是如此，地域差异在女人身上的烙印，仍像一个贴身的红肚兜一样，不管上面覆着多少时尚的外衣，掀开来，是北京的大红大绿，是上海的洋里洋气，还是广州的绵密厚实，一目了然。

　　换一个角度说，都说女人是水，所以本质应该是相同的。但黄河的水、长江的水、珠江的水，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们的差别来。无他，源头、流域、覆被、河床甚至出海口的不同，都能造成“水质”的优劣。比如：一想起北京女人，我们就会想起一个词：“款姐”；一想起上海女人，我们就会想起“名媛”。

　　翻开哪个女人的外衣都会导致一声尖叫，那么我们翻开广州女人的外衣会看到什么呢？

　　师奶。

　　读懂一个女人，首先必须读懂她的城市。

　　关于广州的叙述褒贬很多，遍及人文地理，气候风情。最具包容度的城市、人情寡薄的城市、没有季节的城市、不断刷新的城市等等。

　　比喻总是有趣的，观察者处于某一层面的说法都是有感而发证据确凿的，没有什么站不住脚的论据，因为广州就是这么一个多样化的大都市。

　　人类城市演进史也表明，城市不只是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上的一个单位，它同时还是文化学上的一个单位。21世纪世界城市的发展把“人”的发展放在城市发展首位，而强调“人”的因素的核心是对人文文化、人文精神的关注。广州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大量的国际、国内流动人口带来了多元化的思想冲击，但这并不影响广州人自己的本土文化。

　　认识广州人，首先是他们的饮食文化，而最为有名，最为外来人接受的，则是“早茶”。“早茶”的延续还有“下午茶”、“晚茶”。大都市的人总是给人一种绷紧神经，整天风尘仆仆的形象，广州人打拼精神不输别的城市，但是闲暇下来，上至商贾名流下到引车卖浆者都喜欢偷闲泡上一下的。

　　广州人经常给人一种务实，精明的印象，这句话对于广州的男女都是适应的。广州女人被冠以“广州师奶”的形象，给人很亲昵很温柔的感觉，这个具有粤语特色的称谓现在在全国已经大行其道，像濮存昕这样的老帅哥经常被媒体戏称为“师奶杀手”，很有点奶油拌沙拉的味道。

　　一家媒体曾近做过一个“标准广州女人大搜寻”的调查，从反馈回来的信息得出三大关键词：会煲汤、传统、现实。在形容广州女人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现实、独立、温和。

　　调查的结果，“现实”是广州女人最大的特点。有50%本地人认为广州女人在家中属于比较传统、善于持家的；而外地人则认为广州女人最大的特色是务实。较一致的是绝大多数人反对将师奶作为广州女人的代表，认为广州女人结婚以后仍是努力工作的居多，不会完全依赖丈夫。在关于广州女人是否精明、开放等方面，观点分歧则比较大。有人认为，广州女人以家为主，不如外地女人工作勤奋；有人则说，传统广州女人更喜欢做家务，现在喜欢煲汤的年轻女人很少，还有人认为广州女人最适合做妻子。

　　但是，这些溢美之词，并不能全面反映广州女人的特点。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每一个褒义词后面，都紧跟着一个相对的贬义词。现实——乏味；传统——封闭；温和——软弱。

　　所以，品咂广州女人，还是要从历史入手。

　　西关小姐

　　西关小姐是传统广州女人的“形象代表”。在老广州的心目中，西关小姐则是指住在西关大屋这种豪宅里的大富人家的千金小姐，而不是指所有住在西关的女子。

　　史料指出，广州是中国最早的通关商埠之一，清末由于开放，引入外贸，如机器、纺织、橡胶等行业设立，十三行租与洋商。西关沙面一带有9家银行、40家洋商行，中国人当买办经理、供销等职，逐步发展，并又设七十二行会组织慈善局、善堂等，1911年后华侨投资日增，产生了潘、卢、伍、叶、周等大家庭，广州西关，成为富庶之区，他们的子女，就成为西关少爷及西关小姐了。

　　那时候的西关，是老广州城最富庶最繁荣的商业集中地。当时居住在西关的人家，生活水平基本都达到或者超过“小康之家”。西关大屋是豪门富商集中的“西关角”，即今天的荔湾区宝华路、多宝路、逢源坊、华贵坊一带兴建的豪宅，西关小姐们即居住于此。

　　西关小姐都比较有文化，或是在自己家的私塾读书，或是上过小学、初中。据说，当时的真光中学和坤维中学都是女子学校，不少西关小姐就是在那里读的书。在上世纪30年代，不少西关小姐还在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上学。

　　因为家里有物质基础，有条件了，小姐们也会讲究“品牌”的。所以就会到固定的、有品位的地方打扮自己。总的来说，西关小姐衣着既不暴露又不庸俗华贵，崇尚优雅大方，显得含蓄有气质。她们随身一般都携带有一个小手袋，袋子里放着胭脂、化妆品、小镜子等。西关小姐一般都会在固定的发廊做头发，用固定的香水，穿固定裁缝所做的衣服。那时候，西关的金枝玉叶们是短发、髻和温文矜持的旗袍。

　　清末民初，在广州西关一带，买卖一般都是货郎挑着货物来到居住大屋前，然后买方卖方双方站在门口处互相讨价还价。西关小姐更是“半步不出闺门”，总是由“妹仔”（女佣人）出来看过物品后，带进里屋让小姐看过首肯，才付钱。

　　由于西关小姐是不出门的，因此西关小姐的相亲很特别。西关小姐所要相亲的男家都是门当户对的。双方家长约定日子后，就到当时的大酒店“谟觞”各开一桌。当时的酒店每一桌与每一桌之间都有帘子隔着的，互相之间是看不到的。但是相隔的帘子都有一些小孔。各自的媒婆就领着西关小姐或是男方在相隔的帘子边利用小孔偷看。当双方都表示有意思，就走在一起见面；如果表示不满意，则离开。因为西关小姐都是一些大户人家的女儿，当时西关小姐的婚嫁极尽豪华，成为当时的盛事。

　　纵观西关小姐种种“行径”，我们不难看出，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是如何在她们身上取得对立的统一。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广州的缩影。

　　广州师奶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大气候的原因，西方文化对广州的直接影响一下子断了。西关小姐们有的迁往香港，有的留在广州，成了新社会的“劳动妇女”。在那场触及灵魂的大改造中，广州女人跟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女人一样，都有了洗心革面的大改观。但是，由于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西方文化对广州所产生的作用，并没有完全消除，它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从另外的渠道慢慢渗透进来。

　　这一切，都因为香港。

　　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无论从文化、时尚、思维方式还是日常的生活方式上，说广州是香港的垃圾场，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广州跟香港，同语同宗，在香港打拼的，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很多人的家眷都还在广州。所以，即使是在新中国最左、最封闭的文革时期，粤港两地的民间往来也并没有被隔绝。香港“华侨”对内地亲人在经济上资助的同时，也不断地把生活方式等带到广州来。饮食、电影、词汇、特别是流行歌曲，广州都跟在香港的后面亦步亦趋，吸收了大量的“二手货”。

　　在这种大背景下，广州女人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香港女人的某些习气，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

　　香港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繁忙、务实、金钱至上，因为繁忙，所以香港女人舍不得花太多时间在打扮上，衣着没那么讲究；因为务实，香港女人买时装重实用；因为金钱至上，香港女人对亲戚朋友都会有一种戒备之心。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这些都是进步的生活方式。但是，在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的广州，香港的生活方式到了这里就会变味——广州女人即使是很悠闲的，也不是很重视外观上的“装修工程”，衣着随便这一点，是广州女人最受上海女人嗤笑的地方。香港女人穿拖鞋、睡衣上街，大部分是因为她们实在花不起时间打扮，广州女人穿拖鞋、睡衣上街，完全可以理解为对他人的不礼貌。因为银包里钱少，广州女人在逛街购物时会锱铢必较，甚至贪小便宜。因为金钱至上，所以广州女人普遍缺乏人情味，排外，冷漠，不好客。

　　广州女人的排外，更多的体现在自以为是的“地域优越性”。

　　女友曾经说到她们公司里一位清洁工阿姨，为了在哈尔滨读大学的儿子交女朋友的事寻死觅活的，原因只是怕将来的儿媳妇是外省人。女友说，因为自己也是外省人，清洁工阿姨向她倾诉自己的家事时居然还带着点恩赐的优越感，开口毕口我们广州人，真让人啼笑皆非。

　　广州女人凶起来没有东北女人泼辣，烦起来没有上海女人纠缠，但那种与生具来的没来由的撒泼却总是教人头大如筷。有一次，坐大巴去深圳，前排坐着两个广州女人，上车后开始大声地用白话（粤语）聊天，用一些幼稚的观点谈广州的经济，广州的城市环境，治安、卫生。两个人一个赛着一个有文化，互不退步，跟发动机一样喧哗着。最后话锋一转，终于在一句话上达成了共识：广州被外省人闹得！！

　　我当时心里听了很不舒服，其实坐在车上的大多数都是外省人包括我都没有在车上大声喧哗，真是鸟语了还自认花香！有一句无厘头的骂人话叫“波大无脑”，这句话也是从粤语中发展来的，在车上，我无比尊敬地把它送给了两位广州女士。

　　广州女人的冷漠、不好客也暴露了封闭、自我保护意识强、以及对别人的不信任情绪。曾经问过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没有去过广州朋友家的，不管关系多好，都不会邀请你去她家作客。如果说这是城市人普遍的特点，那么，广州女人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有一次，一个朋友陪她的广州同事去她家取一样东西，到了楼下，居然让她在公交站的寒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

　　这些特点，直接导致了广州女人在其他城市的女人成了被取笑的对象。长时间的日益月累，也使“广州无美女、淑女、名媛”的观念深入人心。君不见，每年的“美在花城”大赛上，广州本土美人的影子寥寥无几，入三甲更都是外地女人的专利。去年广州搞了个“西关小姐”形象大赛，入围者居然也有不少是外地选手，这甚至在广州人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广州师奶”这一称谓的出现不知始于何时，但很明显，这也是一个来自香港的“二手称呼”。听起来，它要比“广州女人”顺耳一点，但骨子里，它仍是广州女人的变种而已。时至今日，对如何才算“师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是以经济收入来划分，还是以是否在家soho来确认，莫衷一是。但一个公认的标准是，广州师奶都会煲汤、传统、现实。

　　传统、现实前面已经讲过，“会煲汤”是一个新的标准。其实细究之下，这仍是“香港标准”，它所包含的信息是：粤港女人都相信，抓住老公的胃，就抓住他的心。这又点中了广州女人的另一个“软肋”：不够刚烈，安于现状，男权至上。

　　新广州女人

　　今年有两部题材的婚外情电影颇能说明问题——香港的《大丈夫》和北京的《手机》。在这两部电影中，面对出轨的老公，香港女人更多的是考虑到安身立命的问题，她们跟踪老公想得到他们出轨的证据，只不过是为了抓住老公的把柄让他对她服服帖帖，到最后，她们还是放了老公一马——为了生活的安稳；而北京女人则一发现老公出轨便立马离婚，没得商量。

　　所以，反对将“师奶”作为广州女人形象代表的人当中，更多的是移民来的“新广州女人”，她们是独立的、提倡女权的，她们不会以“贤惠”、“会煲汤”为荣，男人对不起我，我也可以对不起男人——正是因为这些新观念，广州的“一夜情”行情，并不比北京上海逊色。

　　木子美的出现，正是“新广州女人”的注脚。在这一拔外来“靓女”的冲击下，广州女人的标准正在发生变化，“广州师奶”的面目渐趋模糊起来。“入得厨房，也要出得厅堂”的观念渐渐被广州本土女人所接受。

　　木子美说，无论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广州就是夜里的一张床，在这床上的新老广州女人，正以截然相反的体位休养生息着。

　　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拉锯战中，我们隐约可以听得到广州女人的呻吟。

　　这是大势使然。广州的男人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是福是祸，仍须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