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与鲁迅的文字恩怨zt

　　鲁迅与田汉交往的最早记载，见于1927年11月23日的《鲁迅日记》：“晚得田汉信，夜复。”当时的田汉正在筹备上海艺术大学12月17日到22日的“艺术鱼龙会”，鲁迅正在与创造社的郑伯奇和太阳社的蒋光慈等人商谈合作事宜，田汉来信大概是为了向鲁迅募捐并预约看戏。
　　鲁迅与田汉的第一次见面，是1930年2月13日。两个人分别应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邀请，出席在上海汉口路“圣公会”秘密举行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15日又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上签写了各自的名字。1929年3月2日，在同样由中共人士牵头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鲁迅与田汉、夏衍、钱杏屯阝、洪灵菲、冯乃超、郑伯奇一同被选举为常务委员。此后，鲁迅与田汉之间便有了较为频繁的接触。
　　作为“左联”精神领袖的鲁迅与在影剧界以老大自居的田汉，对于“左联”所参与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都不太配合。据夏衍回忆，田汉与蒋光慈“因为很少参加飞行集会而不止一次受过批评，乃至公开警告”，“有一次在南京路示威，田汉从外滩雇了一辆黄包车从东向西，经过日升楼（示威的中心地点）被人发现了，认为他胆小，不敢上街，支部决定由孟超去警告，后来孟超说，结果是吵了一阵，因为田汉不承认这是犯了错误”。
　　对于鲁迅，田汉与潘汉年、周扬等人一样，并不总是表示出友好的态度。早在1930年4月，也就是田汉与鲁迅刚刚第一次见面并双双加入“左联”不久，田汉在《田汉戏曲集·第五集自序》中介绍自己的学生时，就通过借题发挥表现出对于鲁迅的挑衅和调侃：“他们至今有许多废去姓的。如廖作新君之名左明，张惠灵君之名无踪，谢岳章君之名白珂，这并不像周树人先生之名鲁迅一样是一种风流儒雅的笔名而都是出于对旧家庭的不满，乃至深恶痛绝的。”

　　鲁迅对于小自己17岁的田汉既有过帮忙的经历也有过不够客气的时候。南国社被查封后，转入地下的田汉曾经于1930年10月4日致信鲁迅请求帮助，鲁迅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得田汉信并致郑振铎信及译稿。……夜蒋径三来，即以田汉信并译稿托其转交郑振铎。”另据夏衍回忆，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欢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汉一个人对藤森成吉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引起鲁迅的反感，鲁迅对夏衍低声说一句“看来，又要唱戏了”，就起身退席，给田汉一个很大的难堪。
　　在1934年《社会月报》8月号上，刊登有鲁迅的《答曹聚仁先生信》，另外还连载有杨屯阝人的长篇报告文学《赤区归来记》，从而引出署名“绍伯”的《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一文，在1934年8月31日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这篇奇文一上来就抢占“不肯调和”的绝对天理制高点，说是“‘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