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英富：《脚印》(三) 转折：首次入狱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
作者: 宪徽
日期: 2006-08-27 02:14

转 折

天冷心更凉。经过两天两夜多的车厢生活，我们怀着极度的伤感，踏进了全国人民敬仰和向往的首都——北京。

凄凄的北风、纷飞的雪花，再加上泼面的灰尘，对南方来的“客人”更增添了份心酸。尽管离开了才三日，可家乡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了、几十万“战友”能否平安？心情万分沉重。何以听共产党的话，反到落得个“反革命”的罪名？真的能是党中央作的这种抉择？北京之行责任重大啊！我们没有找地方落脚，就直奔打听到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此时我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巴不得尽早尽快地将宜宾的一切向党的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清楚，求得正确的解脱）。

由于初次进京，人地生疏不熟悉，加上囊中羞涩，我们只好徒步从火车站向长安街寻进。幸好中央文革接待站就靠近宏伟的天安门，我们比较顺利地找到了。进得门去，里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人人面带愁容，好象霜打了的茄子，到处都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即“二月镇反”（即后被通称的“二月逆流”）。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是老天的捉弄还是人为的强奸？全国各地都是如此，突然之间产生出了数以千万计的“反革命”，简直不可思议，这岂不成了个“反革命”王国了么？无怪乎全国会有那么多的人上京告状了。

接待站内划分了若干个区域，我们找到了西南片区接待室。一男一女接待员接待我们。当我们向他（她）们汇报完宜宾的情况后，提出了“镇反是不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算不算是反革命”。接待员收了我们写的汇报材料后（即在进京的火车上赶写出来的宜宾文革概况），很圆滑地答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地向中央首长汇报，是不是反革命你们自己最清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今天就谈到这里，有什么遗漏的你们最好写成材料给我们送来，我们才好及时上报。”

出了文革接待站，沉重的心情没有一点松弛的感觉。是我们没把问题谈透彻，还是表达得不够清楚？文革接待员的话是否有所暗示？一连串的问号搞得我们头昏脑胀，老在天安门、长安街打转也不是办法，得找个地方住下来思考思考再说。

北京的夜晚比白天冷得多，寒风刺骨，冻得我们俩人直打哆嗦（我们哪曾经受过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衣服也只是南方御寒的着装，我看傅文琪有点招架不住的样子，又冷又饿，这才想起大半天没吃过一点东西了（本来身上的钱就少得可怜）。好不容易才在偏街小巷（北京人叫的胡同）找到一个卖吃的小酒馆（那时我们都不会喝酒），为了御寒，只好要了二两烧酒（北方人叫的“二锅头”），四个熟鸡蛋来增加点热能，提高下体温。胡乱地吃完，因有自贡供电局造反派开出的证明，我们趁势找到了水电部接待站住了下来。一床芦席，一张粗线毯，水泥地板为床，算是有了个安身之地。好在大屋子里有暖气，到是不觉得冷，只是一、二十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又不通气（为保暖，窗户都是关严实了的），有股很难闻的气味，几次差点把我给熏吐了。由于是免费住宿，再难闻的气味也只好克服了。正由于经济的缘故，我们在京期间肚子饿了也只能吃烧饼（北京人叫“火烧”的饼子）、咸菜度日（其实水电部机关食堂里啥好吃的都有，只要有钱就能买来吃的）。我们整天几乎都是在地铺上不停地写材料，根本就管不了吃好吃歹喽。

一天从中央文革接待站出来，在天安门观礼台下碰到宜宾去的一群学生和几个水电安装队的工人，他们说宜宾抓人抓得很凶，不仅是头头挨抓，就是一般群众被认为是“造”得凶的人都被抓，到处都关不下了，就连军分区里都关起了人（因为我们上京后，总团部、分团部甚至支队部统统都被砸了，所以音讯不通，我们就完全与家乡失去了联系）。听后我们心情更加沉重，到底我们错得好凶啊？！我们一群人席地而坐，谈论宜宾的问题。其中有学生说宜宾造反派就是因为介入了“刘、张”的问题（即刘吉挺、张西挺等原地、市委领导干部，前面所提到的“三套马车”中的刘、张、王、郭也），才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中还有人提出干脆找一些在京的宜宾人，将刘、张他们抓回宜宾交差，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时我才知刘、张等人在北京。我听后，尽管之前我们根本还没接触过刘、张他们，但还是认为学生的这种思维和想法是错误的。于是我发表个人看法，说：

“这种想法太幼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宜宾一个地方在抓所谓的反革命，而是全国范围都在统一行动，难道刘、张他们能牵涉影响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我看其中定有很深的奥妙，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天真了。”

我讲完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后，他们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分析得符合现实，也就不再有此想法了。人群散后，宜一中认识我的学生问我想不想见一下刘、张？我认为见一下也好，不然为刘、张他们的斗争事劳神费力一场，他们像什么个样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于是就随宜一中学生到刘、张住的地方去见他们。

在商业部招待所一个简单而又不够宽敞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刘、张俩夫妇及他们的一些同志。宜一中红卫兵向他（她）们介绍说：

“他们俩是宜宾八八团勤务组的，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大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方面军的发起者之一。他俩也是来北京告状的，顺便来看看你们，了解一下你们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特别是所谓镇反问题。”

刘、张他们听后亲切地和我们握手并作自我介绍（原来我认为他们肯定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头，见了面才知没有一个肥头大耳大肚皮的，特别惊奇的是张西挺还是个女同胞，她和刘吉挺还是俩夫妇呢）。

刘、张他们问宜宾的情况怎么样？我就如实地将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概况作了介绍，同时谈了宜宾造反派很重视他们那十三个案件的实质含义。这时丁祖涵（原宜宾地委组织部干部）对我们讲：

“刘、张的问题中央都知道了，也很关心，‘镇反’是个全国性的问题，相信党中央很快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需要的是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地方的情况，最后是书面报告。现在更需要在宜宾的同志们坚持斗争，用行动证明宜宾造反派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不是什么反革命。”

田禾（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也对我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指刘、张等）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宜宾派到北京来抓刘、张的公安潘光西、温国良、赵瑞同三人，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奉中央之命抓起来了，刘、张也见过了他们三人（是中央文革安排的见面），你们可想而知宜宾问题之复杂、尖锐了。”

其实刘、张的问题早在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主席就在亲自过问了，并称他们俩为“革命夫妇”，由此不难看清刘、张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师东兵先生的《秦城冷月》对此节也有描述。

我们听到这些情况后觉得很有道理，也很兴奋，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和曙光，起码知道中央在关注着宜宾和全国的“镇反”问题了。同时我们在北京也听到了北京广播的某地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个造反派，为“救火”（大概是说他在进京告状的途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编者在结尾作了句反问：“能有这样为了国家财产、人民生命而奋不顾身的反革命吗？！”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应该尽快返回宜宾，告诉宜宾的同志们北京的这些情况，让“战友们”也吃颗定心丸。

回到住地我告诉傅文琪，我们该回宜宾了。走前我们得做两件事：一是给党中央、毛主席致信；二是再走访一次中央文革接待站。傅文琪觉得可以。于是我们就动笔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阐明宜宾造反派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人民群众，我们一定会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的。我们决不反对革命，所以，我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最后落款，不知傅文琪基于什么原因他不落名，故只好落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我认为无所谓，大不了我一人对此信承担责任好了）。

第二天我们将信寄出后，再次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主要是想去探探口风。接待员仍然是那些套话和安慰（他们好象只会说这些套话样），“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只要不是在反对革命，就什么都不用怕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我和傅文琪离开北京返宜，准备将在京城的见闻如实传达给宜宾的战友们。因听说宜宾逃出来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走重庆这条线路，经商议，在内江我和傅文琪分开成两路拦阻上京告状的人，我就到重庆方向看一看，并说好晚几天我就能回到宜宾。在重庆没见到什么宜宾跑出来的同志，在壁山县我曾打电话给我爱人，了解到宜宾的情势很乱，仍在继续抓人，造反组织全被砸烂了，于是我决定立马乘火车回宜宾再说。

到宜宾火车站，我刚下车到站出口处，就被对立派宜红总的“政治兵团”的王明（是对立派政法系统的一个头目）“接”住了。他们好象事先知道我的行踪似的。他叫另一个公安将我押送到宜宾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裴家福亲自审讯我一通后，就将我关在公安局楼上的屋子里。一间小小的屋子，大约十平方米左右，关了有十来个人，几间屋子都关得满满的，还有女同胞，可外面还在继续抓人。公安局楼上实在关不下了，他们就将公安局对面的一个幼儿园（征用）腾出来关人。我们几十个“反革命”也“乔迁”了过去。听同囚一室的常玉友（宜三中学生）、陈云贵（市川剧团造反群众）他们说：宜宾被抓的人多得很，不仅是头头才抓，只要他们认为“跳得凶”的造反派（指参加造反派的一般群众）照样被抓来关起，到处都关满了人，就连军分区内都关了很多人。军分区里关押军外人士，恐怕确实是“旷古未见”过的稀奇怪事了。

我虽然到过北京，可是有些问题还是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中央都不怎么统一？这个镇反到底是什么企图？为什么一下子全国竟派生出了历史上罕见的那么多反革命，反了什么革命？等等，等等。越想越觉得这里面的文章太深奥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干脆就不去想深沉很了，就听天由命罢，反正自己没有任何反革命的言和行，怕它个啥，抓紧时机买些肉食来吃补补身子。因被关押，吃的就肯定是牢饭咯喽，牢饭吗肯定是极差的，全是素食，比在北京的生活差不了多少，但因这里又不完全像正规的监狱，只要自己身上有钱，每天中午都可以叫姓叶的干事（公安）帮买点肉食来吃（即中午公安伙食团没卖完的肉类食物），将这个多月的斋戒（指在京期间的艰苦生活）损失补起（好在同室的难友帮我垫些钱来买）。平时就与同窗们谈论宜宾和北京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听到抓刘、张的公安在北京反被扣押之事后，大家的心情都有所好转，总觉得有希望的一天。也好在那时关押的全部是我们这种“反革命”，所以随便怎么谈都无妨碍，甚至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都不会受到制止和干涉，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读书声、朗诵声此起彼伏，真有点学校（幼儿园）气氛，这个临时监狱竟成了特殊反革命“闲庭信步”的特殊场所。

在被公安局关押期间，我也思考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运动太高深莫测了。我一个工人能懂得什么政治斗争？故而想：只要这次能平安释放出去，当个好好工人算了，管他什么政治运动都不要参加，照顾管好自己的婆娘女儿才是正事，政治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一九六七年（大约）四月的一天上午，突然一个公安和一个解放军军官模样的人到我的囚室来，叫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出来。当时全囚室的人都在议论（包括邻室的）、猜测，他们都认为我“升级”了，故要把我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单独关押，所以他们都给我打气（包括其它几个囚室被关押的人），叫我不用怕，并用毛主席语录上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为我告别送行。

出了幼儿园“监狱”，解放军竟将我押解到隔壁的军分区内去。当时我想同室的战友们估计对了，真的弄我来开单份了。因那时最大、最重的造反派头头都是弄到军分区单独关押，专人看守的。到一花园旁他叫我站好，随即向我宣布：

“谢英富，今天提你出来，是要押你到北京去与反革命刘、张一伙对质，只要你去表现得好，我们就既往不咎，若表现得不好，回来你就会晓得是什么样的后果了。”听了这软中带硬威胁的警告训话，我觉得太矛盾了。刘、张是宜宾的，要对质也只能是在宜宾，何以要跑那么远到北京去对质呢？我以前根本不认识刘、张他们一伙的任何人，除进京告状在北京的那次见面，我与他们素无往来，要我去同他们对质什么？更何况他们早已通天了。不然宜宾到北京抓刘、张他们的公安会被公安部的扣押起来？真是笑话。当时我还怀疑是不是要弄我到哪个偏僻的地方去黑办？殊不知那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已经开始了。一会儿又押来一个瘦弱矮小的中年人，后来才知他是市级机关造反的干部，要说，他原来还是官方最早组织赴京抓刘、张的“抓人团”几十人中的一员，没抓回刘、张，返宜后反而起来造反才当了“反革命”的。这个中年人被叫站在花园的另一边，同样被训话（训话内容也许和我的相似）。最后又带来两个小女孩，当时我非常惊奇，难道这样小的娃娃都成了“反革命”？也被抓来关的？后来才知一个是刘吉挺的女儿叫刘明英，另一个是李良的女儿叫李梅。李良是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即中共中央〈平反通知〉上刘、张、王、郭、李等的最后一个。别小看这两个小女孩小小年纪，她倆再加上李良的儿子李琪，早就是刘、张他们得力的联络、通讯员了，这样十来岁的娃娃早早地就卷入进了党内路线斗争，这在解放前不稀罕，而在解放后就实属罕见了。这倆女孩来到后，军分区司令部大楼出来一个军官，叫与我们训话的那个解放军：

“张汇燕！准备好了没有？”

“一切准备完毕”张赶紧将武装带和手枪整理了一下后立正回答。

这时开来了一部小吉普车，那军官说：“把他们带上车立即出发”。

“是”张汇燕立正敬礼同时答道。

一路飞驰，天黑后才赶到成都军区，车在军区政治部楼前停下，楼里出来一个很像大官的人（这肯定是进门时，门岗就电话通报了），名张汇燕的解放军赶紧下车跑上前敬礼报告。

“报告某主任，奉命将谢英富、高玉文押到！”那位主任听后愣了他一眼，上前几步伸出手来推我和高玉文，并同时说：

“谢英富同志……你们受苦了。”哇！多么亲切和振奋的称呼啊。说实话，听了这样亲热的称呼，当时我感动得无法来形容那时刻的心境，我眼眶里的泪水在飞速地流转，差点就要迸发出来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好在我年青没有昏倒，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顿丰盛的美餐后，我和高玉文被安排到政治部楼上的小会议室里休息。那倆小女孩不知被带到哪里去了。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新华社记者王焕斗（新华社驻成都记者站的，后调驻西安记者站，所著《贞官佳话》颇受人们好评）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成都晚报的几名记者到来，寂静的小会议室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特别是记者们相互的询问，说笑）。最后进来的是一个身着帽徽领章军服的人，一脸茫然地看着会议室里众多陌生的面孔发呆。那个主任接待完记者后，转身才对那个不很像军人的人说：

“诸平同志，你受委屈了。来，这是你的帽徽领章，针线也给你拿来了，你就自己把它钉上吧，”

诸平接过帽徽领章，双手发抖，两行热泪直流个不停，那种感动场面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真情流露啊。原来，他是成都市军分区的一名干部，也是“二月镇反”中被抓了的“反革命”。上述的几名记者同样是这种“反革命”，都是从关押地放出来的。等诸平把帽徽领章钉好后，那个主任才对我们说：

“大家受委屈了，也受苦了。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派了专机来接你们到北京去参加会议，明天早晨动身，今天晚上就要安排你们在军区招待所休息，看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大家听了这番话就特别兴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差点就要大声欢呼喽。只有新华社的记者王焕斗，一副学者沉稳庄重的风度，安详地坐在长沙发上抽烟，好象是在思考着什么似的。

到了招待所住地，我被安排与王焕斗记者住一个房间，他问我一些宜宾的情况后，关照我要好好地休息，不然明天坐飞机会受不了。此时，与我们同来成都的那两个小姑娘来找我，说成都军区那个当官的叫她去问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她们回答“不清楚”，于是那当官的就叫她们明天仍坐宜宾军分区的汽车回去，其它什么也没给她们说了。我听后被搞懵了，为啥从宜宾把她们弄来，就只问了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一事后就叫她们回宜宾去，其它啥都没说？我看其中另有文章。于是我就把成都军区政治部楼上开会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她们，重点讲了是党中央、周总理派飞机到成都来接我们上北京的。因那时郭林川和李良均在宜宾辗转躲藏和坚持斗争，官方找不到他们是实，但他们的子女肯定是知道他们的行踪的，只是不愿告诉官方罢了，故我要重点讲述中央派飞机来接的情况。我讲了明天早晨就要直飞北京的事，她们听后很着急，要我想办法让她们去北京。可我能想什么办法呢？刚获得自由的我，身上要钱无钱，要粮无粮（因那时的粮食是计划供应的，在外吃饭都得有粮票才能买得到主食），拿什么资助她们进京呢？那个政治部主任现在哪里？我也根本无法去找，更何况军区叫她们明天仍回宜宾，她们正好把这个重要消息传回去，正是个难得的机会呀！故我好言安慰，劝她们还是回宜宾为好，及时将这个重大的好消息带回宜宾（肯定她们会首先告诉郭林川和李良），告诉宜宾的战友们，等待我们进京后的更好消息。她们被我说服了。

回忆这十多个小时来的特大变化，我在床上翻来覆去都无法入睡。一个人碰到这样重大的转折，从地狱走向人间，能不愉悦、兴奋？特别是想起我在汽车走过轮渡时我偷写的那张极其含糊的报讯字条（即：我已被军方押解从北门渡江、不知何往。），是否会被我掷向的那个船工拾起传送出去？现在有两个小姑娘回去面诉了，比我那张字条更清楚，更起作用，也不担心那船工会不会传递消息了。……大脑的运转还在继续，迷迷糊糊中“起床了，起床了，抓紧时间准备，汽车都来接了。”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因为我们都是些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特殊旅客”，除了毛巾、牙刷之类，均无什么行李物品可收拾的。

飞机穿越云层，飞过秦岭，越过黄河，专门载着我们这十几个特殊的“反革命”抵达了首都北京。这回没有人陪同，更没有武装押解。在机场早有国务院派的汽车停在停机坪旁等候了，我们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西苑宾馆”，我们受到了先期到达北京和原在京的战友们的欢迎，郭一民（原宜宾江安县委书记，宜宾农行行长，后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安排我们住处后，随即见到了刘吉挺、张西挺等干部，其中田禾（原宜宾地委中层干部）向我们介绍说：

“这次是周总理亲自点名叫派专机接你们来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我们（指刘、张等干部）与李井泉长期不懈的斗争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期）上已讲清楚了。并谈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前期的情势。”这时我才知道中央早就通知了宜宾当局，要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是宜宾当局把我关起反说不知我在哪里，后在一次会议上总理问：有个宜宾八八工人造反团叫谢英富的怎么没来？宜宾在京的当权者说没找到我。这时康生插话说：

“你们军管了吗，怎么会找不到？去查吗。”这样宜宾当局和成都军区才叫把我和高玉文从囚牢里提出来让进京的。

田禾最后讲：“现在中央要进一步了解的就是四川以及宜宾文化大革命和二月逆流的情况了（这时“二月镇反”才正式改称“二月逆流”了），所以要你们来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你们要作好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准备，要抓住重点和突出的问题，详细地汇报清楚。”

吃过午饭大家都在休息，先期到的同志把他们参加前期开会的具体情况讲给我们听（整个的会议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进行的）。从而知道了党中央肯定刘、王、张、郭等人是受李井泉他们迫害的、坚持原则的好干部，他们不懈的斗争精神中央很欣赏，并予以了肯定。还说“二月镇反”肯定是错的，违背了党中央的精神，实际是在阻挠文化大革命。

我们谈得正起劲，突然听见过道里闹哄哄的，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打开房门一看，人头攒动，雀跃非凡，欢声笑语不断。一问才知道中央办公厅通知，今下午中央首长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特别高兴，真没想到一拢北京中央首长们就要接见，真是太荣幸，也太意外了。

中央来车把我们接到了全国人民无不向往的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登上这宏伟、庄严的重地，我当时的心情是无比的紧张和激动，简直是笔墨难以形容和描述的。在一个宽敞富丽的会议厅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除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外）基本上都来了，一二十个中央领导人坐了一长排。我又很幸运地正对着周恩来总理坐。全厅人坐好后会议开始了。当周总理问及四川“二月镇反”问题时，我站起来汇报说：

“二月十九日，一架小飞机到宜宾上空撒传单，同时地面就开始大肆抓人，他们根本不把造反派当人看，打翻在地就捆，有的还用脚踩着人来捆，甚至有的绳子扯断一根又换一根来重新捆，比对有深仇大恨的阶级敌人还凶，同我一道来的高玉文同志的双手就是被他们捆烂了的。”（我用手指向高玉文，他也马上站起来卷起两只袖子，露出了道道被绳子捆烂的伤痕之双手，周总理看了表情都很气愤。）说到这里想起我们不幸的遭遇，我已泣不成声了。周总理急忙安慰我，叫我不要着急，慢慢地说。听到周总理如此爱抚而关切的话语，我的眼泪更加止不住了，要想讲述的话全被卡在了喉咙里，实在无法再说出话来了。总理又慈祥地安慰我后，问撒传单的飞机是谁派的？韦杰、甘渭汉（成都军区的最高领导者）同时站起来，支支呜呜地回答，康生见他们含糊其辞的样子就发火了，在桌子上一拍说：

“到底是谁派出的（指飞机）都不好说吗？”

韦杰、甘渭汉两人楞了半天才说：“是林副主席叫派的。”话音刚落，坐在江青侧面的叶群（林彪的妻子，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要员），嗖的一下从坐椅上站起来，将椅背上的军大衣一甩披在身上，眉宇见一股煞气伴着军人威严的神色，转身快步走出了会议厅背后的小门，会议仍然继续。不一会叶群返回来坐下，两眼紧盯着韦杰和甘渭汉说：

“刚才我打了电话给林副主席，他说根本就不知道派飞机这件事……”说完她仍怒目望着韦杰、甘渭汉。他俩望着叶群那冷峻的目光（也许他们感到不寒而栗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会议开了约两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追查“二月镇反”在四川各地的情况，也询问一些文化大革命在四川各地的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等。

从总体来说，党中央是很支持刘、张、王、郭等革命干部（即原宜宾地委书记刘吉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郭林川，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李良等），支持四川的造反派，态度是很鲜明的。尤其是周总理强调说：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态度，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记得在人民大会堂的另次会议上，周总理小声地同刘吉挺夫妇谈了几句什么话后，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纸交给他的秘书周家鼎说：“把中央给刘、张他们的平反通知立即印发下去”一事，也可说明当时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了。

不由我回首往事：说真的，我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大多是受学生些影响和广播里的宣传，总体地说都有点道听途说之嫌，故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也只能说是出于布尔什维克信仰的忠诚表现，也有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知半解的成分。当“二一九”事件发生后（即“二月镇反”的另一个称谓），在囹圄中我曾暗地里发誓，只要洗清了这个“反革命”罪名出去，管它什么运动也不参加了。三套马车也好，两套马车也罢，我哪都不管了。虽然我生性就有点什么都不怕的脾气，但我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妻室儿女和从岁多把我养大的母亲想想，一个小老百姓管它什么国家大事不国家大事的做什么，还不是照样做工吃饭，上层的斗争是复杂而又多变的，时事难料啊。古人云“穷莫与富斗，民不与官争”。从我的实践中，总是会看到那么点“有权就是真理”的阴影，我确实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于是想象鲁讯先生杂文中说的那样“破帽遮沿过闹市，管它冬夏与春秋”好喽。基本上可以说对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之心冷了，死了。可是，参加了中央为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听了那么多中央要员一级的（出面）讲话，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鲜明态度，加之我一个小老百姓能被国务院派专机接到北京，更在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地谈论国家大事等等，再次唤醒了我这个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主义信徒的赤诚之心，所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陷”得更深，更加卖命了。这些的的确确就是当时我的活思想，哪有丁点反对革命之心？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心想这次准定错不了。

在北京西苑宾馆，李大章省长首先表态支持刘、张和四川的造反派，四川分管政法的省委书记杨超认错，就连宜宾军分区的司令汪总勤、政委王富德都对我说：他们从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错了，对不起刘、张、王、郭、李等领导干部，更对不起宜宾方面军的造反派同志，今后他们一定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支持宜宾的造反派，共同搞好这场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北京不少单位和机关要请我们去作报告。不过，对这些做报告 的邀请基本上我没去参加，因为自知文化程度低，说话的表达能力也差，何敢面对首都这个高层次的人些演讲。甚至全国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批判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也专门发函邀请了我们去参加。就连西苑宾馆的服务人员对我们都倍加热情和尊敬。我好像是在做梦一样，由人间地狱一下子步入到人间天堂，从阶下囚到坐上宾，这种巨大反差，也许是人世间极难一逢的事了，特别是作为小老百姓的人。

初夏的五月，我们正在喜悦和欢庆时，宜宾的电报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各种渠道不断地传到西苑，宜宾情况紧张，磨擦不断。由于“二月镇反“的缘故，宜宾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们自发群众组织，基本都被镇压下去了，只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顽固分子“还在继续活动。尽管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形势有所好转，被抓的革命群众陆续被放了出来，但思想仍笼罩在囹圄的阴影里。有的出狱后还处在昏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只剩下少数学生们的孤军作战了。而红色派（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派）的组织，因系官办，故没受到任何损失，而且在我们红旗派受到极重大打击之际，他们的阵营当然就更强大了，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正基于此，他们可以毫无顾及地挑起事端，封盖撕毁“主义兵”（即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派）的大字报，甚至抓扯、推撞肇事，所以告急电不断飞来北京。我们只好一方面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报告，一方面叫宜宾的同志们沉住气，千万不能上人家（指对立派）挑逗的当，尽一切力量避免发生冲突。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别人要怎么做是我们管不了的，你再忍也无济于事（说实话，不管是任何人，忍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难免有沉不住气的人之冲动），冲突越来越严重。在此种情况下，而我们多次研究解决方案也不得要领，最后刘、张他们接受在北京红卫兵的意见，由张西挺找我谈，说：

“目前宜宾已陆续放人了，可是群众组织受挫严重，元气大伤，你是宜宾最大群众组织的头头，是否你提前回去，一方面传达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精神，一方面抓紧恢复造反派组织，由工人、农民来保护红卫兵小将，制止暴力事件的发生，我们现在是只能求稳，而人家则可能希望乱，我们要是以牙还牙，搞乱了大好形势，只有阶级敌人和世界上的帝、修、反高兴。要好好地坚持这个原则来搞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这样并没违反党中央的意图，于是我甘当重任，准备提前回宜宾。离开前，李良同志又专门找我谈了次话（他和郭林川是随后赶到北京来的）。他说：

“谢英富同志，回到了宜宾你一定要告诉大家，立足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避免冲突，要集中精力揭发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运动引向歧途的阴谋，叫在宜宾的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文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武斗，粉碎党内外别有用心的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要化干戈为玉帛，你责任重大啊！顺便也代我们向宜宾的同志们些问好！”

初夏的五月，我们正在喜悦和欢庆时，宜宾的电报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各种渠道不断地传到西苑，宜宾情况紧张，磨擦不断。由于“二月镇反“的缘故，宜宾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们自发群众组织，基本都被镇压下去了，只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顽固分子“还在继续活动。尽管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形势有所好转，被抓的革命群众陆续被放了出来，但思想仍笼罩在囹圄的阴影里。有的出狱后还处在昏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只剩下少数学生们的孤军作战了。而红色派（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派）的组织，因系官办，故没受到任何损失，而且在我们红旗派受到极重大打击之际，他们的阵营当然就更强大了，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正基于此，他们可以毫无顾及地挑起事端，封盖撕毁“主义兵”（即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派）的大字报，甚至抓扯、推撞肇事，所以告急电不断飞来北京。我们只好一方面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