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巨著《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１５１０－１５８１）的誕生地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几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他的人來此憑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現在《西游記》成為“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里的“封”，吳氏故居也就“被毀為一片廢墟”（４３）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山東人蒲松齡（１６３０－１７１５）留下的《聊齋志异》五百篇，只講神鬼狐仙，不講階級斗爭，足證其反動透頂。可惜紅衛兵掘開他的墳才明白，教書匠蒲松齡真窮，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只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于野。虧得一位旁觀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國家一級文物。（４４）

安徽全椒縣是《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的故鄉。《儒林外史》專為“反動封建文人”樹碑立傳，作者吳敬梓也屬反動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吳敬梓紀念館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也被革了命。（４５）當來客向該縣革委會主任打听吳敬梓舊居的情況時，那主任竟瞪著眼睛反問道：“吳敬梓？吳敬梓是哪個公社的？”

山東堂邑（今聊城）人武訓（１８３８－１８９６），早年喪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后繼續行乞，終生以興辦義學、教育鄉民為己任。當地人把武訓視作驕傲，他的事跡婦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國，毛澤東登台不久就發動批判邉樱瑢⑺�罵得一錢不值，并派江青領隊，興師動眾地到堂邑武訓老家調查，宣布武訓是個“殘酷剝削農民，甘作封建統治階級孝子賢孫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后長大的中學生，除听說武訓是個“反動派”外，對他一無所知。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他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游街，當眾批判后焚燒成灰，算是徹底打倒了武訓。（４６）

清朝末代丞相張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生前用慈禧太后賞賜的錢在家鄉河北南皮縣辦了一所中學。如今該中學的紅衛兵在批斗張之洞的后代、焚燒張家書畫之余，又決定刨張氏的墳。他們手執皮帶，驅使“黑五類”刨開了張氏的墳。不料，張是個清官，墓里沒一點珍寶，遂命令“黑五類”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尸體吊在樹上。張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體吊在樹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４７）

北京郊區的恩濟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監，其中以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最為豪華、壯觀。附近小學校的校長和老師被學生赶去，鑿開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師們費了几天才鑿開的墓穴里，只有頭骨，不見尸骸，衣袍內滿是珠寶。歷史學家從此又添了個疑案。（４８）

各地在“破四舊”中還有許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廣為知曉的古墳被砸毀。例如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于‘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坏。”（４９）不在此一一贅舉。

走入二十世紀，中國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犧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變法”的主角康有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后來主張君主立憲，反對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個“保皇派”。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氏墓，將他的遺骨拴上繩子拖著游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游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象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頭顱被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標簽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展覽結束，康氏顱骨無人過問，幸得展覽館的美術工作者王集欽悄悄收進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時，方得將康氏顱骨收殮安葬。（５０）遠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園林，四洲游遍未曾見”的對聯是康有為撰寫的，也同時被砸爛。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綏鐵路（北京至張家口）是中國第一條由中國工程師主持建造的鐵路。其主持人詹天佑（１８６１－１９１９）去世后，中華工程師學會与京綏鐵路同人在該鐵路穿越八達岭的青龍橋車站為他建了個銅像。几十年來，從北京來訪八達岭的游人到此下車，莫不瞻仰詹氏銅像。但詹氏十一歲赴美留學，二十歲歸來，顯然屬于毛主席划定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北京鐵道學院的紅衛兵覺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銅像也好。他們扛著紅旗，舉著《毛主席語錄》，沿著詹氏建造的鐵路而來，砸掉當時政府總統徐世昌頒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銅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銅像凄冷地躺在青龍橋車站上時，遠在南方的廣東，另一位不為很多國人所知的鐵路修筑者的銅像也成了革命對象。工程師陳宜禧在花甲之年從美國回到家鄉后，發起倡議集資修筑民辦新宁鐵路。他投入變賣全部家產所得的六万兩白銀，并得到海外華僑鼎力支持，經十四年努力，終于建成三百里鐵路。后人紀念他，鑄了個銅像。他十足是個資本家，怎配樹碑立傳？紅衛兵開到，將銅像整個毀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覺民、喻培倫等參加廣州黃花崗起義，受傷被捕，從容就義。清朝覆亡后，國民党人在黃花崗建烈士陵園，以七十二塊巨石組成石旌，以紀念起義中犧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執政后，只砸了石旌頂部的國民党党徽。現在不同了，國民党的烈士就是我們的敵人。陵園內凡有關國民党的標記全被鏟除，石刻的紀念碑文也被斫得滅痕處處，無法卒讀。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中華民國”是國民党的，當然反動。南京的革命便從新街口廣場的孫中山銅像開始。紅衛兵在銅像上張貼“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時內拆除。市委向國務院請示后，連夜拆除銅像。但拆遷過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銷毀，不讓遷走。市委書記聲明按周恩來指示辦事、遷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咦呙懿亍＞旁乱蝗罩芏鱽韺Ρ本┘t衛兵代表講話，說孫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們合作……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搞掉孫中山的銅像，這不好。地方不合适換個地方嘛！……他有對的有錯誤的，因為他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的夫人從合作后，從來沒有投降蔣介石……到她家貼大字報不合适。有人說她生活資產階級化，她本來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個革命的鳳凰，不能因為妹妹是蔣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５１）

宋慶齡因而無恙，但她父母是資本家，還是牛鬼蛇神，他們在上海的墓被砸。宋慶齡請廖仲凱的女儿廖夢醒把情況告訴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后，周指示重修，上海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園。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耍了個小動作，新立墓碑時沒照原來的墓碑重刻。原來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慶齡外全部被革了命。除宋氏陵墓外，整個公墓的土地都被翻耕，成了農田。

孫中山不久，握有兵權的袁世凱逼孫讓位，自己當了總統。后來又复辟帝制，給自己加冕，在國人一片反對聲中當過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后歸葬老家河南安陽。因為是反動派的頭子，他墓前的石人石馬被推倒，墓則被炸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舉義旗，率隊攻打清政府湖廣總督衙門的吳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勛。一九三八年武漢淪陷時，他因病滯留在漢，被日本人發現，逼迫他出任偽軍總司令。吳堅不允諾，被日寇軟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為他舉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開，破土曝尸，只因他是國民党。（今已重修的吳墓在武昌首義公園。）

辛亥炮響時在上海響應起事，奠定東南大局的李平書（１８５３－１９２７）病故后，滬各界人士集資鑄其銅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銅像，曾將其深埋地下，抗戰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銅像被橫掃，不久作為廢銅爛鐵賣給廢品回收店，轉而送進了上海冶煉厂。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介石舊居，蔣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宁波中學生掘開，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５２）

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的國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上將，當年總部設在湖北南漳縣。如今南漳縣張公祠的張氏衣冠冢和為紀念他而立的三個亭子均被破坏。廣西貴縣，“石達開紀念館和桂東南抗日起義烈士碑被嚴重破坏。”（５３）

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興建“航空烈士公墓”，將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時犧牲的三十多飛行員烈士的遺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來日寇占領南京，在大屠殺的同時還搗毀“航空烈士公墓”，揚棄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遺骸。一九四六年春，國民政府舉行公祭、公葬，將八年抗戰中犧牲于全國各地的一百多空軍烈士，以及為中國抗戰獻身的一位美國教官、四名蘇聯飛行員遷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的紅衛兵開到公墓，根据“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最高指示，將烈士墓徹底搗毀。他們�????犬斈耆毡救诉�徹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丟棄失散，以至后來重修時所有的墳都成了衣冠冢。（５４）

原國民党師長張輝瓚一九三一年在江西被紅軍生俘后處死，遺體后被呋丶亦l湖南，埋在長沙岳麓山。蔣介石題墓碑“魂兮歸來”。中共執政后在墓前釘一木板，寫明其反動經歷。但紅衛兵認為張某太反動，留作反面教材也不妥，砸爛了他的墓。

和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的原西北軍首領楊虎城將軍，雖因此被國民党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党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５５）

一九三七年上海淪陷時，外國租界的法院仍執行中國政府的職權。法院刑庭庭長郁曼陀堅不与日本占領軍和漢奸政權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彈的恐嚇信后仍堅守崗位，終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殺。抗戰胜利后，在他的家鄉浙江富陽縣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屬頒發了有毛澤東簽名的“烈屬證”。現在，血衣冢被蕩平，碑石砸斷后不知去向。

國民党軍人戴安瀾將軍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緬甸，与英、緬軍協同對日作戰，曾救出英軍一個戰車團，五月間戰死時僅三十八歲。同年十二月他的遺體呋刂袊鴷r，毛澤東送了挽詩，周恩來送挽詞“黃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朱德、彭德怀兩位正副總司令合送了挽聯。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將他的遺骸自貴州遷葬安徽蕪湖市郊，与其家鄉無為縣隔長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更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可才過了十年，戴氏墓園就被砸了。（５６）

杭州人文薈萃，也是眾多歷史人物的的長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歷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爛平毀。傳誦千古的詠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湥�暗香浮動月黃昏”的作者，宋代詩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就在被毀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親征被俘，大臣于謙（１３９８－１４５７）擁立景帝，主持抗敵，胜利迎還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謙被誣陷址刺幩溃瑲w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視為忠烈英雄，如今卻因他曾鎮壓過農民起義，也被刨了墳。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了犧牲。（５７）

資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華僑富商陳嘉庚（公元１８７４－１９６１）回故鄉廈門辦學數十載，出資辦了小學、中學、師范、水產、航海、農林、商科諸學校，統稱“集美學校”，國人稱是當代武訓。他早年曾參加同盟會，以巨款支援孫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積極募捐支援國內抗戰。但他是個資本家，他辦的學校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獨立王國”。校園被關閉，校產被瓜分。陳氏族親近千人被強迫遷居閩西山區。他的墓及紀念碑石雕均被砸。（５８）

地主份子更逃不脫。前任國家主席楊尚昆的祖父楊定九是四川潼南縣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國平墳時，他的墓受楊尚昆蔭庇而逃過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楊被毛澤東定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長”。他那地主祖父的墳也就被家鄉的紅衛兵挖開平毀了。紅衛兵戰績輝煌，掘出了“金銀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５９）

近代“反動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詩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飛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縣東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當地名胜之一。中共進城后，徐即被指為“鴛鴦蝴蝶派”、反動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園當然被革了命。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費時月余才在一塊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斷了的墓碑。（６０）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蔣介石要發表一個《告全國國民書》，讓軍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內交卷。郭把這事交給了名畫家傅抱石。所以，全國人民讀到的那份蔣介石“抗戰文告”，其實出自傅抱石之手：“地無分南北東西，人無分男女老幼，一致團結起來抗戰……”。（６１）傅氏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一年后，他的墓被紅衛兵徹底掃蕩。

几年前去世的名畫家齊白石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江青對紅衛兵咒罵他之后，公墓附近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學生用鎬頭、鐵鍬砸毀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名畫家徐悲鴻并未被批判攻擊，他的墓是紅衛兵在情況不明的混亂中連帶著砸毀的。周恩來說是“被坏人搗毀”，（６２）實在是冤枉了紅衛兵。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一九五九年，安葬在万國公墓。為肅清其流毒，紅衛兵刨開他的墳，拋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務。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來。同為上海作家的巴金嘆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給鏟平后，什么都沒有了。”（６３）

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親自加了一段話：“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６４）六月七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傳達政治局會議精神時說：“我們農口（即農、林、牧、漁業各部門，丁注）有許多單位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掃除他們的毒害。……大家都要積極投入這個斗爭。”（６５）農口的“反動學術權威”便成橫掃對象。原蘇北農學院院長馮煥文一生從事畜牧學、果樹栽培研究，著述三十余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后，歸葬老家江蘇宜興。今被追認為“反動學術權威”而慘遭掘墳、砸碑、焚尸之災。（６６）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一位死去不久的副所長，命哂腭T煥文一樣。他的骨灰被從八寶山公墓取出，當著許多學者的面，砸碎后澆上汽油焚燒。

中共早期領導人、原北京大學學生領袖高君宇（１８９６－１９２５），生前与女作家石評梅熱戀。一九二八年石氏病逝后，朋友按其遺愿，將二人合葬于京郊陶然亭。五十年代初，中共興建陶然亭公園，遷建高、石之合葬墓。紅衛兵認為那有違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一舉砸毀。（一九八四年重修）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的中共紅軍突圍長征前，曾做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下台干部”瞿秋白（１８９９－１９３５）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動。可是當時他已在党內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數人不同意帶他走。党的負責人張聞天孤掌難鳴，只好看著他留下。（６７）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蔣介石曾派人勸降，被瞿嚴詞拒絕。但他有感于党內斗爭之殘酷，情緒不高。他集唐人詩句書寫了一闋《浣溪沙》贈送獄中的軍醫：“廿載浮沉万事空，年華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栖遲芳草夢，江城辜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６８）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寫了一篇長文《多余的話》，動机是“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后的最坦白的話。”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著，象我這樣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党的領袖确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只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６９）六月十八日，他用俄文唱著《國際歌》，走到一塊草地，說“此地很好”，然后面對行刑者的槍口就義。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与周恩來等談話時，提及瞿秋白，說：“《多余的話》我看不下去，以后宣傳革命烈士不要宣傳瞿秋白了，要多多宣傳方志敏。”（７０）言外之意，瞿氏是個“叛徒”。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內瞿秋白的墓碑，本是周恩來親筆題寫的。毛澤東既給瞿氏定性，他便跟風轉向，在政治局作報告說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資產階級，晚年叛變了革命。紅衛兵得知周恩來報告的內容，便到八寶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緊表態：“碑上有我的題字。我當時認識不清。”“我們應當向青年歷史學家戚本禹學習……”（７１）

第二年五月，北京政法學院的紅衛兵再登八寶山，并向全國告示：他們“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寶山”。（７２）

至此，中國歷史名人的墓差不多全被掃了一遍。但這時在毛澤東眼里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紅衛兵漸失斗志，沒勁再革古人的命。砸墳邉右簿痛蛏狭诵葜狗�。

殮尸造墳本是“四舊”。可十年后毛澤東死去，中共卻把他的僵尸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門廣場，占据了原來廣場上僅有的一塊供人休閑的綠地。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滑稽的歷史諷刺嗎？

注釋

（１）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９２頁。
（２）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報》。
（３）《江海學刊》一九六二年六月號。
（４）同（２）。
（５）同（３）。
（６）《鐘山》雜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一三四頁。
（７）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國人民大學新人大公社宣傳部刊印的《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罪行錄》第七十八頁。
（８）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新北大》報。
（９）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六十年代的大批判》第一六六頁；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學習資料》（續一）第三一○頁。
（１０）一九八九年版《崇義縣志》第五一一頁。
（１１）摘自《四川師院學報》一九八○年第四期。括弧內為引者所加。
（１２）轉引自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１３）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約集各民主党派負責人和無党派民主人士談話記錄，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學習資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五十頁。
（１４）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報》。
（１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匯報》。
（１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１７）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１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杭州會議上的講話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与康生等同志的談話，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學習資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第二○四、二二七頁。
（１９）《紅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戚本禹、林杰、閻長貴的文章。
（２０）《鐘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第七十七頁。
（２１）《文匯》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九頁。
（２２）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２３）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刊印的《學習資料》（續一）第三六九頁。
（２４）《歷史在這里沉思（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記實）》第二卷第１２頁。
（２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討孔戰報》。
（２６）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光明日報》。
（２７）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２８）一九八六年群眾出版社《歷史的審判》（續集）第二十二頁；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宮的講話摘要，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等聯合匯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以下簡稱北化《參考資料》）第四冊第１２-９、１２-１０頁。
（２９）同（２５）。
（３０）同上。
（３１）《新觀察》一九八四年第十八期第十二頁。
（３２）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對埃及副總統的談話，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四七○頁。
（３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宮的講話摘要，北化《參考資料》第四冊第１２-９頁。
（３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閻長貴接見郵電科學院兩派代表的談話，北化《參考資料》第四冊第１２-４２頁。
（３５）一九八九年版《南陽市志》第７３１頁。
（３６）一九八九年版《勉縣志》第６２８頁。
（３７）一九八九年版《嵊縣志》第４６１，４６３頁。
（３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北美《世界日報》。
（３９）一九八七年版《湯陰縣志》第三十七頁。
（４０）《時代的報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十八頁。
（４１）《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集第四四八頁。
（４２）一九八九年版《黎平縣志》第３８頁。
（４３）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４４）《人民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頁。
（４５）《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六十頁。
（４６）袁永松、王均偉編著《左傾二十年（１９５７～１９７６）》第二八六頁。
（４７）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４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美洲《世界日報》。
（４９）一九九○年版《安陽縣志》第八十九頁；《黑龍江四十年》第３７６頁。
（５０）江蘇《樂園》雜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５１）北化《參考資料》第三冊第９－３頁。
（５２）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５３）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美洲《世界周刊》；《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頁。
（５４）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５５）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５６）《了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二期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頁。
（５７）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美洲《世界日報》。
（５８）香港《鏡報》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六十頁。
（５９）一九六七年十月國際關系學院革命委員會批楊戰斗隊編印的《三反分子楊尚昆的罪惡家庭及反動言論摘編》第一至二頁。
（６０）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今晚報》。
（６１）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６２）中共中央党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党史資料》第四十六集第１３０頁。
（６３）巴金《隨想錄》第一集。
（６４）中共党史資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第三十四頁。
（６５）一九六七年三月北京大學《新北大》編印的《打倒資產階級反攻倒算的急先鋒－－譚震林》第六十三頁。
（６６）一九九○年版《宜興縣志》第八四二頁。
（６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二十五頁。
（６８）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學院《討瞿戰報》編輯部編印的《討瞿》第一○一頁。
（６９）《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二十頁。
（７０）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与周恩來等的談話，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學院《討瞿戰報》編輯部編印的《討瞿》第三頁。
（７１）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來接見中國科學院雙方代表的談話。
（７２）同（７０），第一二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