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二之五)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万六千
多人。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倾
的靶子，被定为 “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委忙著召
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
一万七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
高邮县饿死的三万七千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８０）

　　高邮北边的兴化县，死的人数差不多，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了职。兴化
北边的宝应县，情况更严重。因为忙于各种“大干”，顾不上农活，一九五九年
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还有的稻田干脆抛荒，结果大减产。
“当年粮食实产十七万吨，而县委主要负责人却坚持核定产量二十七点五万
吨，以至征购过头，社员口粮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点五公斤，造成农民非正常
死亡的严重问题。”四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
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８１）但“死者长
已矣”，再也不能复生了。

　　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
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
惠浴宇也就没有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
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８２）

　　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举
一二实例，且为周惠的话作证：

　　辽宁台安县，一九五九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
口粮仅四两至七两毛粮。吃七两的可勉强活下来，吃四两的便难逃一劫。那
两年间，人口减少了六万，除去“外流二万多人”，非正常死亡当在二万以上。
云南镇雄县，一九五九、六○年两年内有一万人“非正常死亡”。陕西安康县，
一九六□ 年“大部分社队人均口粮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８３）

　　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
较低而已。如江西宁都县和丰城县，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两千人上
下。广西横县，一九六○年“春夏间……因缺粮饿死一千四百人。”连地广人稀
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县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
一九六二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
……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
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８４）

　　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
郊区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
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三点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
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三万五千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
一些，三年内共有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
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辖的辽中县。（８５）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显。若将
这也算作“非正常死亡”，则河南南阳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每年有几百人
非正常死亡，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数达一千以上。县属小城镇的居民，
凡与农民一样无“商品粮”可买的，都是被牺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县
武阳镇，仅一万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千一百多人。（８６）

　　还有一批人是不该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
“反右补课”补进网里的右派，以及因“攻击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而
获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学院你夜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后
又因与朋友议论大跃进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
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
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多老师，跟著学文学、学科学、学马
克思主义。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
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沙云青是其中之一。（８７）

　　萧复兴的《柴达木传说》记载了在青海的另一所劳改农场里右派们的
遭遇：“缺粮，严重的缺粮。劳动，依然是繁重的劳动。许多犯人先后饿死了。”
“新来了一个大学讲师，也是右派。斯文白晰……没过几天，人不见了。怎么找，
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师黄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滩上。他饿死了。
瘦瘦的身躯紧贴在沙滩上。”（８８）

　　“胡风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丈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一起入狱，
一年后获释，被发配青海，旋又因“攻击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饥馑时，她
在牢房里的任务是搬死尸，每天都有饿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劳改的
右派、电影《智取华山》的导演巴鸿，及另外几位演员的劳动任务稍有不同：
挖坟坑，定额每人每天挖三个。男高音歌唱家兼音乐指挥莫桂新（女高音
独唱家张权的丈夫）葬身的坟穴，就是他们几位电影工作者挖的。劳改犯
死得太多，连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够用了。兴凯湖边埋葬他们的的小丘岗上，
所谓墓牌只是一块红砖，用粉笔书写著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一场大雨
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８９）

　　那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右派作家张贤亮，也是个劳改犯。他后来这样
回忆那段日子：“数百名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教员……还有在国外留过学
的学士、硕士、博士或旧军官”，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劳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
六一年，每月每人的口粮标准从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劳改队
开始大批死人……接二连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来，发现身旁的人死了，
应该向组长报告：‘组长，某某人死了。’千万不能说：‘啊，组长，又死了一个！’”
“劳改队的领导经常‘报告’社会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困难，吃的
比犯人还糟糕（这样劝导犯人不要逃跑）”。（９０）

　　甘肃酒泉附近有个名叫夹边沟的地方，“一九六○年……有两千多名
因各种原因挨整的干部在夹边沟劳改农场饿死。”该农场由于人犯基本
死光而变成了荒凉的丘墟。（９１）

　　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清河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仅其中的“五八三”分场
就死了三百多。他们大多是北京西郊学院区送去的学生：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工业学院……（９２）

　　这批死者中，没有名人。除了笔者的校友、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张心涛、
刘雪峰外，能追寻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当年稍有名声、平反后被人提及，在
人世间留下了一点痕迹的几位右派分子：自日本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
香港归来的作曲家陈歌辛，死于安徽；自美国归来的化学家、兰州大学
副校长陈时伟，死于甘肃武威黄羊河劳改农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
一个如今青年学子们所不知详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