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分子的几种典型心理
[1644] 　(2006-09-28)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包括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一些高官被相继查处。关于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种种观点。比如，“公共权利派生说”、“经济寻租理论”、“成本——收益理论”等。笔者认为，腐败现象产生的众多原因中，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往往是最深刻、最深远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腐败分子走上腐败的不归路，有几种典型心理不容忽视。

　　1、不要白不要的贪婪心理。

　　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最普遍的原因。尽管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都褒扬不贪小利的传统，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但投机取巧、爱贪小便宜、斤斤计较一直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之一。这类例子生活中举不胜举。古人当官“一人升天，仙及鸡犬”。现在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人员，往往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家人谋得或多或少的利益。“不要白不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贪集体的，损公肥私，不但不为耻，反而引以为荣，成为许多人展示自己“能耐”的资本。许多人走上领导岗位后，往往都会不知不觉中多吃多占，用手中的权力谋点小利，或是帮子女上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或是帮朋友接个项目，总之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当整个社会环境都默认这种贪婪心理时，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没有严格的守法观念，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利用职务便利占点小利，办点小事，这已成为大家都默认的人之常情了。领导干部往往开始的时候还会提醒自己不能越过一定的红线。久而久之，随着权力的增长，界定“小利”、“小事”的标准也会越来越宽，这个红线就会越来越远，触犯了党纪国法还恍然不知。

　　2、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从众心理。

　　这往往是许多领导干部挣脱不了的怪圈。“出污泥而不染”一直是中国传统文人和政客苦苦追求的境界。越是追求这种境界，越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历朝历代政治生态的复杂和，政治人物在其中往往很难做到独善其身。在政界就没有独立人格，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中国可能更严重些。当政治生态环境恶化时，政治人物即便自己主观上没有腐败的愿望，客观上也难以避免身陷其中。比如，慕隋新刚到沈阳上任时，也想着要廉洁自律，不收礼，尤其是不收现金。但一段时间过后，他发现自己被孤立于沈阳政治生活圈子之外。拒不收礼，被送礼的人认为是不信任他们，与他们不贴心，因此他就无法融入当地政治生活圈。作为一名外派的干部，不能融入当地的政治生活圈，就意味着在当地站不住脚，被孤立在外，成为当地政坛的另类，成了孤家寡人。

　　一个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本领就是要融入所处的政治生活圈，无论是通过什么形式。否则，就相当于政治生命的死亡。而这种融入的方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环境，各有不同。在战争年代，可能是个人的骁勇善战获得拥戴；在健康的政治生态中，可能是个人的聪明能干享有威信；在恶劣的政治生态中，则可能是个人手段高明足以服众。这种手段不以道德标准评判，而以强力标准衡量。同流合污者往往比洁身自好者更易获得信任，更容易生存其中。

　　这种被迫的从众心理，在当前形势下，成为导致领导干部腐败的发人深思的原因。这种腐败原因，往往没有受到有关部门的应有重视，当然，也许是不愿正视。领导干部没有独立人格，一些人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被迫随波逐流，他们的腐败行为，多少有些令人感慨。

　　3、为情所困的仁义心理。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文化传统，也存在一些糟粕，而且即便是一些被认为优秀文化的成份，在一定的环境下，也可能成为消极的东西。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推崇“礼”和“仁”，重人治而轻法治，重血缘、讲亲情等，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传统，也是几千年政治生活的传统。这些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进而成为影响中国现实政治环境的重要因素。

　　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的成员，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政治活动中，常常“为情所困”，因为亲属朋友的原因而犯事。从揭露的腐败案件看，许多腐败的领导干部最初并不是有意识地进行腐败活动，许多人甚至对腐败行为十分抵触，但在一次次的亲情、友情考验面前，退却了。许多人碍于亲戚或朋友的情面，为他们开了方便之门，知道违反了纪律，认为是人之常情，对上对下都能说得过去。成克杰在案发以后，并没有意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仍然认为给朋友介绍工程，要块地，搞开发或做生意，不违反原则。

　　亲情，友情，恩情，还有男女之情，使领导干部在运用权力时对法律、纪律的要求淡忘了，对自己腐败行为后果的认识模糊了，跟着感觉走，跟着感情走，一步步走向了腐败的深渊。讲究情义的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是美德，但当这种社会生活的准则用于政治生活中时，往往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大批领导干部就是在儿女情长、哥们义气面前倒下。

　　4、所得少于付出的失衡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个人对国家社会的无私奉献，要求官员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把各级领导干部界定为人民的公仆。糟糕的公仆定位，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讲奉献，不讲索取，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造成心理失衡。

　　这种定位，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凡人，用理想的标准衡量现实，不符合人的本能，不尊重人性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以政治为主导，领导干部有政治上的优越感。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领导干部的收入比其他社会成员相对稳定。因此，领导干部队伍在心态上还比较满足。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的价值取向趋向于以经济地位为主导。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级领导干部的社会地位相对于以往下降了，他们的经济待遇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也下降了。按照目前的工资标准，许多领导干部的生活水平只能在社会的中下水平，这与他们的能力和担负的责任相去甚远。领导干部，特别是能力强、贡献大的领导干部，心理上的失衡感无处不在。以云南红塔的诸时健为代表的“59岁现象”背后，折射出这一代领导干部命运的悲哀。

　　领导干部是社会的管理者，掌握着权力。有心理上的失衡，就有得到补偿的动机。掌握着权力，就有补偿的现实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能够支配的资源比原来更加丰富，左右资源分配的机会也更多。因此，权钱交易盛行，权力寻租有了市场。

　　5、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上述四类心理是腐败行为产生的动机和诱因，而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则使腐败分子敢于将腐败动机变成腐败行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没有法治的传统，处处都是人治的影子。法治社会按法律、按规矩办事，有共同的标准；人治社会讲关系、讲人情，法外开恩的事太多。因此，法不责众的心理在社会上很有市场。有违法行为不必然导致有相应后果，只要大家都这么做就不怕，人情高于法律。

　　腐败分子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有的认为比自己更腐败的人还很多，查处不到自己，顶风犯法，铤而走险；有的认为案件涉及的人数多，查处起来影响的面太大，不会查处；有的自认为上面有人罩着，执纪执法机关会碍于面子，不敢查处。

　　事实上，目前在干部管理中的一些做法也的确让这些侥幸心理有存在的空间。比如，查处案件时，如果涉及人数众多，往往会抓住主要的，其他人员要求主动交代就从轻处理或不处理，给这些腐败分子以投机的机会。同时，每一个案件的查处，基本上都要向主管领导报告，并获得同意，否则就很难查处，不少案件因为这种原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龙北峰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