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二之三)

　　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
一九五九年在毕节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
‘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４４）
一九六八年，本书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县工作，当地人告诉他：
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
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中一个杨金伦
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的；
如今也成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
就升官，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
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
夏收无著，更多的饥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笔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
工厂工作，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书记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
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
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
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
副部长。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
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
见了大发雷霆，说 “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
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
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
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
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
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４５）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
不能复生了！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
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
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
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
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
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
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４６）（
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
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
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４７）

　　陇中大自然条件较差，但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也没能逃脱大跃进人祸。
武山县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
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乾旱威胁
的甘肃省，属于丰饶地带。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
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为例，从一九
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开肚子随便吃饭。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
公社食堂突然开始限量，不能放开肚子吃饭了。大家开始勒紧裤腰带。
开头每人每天六两粮食，一周后改为五两；十一月上旬改为四两，下旬
改为二两。到了五九年底，粮食没有了，仅剩下大白菜充饥。队里死了驴，
肉被队长们瓜分了，社员们没份。社员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粮食全部没收
归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
一些粮，但坚持到六○年二、三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
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这时已
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
还能接济他们一点。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
（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４８）

　　甘肃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监察
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亲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即
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一九
六○年十二月初在兰州召开会议，改组甘肃省委，并号召全省“紧急
行动起来抢救人命”。（４９）赈济饥民的粮食是运去了，驻军也则配合
地方，挨家挨户送救济粮。虽说“来迟了”，许多农民已经死去，死亡潮
终于停止蔓延。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
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
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
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
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当时，
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
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
“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
案终于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肃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
青海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刘澜涛向邓小平点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长
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据刘回忆：“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
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
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
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５０）但在救济粮送到之前，许多农民已经死去了。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
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５１）而实际上全国各
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
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
十五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
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
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
一百九十五亿斤，他却按四百五十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
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 “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
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当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５２）结果弄出了几个
“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信阳事件’
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
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
农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
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三十二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
产为六十四亿斤。省里要征购九点六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
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十点四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
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
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
停伙了。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
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５４）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
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５５）但这与
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
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
饿死九万八千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在那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
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５６）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
“有十五个”！

　　实际上，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
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一九六○年十一月
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达信阳。调查
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
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５７）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
“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
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
就有五六四七户，息县五一三三户，固始县三四二四户。”（５８）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
为此忧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阳。对信阳事件，毛泽东也知道
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
去调查研究。不过，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
第一书记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
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毕竟没有看到
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５９）

　　河南省的问题刚暴露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想从下面找替死鬼，
挑上了禹县县委书记刁文。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禹县出过一阵风头，
每当中央要员前去参观，吴芝圃必定风光满面地陪同。到饿死了人，事情
闹大了，吴脸一变，下令枪毙刁文。但被中央发现制止，刁文才拣了一条
命。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
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二千斤，争取一万五千斤”的棉花高产奇迹。结果该县
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
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
上随时可见倒毙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
在相邻的淅川等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
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先领
著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妇及三名女儿死去。

　　（文革后，毕被平反，官方为他迁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叙述他的
生平时，只说他一九五七年任唐河县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年十一月
逝世，对大跃进和他的死因只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倒是
与他一起跳井时年方十四岁、被母亲顶上水面逃生的儿子毕剑增说了
实话：“唐河当时饿死人多，我父亲身为父母官，他是有责任的。他既是
浮夸风的执行者，也是一个受害者。”）（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