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撤出鄂豫皖？ 别把屎盆子都扣在张国焘头上 - 伊犁将军红四方面军系列之一

伊犁将军是红四方面军的FANS，因为四方面军猛将如云，战功赫赫，又常常在逆境中奋起，故深爱之。可是，因为四方面军不是毛的嫡系，张国焘和毛又有过节，历史上红四方面军蒙冤也最多，实令我扼腕痛惜。直到文革结束后，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秦基伟等四方面军的老人走上前台，许多冤屈才得以昭雪。但是还有一些历史事实没有研究清楚，例如，人们每每提到四方面军，就要开口骂张国焘。虽然我对张国焘也很有看法，完全不想为他翻案。不过资料看得多了，理解的更深了，也学会了横向的比较。忽然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先看看是不是他的错，如果是他的错，到底错误程度怎样，一定要分析清楚，不能把失败的责任都扣在张国焘一个人头上 。这里整理出一篇文章，特发于春秋战火烽烟版，作为[伊犁将军红四方面军系列]的第一篇。

对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史学界过去都是认定是张国焘推行逃跑主义的结果。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是造成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

1932年6月，蒋介石利用种种手段搞垮了国民党内部几个势力集团，巩固了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在此形势下，他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于不顾，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8月，蒋介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军事“围剿”。这次“围剿”与以往几次“围剿”比较起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调集重兵，出动嫡系，亲自督战，指挥统一，规模空前。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总结了已往失败的教训，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亲自督战。把其“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汉口，重点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兵分“左、中、右三路大军，以左路军对付鄂西根据地，而以中、右两路军26个师和5个旅.约30万人，另有4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蒋介石亲自兼任中路军司令官。蒋军主力师兵员充足，装备精良。他此次亲自督师进剿，是决心把红四方面军消灭或赶出鄂豫皖根据地，以除心腹之患。

第二，采用了新的战略战术。这次围剿，蒋介石改变了过去“分兵进剿"，“长驱直入”屡屡被红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采用了“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的新战略方针。敌人战略战术的变化，使红军很难歼敌一路，打开“围剿”缺口。e

第三，蒋介石还提出了“军事与政治并举，”“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敌军每占领一地就立即扶植当地土豪劣绅，整顿民团，编组保甲，强化地方白色政权。在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封锁，设立关卡，禁止商贾和外地群众进入根据地，否则以“通匪”罪论处，断绝了根据地与外地的经济联系，使红军和根据地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

8月上旬，敌人攻入根据地腹地，红军主力在黄安、七里坪一带与敌人激战数日，打垮敌人第二师，但自己也伤亡2000多人。敌众我寡，相持不利，红军只好向皖西转移，鄂东豫西根据地首先丧失。9月中旬，红军主力在金家寨与红十五军会合，但因叶家集、英山等地已被敌人占领，后面追敌又到，红军陷入敌人东西夹击之中。因此，红军再度向鄂东转移，在河口镇、冯寿二地区又与敌遭遇，发生激战，红军力量损失较重，根据地也越缩越小。红军处境十分危急，如不果断突围，定将全军覆没。

二、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并非逃跑主义.

红四方面军被陷入重围后，及时下令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这个战略行动是正确的，绝不是逃跑主义。

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战略上的唯一出路。事实说明，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红军力量难以抵抗。红军总兵力由45000人减少到3万人，根据地由4万平方公里缩小为方圆几十里的“弹丸”之地。红四方面军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果断地撤出根据地到外线去调动和打击敌人是当时战略上的唯一出路。

第二，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是黄柴畈会议上集体决定的，并非张国煮的个人意见。两个月来，红军伤亡与日俱增，根据地的主要城镇已被敌军占领，已失去回旋余地，形势十分危急。红军指战员纷纷要求打到外线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于是,10月10日晚，分局在黄柴畈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熹、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徐宝珊、王平章、吴焕先、成仿吾”等20余人。与会人员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惫见: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已处于最后决择的紧急关头，为使红军免遭毁灭，必须立即跳出根据地，到外线去调动和打击敌人，然后再伺机返回根据地，这是唯一的出路;另一种意见则主张，红军绝不能离开根据地和群众，在敌人重兵深入的形势下，红军可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待机破敌。绝大多数同志赞同第一种意见。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然而，形势是多变的，红军主力跳出根据地后，由于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几遭重围不得不连续突围转战，才打破了红军主力在外线歼敌后，重返根据地的原定计划。红军主力根据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甩开众敌，转移到敌人统治力薄弱的地方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扩大了革命力盘，使红军避免了又一次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这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红四方面军在转战途中多次向中央作了报告，并未背着中央独自行动。黄柴畈会议后，11日晚，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从鄂东四姑墩出发，向平汉路西转移，经过两昼夜急行军，突破了敌人两个师的防线，到达平汉路西的陈家巷会合。在转战途中，分局和方面军总部曾几次向中央汇报红军突围和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和意图，10月下旬，红军到达浙川地区的宋清时，向中央报告了红军从鄂北新集突围的情况。1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鄂像陕交界的南化塘再次打电报向党中央详细报告了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原因和打算。电报说:“此次(鄂豫皖)战区未能冲破包围，客观原因系革命发展不平衡，战区处交通便利、四面受敌、反动势力较雄厚之区域。主观原因“是战区政治工作和政治领导之错误，对敌力估计不足，发动赤区群众反包围不够，发动白区士兵斗争的工作不够”，“我以孤军大战数倍之敌，转战千里未曾一挫锐气，但终被迫脱离赤区”。11月7日中央回电，原则上同意红军主力暂时撤出根据地寻机歼敌。上述往返电报既分析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的原因，又说明了红四方面军始终保持着与中央的联系，没有背着中央独自行动。

第四，红军主力的保存和川陕根据地的创建是实现战略转移的直接硕果。红军主力在鄂豫边界的南化塘冲出敌人的包围后，继续向西转移。在鄂陕边界的漫川关，又遭到了胡宗南部和杨虎城部的前后夹击，红军大部队处在深山峡谷中，形势万分危急，只得集中兵力从正面突击，杀出一条血路，连夜突围而出，取得了漫川关突围的重大胜利。为了甩掉敌人，红军转道北上，越秦岭，走关中。关中之行，红军歼敌一部，调动了敌人，于是红军趁机再越秦岭，南渡汉水，终于摆脱了敌人的重兵追堵，取得了主动权。红四方面军从被迫撤离鄂像皖根据地到主动进军川北，历时两个多月，转战三千里，“先后共歼敌近万人”，保存了红军主力“一万四千多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主力的企图和计划，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论述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指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最，消灭敌人的力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因此，以这个基本原则来检验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无疑“是党和红军的一个伟大胜利。”

12月中旬，红军到达了川陕交界的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当时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的有利形势和川北地势险要、物产丰富的自然条件，决定进军川北，建立以川北为中心的根据地。会后，全军士气高涨，不畏艰险，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迅速占领了通江、南江和巴中一带，开始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新阶段。经过一年的努力，开辟了一个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500万人口的新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也发展成为一支5个军8万多人的强大武装力量，一跃而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中最强的一支。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是张国煮的逃跑主义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二、张国焘的责任

张国焘也是有些责任的 - 尽管不是主要责任，该是他的责任也需要他来承担。这里来分析一下：张国焘在鄂像皖根据一直推行“左”倾政策（其实，包括江西苏区在内，各地苏区也都是如此），危害严重，这也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的一个原因。比如，他在组织上大搞所谓“肃反”，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 ；军事上盲目轻敌，仓促应战。1932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张国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军队已是“偏师”，正在“大崩溃”，盲目轻敌，继续推行“不停顿地进攻”的方针。五次反“围剿”，率兵轻战，孤注一掷，犯了兵家大忌。此外，没有充分发挥根据地群众的反包围作用，成千上万的群众跟着红军“跑反”（有点像三国刘备，在20万曹军追击带着百姓一天只走十里路），不但没有发挥广泛的灵活机动的牵敌、扰敌的威力，反而给主力红军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完全失去了主动积极、速决歼敌的特长，红军将士虽血战两月，付出了重大代价，也未能歼敌一路，扭转战局。红军数次被敌人包围追击，从鄂东转移到豫南，从豫南转移到皖西，又从皖西再转回鄂东，步步被动挨打，陷入绝境。最后，不得不仓促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铁路以西作战略转移。

[ 完 ， 此文由伊犁将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