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二之四)

　　河南饿死人的惨剧被揭开后，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吴芝圃终于不得不
认罪：“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
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６１）不过，他的
官运并没到此结束。不仅中共中央委员的头衔却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任
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他死后，中共为他作的
传是这样写的：“一九五六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六二年以后，任中
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七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去世”。
（６２）同毕可旦的墓碑一样，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吴芝圃的经历
也是空白，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做；一个欠了老百姓二百万条生命”的人物，
竟成了受迫害而死的大好人。中共为吴芝圃开追悼会时，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甚至发了篇强奸民意的大块文章《河南人民一直怀念他》。那
一天，在河南省会郑州的一处公共报栏，有人在这篇文章旁批了几个字：
“河南人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人！”

　　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青壮劳力都去炼钢、
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爷帮忙，
风调雨顺，夏粮长势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
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八月开了庐山会议，
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七百万青
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八百八十七万人。甚至在一九六○
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
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九、
一九六○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亩。” （６３）

　　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二百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但为了
大跃进而土地抛荒，老天爷不肯再帮忙。饥饿的农民无力操持农活，一九六○
年仅产了一百六十六亿斤。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三十四亿斤粮食才行。
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东省委反而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
农民那里搜刮了七十亿斤“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
一百多斤粮食。结果有一千六百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一百四十
二点七斤”。（６４）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

　　临朐县有个大峪大队，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
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四两原粮。此外又宣布
瓜菜代口粮：“萝卜四斤顶一斤，菜叶子五斤顶一斤，南瓜二点五斤顶一斤。”
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
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四十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
每人的口粮又多了四十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
四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
暴尸路旁。临沂地区一位当时的中学生后来这样回忆道：“大概是（一九）六○年，
……那时大食堂已经把许多人饿死了。（上学的路上）常见有被狗撕得乱七八糟的
死孩子，我怕极了。”（６５）

　　一九六○年十月，罗荣桓元帅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
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罗没细谈
山东农民饿死的详情，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言批评毛泽东而被打倒的彭德怀
元帅却多少知道一些。当时他正被软禁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今清华大学与
颐和园之间）。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俩到了彭蜗居的地方，她们是步行乞讨
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京城的。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
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６６）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在通渭县大批
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
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
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６７）

　　闯下大祸的舒同，省委书记当不成了。一九六○年十月，舒同下台，“下放”
去当县委第一书记，而活活饿死的几百万山东老百姓却再也没人提起。此时
北京朝廷还不知道安徽死的人一样多，曾希圣便光荣地兼了山东的第一书记。
为了支持曾希圣，中央于十一、十二月间给山东调拨了十亿斤粮食。不过其中
有四亿斤是“返还”的粮食，即本来就是山东农民的口粮，被前省委搜刮了交给
北京政府的。（６８）换句话说，要是山东的各级干部当初不曾搜刮农民的口粮
去向上邀功，许多农民是不会饿死的。

　　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沾光。从北京往北，
过了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一九六○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
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
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
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
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６９）

　　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
不敢开放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
决定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
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

　　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
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
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
“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
，蔚县就饿死了百分之二点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
“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节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著
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卢起回答：
“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
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７０）

　　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
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
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
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
壮年几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黄姓朋友的同学，一九四九年参军，当上了
军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探亲，发现父母都已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
当即愤而自杀。（７１）

　　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
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的梧桐树的
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
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乾的人粪，用小棍子
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
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
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
出屎而活活憋死。（７２）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八十六万。但陪同
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
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
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７３）

　　既然是人祸而不是天灾，既然各个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里的伟大领袖
泽东，毛指挥的大跃进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在一九
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曾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７４）为此，
以紧跟毛泽东为首务的周恩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判他。周惠也作为“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 而下了台。可是只过了几个月，周惠的话就被证实了。所有的省都
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
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稻谷（折粮二十一斤），
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年初，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领工作组到闽西，也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
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７５）

　　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
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
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７６）

　　由于一九六○年上半年严重缺粮，农民顾不上农田管理，天气也不帮忙，
一九六○年的夏收极差。不仅没有“余粮”上交北京邀功，反而要向上伸手了。
一九六○年底，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
李先念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了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
活了。”可是国库空虚，李先念也没有办法。他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
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７７）李拿不出粮食给故乡，他的许多湖北
乡亲自然没能熬过那场饥荒。

　　既是人祸，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
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一万一千多。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
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７８）从省会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
与固城湖之间，有个原本很富庶的高淳县（淳溪）。（题外话：石臼湖是笔者当年
“接受再教育”、并萌发写作《人祸》愿望之处。）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
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
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
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
撤职了事。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是首务，无人敢为民请命，粮荒不得舒解，形势
日益严重。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
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７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