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

毛主席和邓小平都好
　　
在舞阳县藕池村，中饭后，我请支书陪我走访几家农户。转到村南边，看到一栋简陋破旧的小屋，全是瓦顶，土坯墙上还有一个大窟窿。心想一定是该村特困户，于是入内参观。室内有一老翁，见我们进门，连连招呼我们坐下喝茶。我一面与其攀谈，一边观察室内状况：一只用木凳搭起的木板床，被褥与蚊帐虽陈旧，却也干净。一只口径一米左右的大缸，大概是贮藏粮食用的。临窟窿一边的 墙下，堆放着各色杂物。被烟熏黑的屋顶、屋梁上，积满了蛛丝。

老汉现年70岁，生有三男一女，早已各自分家过活。老伴恰到闺女家去玩了。村里儿女婚嫁，多在附近村里。我问老汉：“为啥不与儿女住在一起，享享清福?”老汉讲得很实在：“自己还能动动，还是两老独自过活自在些。住到儿子家去，看他夫妇俩忙着，自己闲着也难受，吃顿饭也不舒坦。”老汉还种着自己的承包地，由儿子们帮着耕种与收割。他平时看几头牛。在门前的大树底下，拴着两头大黄牛，还有三四头小牛在村边地上吃草、玩耍。养牛算是老汉的“富民工程”
了。

不多一会儿，陆续进来5位串门闲聊的村民，其中两个年近40岁，另3位或60开外了。

我问老农们：“在你们看来，什么时候生活最难过，什么时候生活最好过?”他们一致回答：“解放前生活最难过，分田单干后，日子最好过。”其中一位老汉指着另一位说：“他的日子才好过呢!每天早上喝一碗豆浆，吃一只鸡蛋，营养得很。”被指的老汉只是嘿嘿地笑，不说话。我问：“他的生活条件为什么这么好?”他说：“他的儿子孝顺，又有能耐。办了一家锯木厂，赚了钱，还盖了房子。”
　　
我又问：“你们认为毛主席好呢，还是邓小平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都好哇。”

“解放前，这一带产量很低，且处低洼地，常受涝灾。小麦亩产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亩120—130斤。一般土地，每亩百来斤左右，一受涝灾，往往颗粒无收，只得逃荒要饭。”

“中农之家(王老汉解放前有30亩地、7口人)，在正常年景，又无苛捐杂税，一年勉强能接得上吃。但在那个年头，苛捐杂税特别沉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一空。村民百姓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消除了兵匪之灾，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杂税，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农田水利建设，旱涝之灾减少了。”

从他们的言谈口气中，你能感受得出来，毛主席依然是他们的“大救星”，他们的“好皇帝”。看来“温饱”与“安宁”是中国农民最重的要求，“年年有余”或说“适度富裕”是中国农民最高的理想。看来，“适度富裕”与“和谐关系”，应成为乡村小康社会的两大基本的亦是可行的目标。然而在西方与城市高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下，被激发出来的无限欲望正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是祸，是福，殊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