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英富：《脚印》（二）潮流：炮轰省、地、市委
作者: 宪徽
日期: 2006-08-22 02:03

潮 流

在众多同观点的人中，由刘友源（国防工业七九九厂工人）黄海浪（宜宾市铸造厂工人）等提头，我们组织成立了宜宾地区第一个工人群众自发组织的“宜宾八八工人联合战斗团”（八八是取义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而命名的），与宜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和外地赴宜宾红卫兵联络站并肩“战斗”了（地址在市中心的“京剧院”即大观楼一侧）。紧接着，地、市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最先是“反修造反队”，一开始有地专机关的群众王世民、徐克明、徐明伟等，还有市级机关的高玉文、李朴等为头的干部组长。地、市政法系统的刘传和、刘跃鈱、田光辉、曾祥和等也组成了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参加文化大革命。

各厂矿工人，最早的是七九九厂的王景海、刘平测、陈元中等组织的“井岗山造反兵团”，宜宾造纸厂的江国辉、廖光明、王季英等人组织的“铁臂战斗团”等。

农村农民，最早的有黄桷坪公社的全国劳动模范赵树恆、吴绪彬；附城公社的曹海清、曹治国；前进公社的雷从金；旧州公社的周仿之；古叙公社的王社长等，组成了农民造反组织。

这些，也许就是学生们来宜宾讲的：“国家改变了颜色，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涉及到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在，故很能鼓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激情吧。他们（也包括我）坚信党中央的号召错不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尤其是地、市委的后院起火，如原市级机关的高玉文，文革前期很受器重，曾是上京抓刘张的“抓人团”主要成员。人没抓回反倒起来造反了。党政机关揭露当权派腐化堕落、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问题，更激起造反浪潮的高潮。形势发展迅猛，我们“八八团”也很快就发展到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不仅遍及宜宾的各行各业，甚至凉山州的雷波森工局林业工人，云南省盐津县的航运工人，均请求加入我团，成立了下属造反组织。宜宾的属县也纷纷行动了起来，全面拉开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地、县委”的局面。当时，因官办群众组织的经费是由官方直接承担，而自发的群众组织就没经费来源，买红布做战旗袖章、买纸笔写大字报等都得要钱去买，没得经费来源难以开展活动。学生造反组织的头头曾加兴为使官方承认群众（包括学生）自发组织和争取活动经费，在宜宾市委大门口进行了绝食斗争。在得到相当多数的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最后取得了胜利，真正打开了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面。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年底在杨泽彬、李锦凡、张大卫（北京化纤学院学生）、陈良柱、刘友、王景海等人的倡议下，宜宾的工、农、商、学、干各大群众组织头头们共商，宜宾造反派进行首次大联合，组成了“宜宾方面军”，其它县、市也组成了县市级的“司令部”参加。至此，宜宾地区的思想派和自发组成的主义派的区分就更加明朗（其实思想派的也组成了“宜宾红色总部”，故宜宾人称“红色派”，对主义派称为“红旗派”）。

说实话，当时加入造反组织也是比较严肃的，每个人都是要经过审查的，政治面貌基本清楚的人方能批准加入（如我参加造反派时，就有人攻击说我是伪保长的儿子，经调查证实我系谢家抱[收]养的，养父曾任过伪保长，但没作过孽，只是挂了个保长名，解放后没受过任何处罚，连传讯都没传讯过他，于1956年病逝，故没对我造成影响）。各组织均有专人管组织方面的工作。如当时在宜宾修建宜珙铁路的“四一五筑路总队”，其下属二十来个队，要求加入我们八八团的人很多，我们就坚持只吸收了十八县市“民工队”的部分人，成立了“宜宾八八团川铁分团”。后由张正源、刘某某等为首组成“川铁兵团”参加了方面军（因为“川铁”人太多了，我团搞组织的审查不赢，更怕稍有不慎会成为对立派攻击的把柄，故只好如此慎之又慎，宁少勿杂）。对另一些要求加入八八团的民工队的人，则劝他们除开原“4.15”劳动教养总队教育好后转为工人的“转工”，自行组织团体参加“方面军”。排斥“转工”，在现在来说，也许是形“左”实右形式的表现，因为，既然是教育好了并取得工人资格了，就应该有权参与四大，介入政治，他们也是有政治权力的啊！

正当此时，“四一五”筑路总队抛出了“转工暴动”的吓人新闻，一时间搞得宜宾城内人心惶惶，气氛十分紧张。“暴动”二字对过了十多年平静生活的宜宾人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其惊恐程度可想而知。这就是宜宾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第一大事件。我受方面军勤务组和八八团勤务组的委派，去调查该事件。说心里话，当时决定我去调查还是很害怕的。“暴动”的实质含义就不善哉，弄不好就会有性命之忧。可是造反誓言就有“誓死”之词，我还身为一个勤务员，决不能被别人看笑话，认为我是一个胆小怕死鬼，故而接受了这重大托付。

我首先到江北“宜珙铁路总指挥部”，找到总指挥长邓自力（原宜宾地委书记，后面将提到的“三套马车”中“邓、崔、陈”的邓就是指邓自力）。他对我说：

“转工是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转工暴动’的事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不甚了解，要问‘四一五’筑路总队的总队长钱志均、李登茂才清楚详情。”
于是我找到钱志均总队长，他说：

“接到下面工区的报告，确有转工暴动。”

我听后首先亮出方面军的委派，然后提出请他和我前往暴动现场调查了解事实真相。他无法推脱和拒绝前往，只好带上警卫员和秘书坐上他的小车与我一同前往月江工区。

在一个山沟里，我见到不少带我团袖章的“战士”（当时的称呼），包围着一个很大的工棚，里面有很多人在有序地学（读）毛主席语录，全然没有任何暴力行动和动乱迹象。于是我当着钱总队长问我们分团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听到纵队通知，叫我们来协助干警镇压转工暴动，我们分团立即决定先调月江工区附近的支队好几百人来，围了大半天没看到发生任何事，晓得搞的啥子鬼哟？”

我问钱总队长，此事作何解释？

在铁的事实面前，钱志均总队长很难为情的样子，沉默良久最后只好说：“可能是下面汇报有误，我们没搞清楚，可能是公安工作长期养成了敏感的习惯吧。”

“下面汇报有误与否，不足为道，但你们作为总队领导，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对下级的报告不作核实，不加分析就向外公布转工暴动，闹得满城风雨。你们将如何向宜宾人民作个交代？就凭简单的一句汇报有误或敏感习惯能够了结得了吗？”我驳他说。

僵持了好一会，他说他很累了，身体不好需要休息一下（因时系夜间了），并交代他的秘书安排一下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他是想缓冲一下好找对策来打发我，谁知道他竟然趁着黑夜悄悄的溜之大吉，此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么一件轰动全宜宾城的大事，仅凭一句“可能是下面汇报有误”能解释得了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罢。尤其是政法部门对“暴动”二字的孰重孰轻会不懂吗？这一连串的问号，岂不发人深省么？

这个时候，学生曾加兴在宜宾市委大门口几日的绝食斗争，直到市委圆满答复解决，自发的群众组织得到合法地位和对待，并由市委“文革接待站”发给活动经费，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大街小巷、机关单位都在写贴大字报，大辩论更是如火如荼，人们真像发了疯、着了魔似的，不分白天黑夜，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干“革命”。困了最多在长椅或地板上垫上几张报纸睡睡，简直是在全力以赴。有的大辩论竟然会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甚至激烈异常，由此可见这个运动的深入和普及程度，实属前所未闻之奇事。

接着扩大化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基层将当权者不分青红皂白都进行揪斗，特别是有一个较大点的群众组织，竟然将最基层的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弄到市灯光球场进行批斗（这一或许是受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方面军发现了苗头不对，勤务组立即学习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等文件和资料，即使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蔓延和扩大，又集中精力批判地、市委的路线问题。

解决扩大化的问题，既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又要制止往夸大化的蔓延，确实是较难的，但我们终归还是做到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扩大化的问题刚解决，马上又刮起了“经济风”。它像消防车那样起到了“灭火”作用。这股风来自哪里，要达到什么目的？几乎全国都一样地在刮此风，至今都是一个难解的迷。“经济风”一刮，热火朝天的运动一下子就冷了下来（惟学生方面不受影响）。方面军勤务组立即召集各群众组织的头头们来开会，学习上海狠刹经济风的材料和批判文章，统一认识，及时揭露和批判经济主义妖风，扭转了斗争大方向，使运动又能正常发展。据传，仅此一风给国家和各单位、厂矿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相当大的一笔数。

接着是红卫兵寇代铭（宜一中学生头）、周叙生（宜四中学生头）等小将（这是当时对学生们的一种尊称），首先在宜宾揭出了“刘、张、王、郭”的十三个案件之翻案与反翻案的实质性问题，开始了宜宾“三套马车”的大论战，即：“邓、崔、陈”；“刘、张、王、郭”；“牟、沈、贾”三套宜宾地区领导班子在路线问题上的斗争。由此也可见宜宾问题之复杂。

由于是史无前例，也正如有些文豪形容为“旷古未有”，也难免会有冒进或幼稚的毛病出现。如在长宁县的第一次批判原县委书记庞爱民。批判会是由泸州市京剧团的造反派“鲁讯战斗团”和宜宾地市文工团的造反派（勤务员是查成林、唐菊动）及长宁县本地的造反派联合召开的。他们把我作为方面军代表邀进主席团（因我团母某某擅自到长宁乱表态，一会说他是代表“八八团”，一会又说他是代表“方面军”的，使得长宁县闹得乱麻麻了，故我们组织及“方面军”委派我到长宁调查处理此事而去长宁县的）。事先泸州市（原隶属宜宾地区的一个市）“鲁战团”的勤务员沈君怀跟我说：

“会战一开始就宣布：将在长宁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走资派庞爱民揪上台来，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脚，让走资派们永世不得翻身。会议就正式开始，先由本地造反派头头唐世斌（长宁县邮电局职工）揭发庞爱民在长宁县是如何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实，我们就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批判。”我也是此次到长宁才认识了唐世斌的。

当时，我认为沈君怀说的开头那段话，只不过是历次批判会上惯用的一句口号性质的套话，根本没去深究，所以对那段时髦的开场白无异议。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会一开始，主持人刚说完上述开场白后，真的两名臂带“鲁战团”袖章的泸州人，一左一右地将庞爱民“揪”上了台，接着就像戏台上演戏亮相那样，一招一式都做得正儿八经的，将庞爱民“打翻”（推）在地上（即木板搭的台子地面上），而且真的就要踏上一只脚了。这一举动简直把我惊呆了，弄得我当时哭笑不得。当时唐世斌也被搞懵了，其他人更是莫名其妙，又不敢公开制止。我只好用眼神和手势来暗示鲁战团的头头，不能这样做。由老沈出面及时纠正了这演戏一样的错误作法。

又如：当时方面军为了避免两个组织同时安排批判一个当权派时会发生矛盾，就将冯振武、王建民、王志敏、梁尔吉等几个地、市当权派“控制”在我们八八团，即宜宾市东街原宜宾县联社，当时我们八八团的总团部所在地。其他的地区主要当权派就由方面军直接“控制”在宜宾专员公署内。哪个组织要批判谁，都得在方面军批条子才行。而宜宾市小教（即小学教师们）造反组织，经方面军批条来我团要王志敏去接受批判，由于王志敏（宜宾市委分管文卫的书记）的脚肿了，我和刘友源等考虑到王的这个实际情况，向小教造反派说明了原由，让王志敏休息，暂不接受批判（并非王本人要求）。小教会场都布置好了来没要到人，于是要造我们的反，说我们是在保走资派，当时搞得我们很恼火。要不是我一再劝住刘友源，当时就会干起仗来。事后方面军的王景海、杨择彬他们才说：

“你们八八团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王志敏因病不能接受批判是对的，我们就是应该多注重政策”。或许这就叫不明朗的道歉了吧。

老实说，当时的头头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动辄就造反是造反派的个性。当头头稍不注意或检点点，就会被造反的，甚至被拉下来（当不了头头之意）。如我们总团有个头头（总团勤务组的一二号头头）就因为较长时间私自使用了冯振武（冯振武当时是“控制”在我团的原地委书记之一，因病住院，该头头也随之到医院守护）的高级半导体收音机（那时的半导体收音机刚问世不久，确实稀罕，比现在的大彩电都还金贵，特别是高级的半导体，实在是那个年代很希有之物），他被造了反，说他是被走资派收买拉拢了。为此，他被舆论压力无形地拉了下来。这件事在当时搞得我们八八团都有点很难堪，团内团外影响都大。现在返回头来看看这个问题，有内因，更有外因在起作用，但要说被收买拉拢了，未免是言重了。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份，正当运动进入高潮之际，突然宜宾城内谣传四起。什么“飞机要来宜宾撒传单”了（这种情况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才有过的现象），“方面军要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了”，“军队和公安机关要联合出动抓造反派的人了”等等。一时间宜宾简直被笼罩在极度紧张和恐怖之中。人们不甘心，更不服气。为什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会成反革命？党仍然是共产党，怎么会出尔反尔了呢？这岂不是在愚弄人民么？要说是个人迷信那也在所难免，但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是中央政治局作的决定，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了的，能说是老百姓在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确实是当时参与造反之人的一个活思想。进而人们想到了会不会是走资派们的又一个阴谋？这是当时街头巷尾，人们争论最激烈的一个主要话题。

人们被搞懵了，像热锅上的蚂蚁，全城都乱哄哄的，都在谋求对策。我们八八团几个头头研究，为应对这种突发事变，由我夜渡到白沙湾，到七九九厂的“井冈山”兵团，请他们进城声援（当时宜宾的长短航运基本上都是参加我们八八团的人，故调用轮船渡江是不成问题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凌晨一时许，一艘轮渡船送我到白沙湾码头。我到七九九厂“井冈山”总部，找到了王景海、刘平测、陈元中等（当时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他们说情况他们早就知道了，现在军警还没动手，不要自己先乱了阵脚，若真开始抓人了，他们会组织进城声援的。天亮后我回到城里，这时气氛更加紧张，特别是民主路人民电影院一带，人头攒动，混乱不堪。我好不容易找到刘友源他们，我们几人站在街边上研究该怎么办？我说：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发动的，我建议刘友源带上傅文琪（原宜宾市木运社工人，我团搞宣传的笔杆子之一）到北京找党中央和毛主席问个明白。”刘友源则坚持要我带上傅文琪去北京，而且还得赶紧动身，晚了怕宜宾都出不去了，就算能走出宜宾，路上也会有哨卡拦截。时间紧迫，不容我们过于的争执。最终决定后，我作了些简要的安排就同傅文琪渡江到了上纸厂。通过纸厂造反派头头江国辉、廖光明、王季英等的帮助，乘上纸厂的小吉普车，准备赶到成都后再换乘火车进京。

情况是复杂多变的。我们的车刚拢自贡地界就被扣住了，因为自贡市已听到了宜宾传去的抓人消息。等扣我们的人带我们到了自贡市供电局后，经过简单对话，方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扣我们的人是自贡市造反派“红色电工兵团”的人。他们设卡是为了防止宜宾的抓人问题波及到自贡。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没察觉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绝非宜宾一地之事。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上京告状的后，考虑到其他地方也可能设卡拦截，火车站也会被控制，难以到达北京，经他们周密研究，慎密安排下，我们才顺利地登上了进京的列车，离开了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