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下）、蹉跎 地市革委会成立 抓革命促生产 清理阶级队伍和九大
作者: 宪徽
日期: 2006-09-15 01:49

地市革委会成立 抓革命促生产 清理阶级队伍和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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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知识浅薄，至今我都没能想通，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总是磕磕绊绊的，没有一点安宁，干扰一个接着一个，武斗犹似幽灵般总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进程。

一九六八年初，由于局势关系，长宁县（也是宜宾属县）造反派请我到该县座谈。通夜的会议下来，确实疲倦极了。好在那时我们已习惯了什么时候困了就什么时候瞌睡，休息也不择地点和形式，故一上车（因地革筹通知我回宜开会）就睡着了。当吉普车行至高县（也是宜宾属县）时，驾驶员停了一下车，我也随之醒来，见驾驶员满脸倦意，我对他说：

“如果困得很，就停车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他说：“没关系，刚才是有点打瞌睡，现在好些了，你要赶时间回去开会，我们这就走好了。”

我听他说得很有把握，他又是个老司机，就同意继续开车。车行驶了一段路，过了符江镇（高县境内的一大镇），看来还比较平稳地行进，我也放心了。在车的摇来晃去中，我又睡着了。突然感到车“轰”的响，我也随之昏过去了。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的爱人和一些属下见我醒来都很高兴。他们告诉我，我坐的吉普车在贾村与来复之间（同为高县境内），从四十多公尺高的悬崖上翻下了河边，幸亏山腰的一棵树挡了一下，不然车就翻到河里去了。现在是一死四伤，长宁县造反派的头唐世斌脾脏破裂，还没脱离危险，并告知我已昏迷两天多了，但没有生命危险了，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出院。

经过几天的治疗和休息，我勉强能下床走动了。团部的工作我想有刘友源主持，不用我担心，但这段时间老不见刘友源的影子，不知他在忙些什么？一想到这些，心情有开始烦乱了。那天，我刚躺到上床，傅文琪几人急冲冲地跑到病房来说，我团宣传队在宜宾县的观音（镇）被宜宾县红司的人围攻，要我派人去营救。我问是谁叫派宣传队到县区去的？傅不正面回答，只说是毋光汉带队去的。一提到毋光汉我就生气，知道这个人最爱出风头，喜欢捕风捉影、夸大其词，一副自以为是疯疯癫癫的样子，纯粹是个惹祸包。于是我叫傅文琪找刘友源商量此事，傅很不安逸地走了，并说这段时间很难见到刘友源。我叫他派人去找。不到半天时间，就有三、四批人到病房来吵着要去观音救宣传队，并说傅文琪接了好几个观音告急电话（一听就知是谁煽动这些人到我病房来闹的）。天快黑了，傅又带着一批人气冲冲地跑到病房来闹，并问我到底同不同意派人去观音解围救人？我问他找到刘友源没有？他说没找到。我叫他们不要急，等找到刘友源来商量后再说。傅一听就火了，说：

“你当然不急，要是打着你城区公社的人，你恐怕早就同意派人去救了。”并说毋光汉挨得最凶，被拖起在街上打。

旁边一些“战士”也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八八团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不能看着别人欺负我们的人。”

整个病房闹动了，乱轰轰地一团糟。就这样被某人画龙点睛一闹，我没经受住冲击了，更怕别人说我在总团部有私心，故只好同意某等人的要求，派部分去观音将宣传队接回来。

不一会傅文琪就通知来百多人，在我住的医院门前坝子里集合（即宜宾地区一医院）。我深知造反派的“脾气”，总有股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的犟性，为避免事态扩大，我听说人都在医院坝子里集中好了，赶紧从病房赶到院坝里，对集合好的人说：

“你们去（观音）的任务是接宣传队回来，到了观音一定要注意三点：一不准乱抓人；二不准打人；三更不准开枪。”

大家回答“清楚了”。可是队伍出发了却不见闹得最凶的某某勤务员，百多号人没有总团的头头带队，怕人些到了观音无人招呼得住，问题就严重了。情况至此，逼得我只好带病同去了。快到观音的途中休息时，我又重申了三不准的纪律。

然而，到了观音却没见看到宣传队的影子。这时毋光汉跑来说：人些都在镇子里。罗书林（分团勤务员）说他对观音很熟悉，就带领一些人随毋光汉到镇里去了。我行动不便，另一方面也为了防对方断我们后路，故我叫留一些人守住桥头，警卫员孔庆银和张德建就随我左右。看着我们的人进入了镇里，我的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镇子里了，背后远处有人在吆喝：“看你给老子还跑不跑！”此时我的注意力全在镇上，根本没管背后谁在吆喝谁。突然我深厚几十米处“乒”—“乒”两响枪声，当时我还认为是对方从后面打来的，等我回过头只看见远处两个我们的人端着枪楞在那里。我叫警卫员孔庆银过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张德建随口骂到：“????些又在胡搞了嗦。”一会孔向我报告说对方有一个人被打死了。我气极了撵过去，恶狠狠地问他们为啥子开枪打人的？孔庆银说老的那个叫张志荣，拿枪吆吓对方不慎走火（因老汤姆式冲锋枪潮了，轻轻一甩都会上膛的），年轻的叫周洪英，认为张的枪打不准（因枪响后人仍站着），就抬枪对着死者背心开一枪将人打死了。我气极了，非常冒火地将他们的头何国西叫来问是怎么搞的？何是城区公社分团的民兵排长，他说他反复问了那两个人，确实是这样的。我即命令何将张、周二人的枪缴了，看管起来回宜请示地革筹处理，死者也抬上汽车送宜宾卫校保存。

镇里的人听到了枪声，也赶紧跑回桥头，当他们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后，都指斥张周二人。这时毋光汉跑过来对我说：

“谢团长，不要生气了。事已至此，不如我们写个声明，说是对方把人打死的，与我们没有关系。”

我一听就更火了，吼着骂他：“你写个球，都是你????闯的祸，现在明明那么多人看到是我们的人开枪打的，你哄鬼呀，滚开！”

随即我叫赶紧把我们的人收集拢回宜宾。任泽鑫（城区公社民兵连指导员）来对我说：

“老谢，不要着急，何（国西）排长已问清楚了，老的那个叫张志荣（小五金厂工人），是他用冲锋枪吓死者（用枪把子撞死者的背膀）不慎走火（枪口是朝天的），年轻的那个叫周洪英（机制厂工人），他见张的枪响后那人还站着，以为张打不准，就抬起他背的七九步枪朝死者开了一枪，就这样将人打死的。”

我再问何国西（城区公社北城运输队工班长），他说情况确实如此。这时蹲在地上闷起的罗书林见我气的蹬脚，急忙走过来劝我不必着急，说死者是他弟弟，从小抱到田家去的，名叫田明贵，观音邮电所工人，他曾叫田不要参加县红司，田就是不听劝阻，死了活该。我叫他不能这样说话，赶紧把人些集中拢回宜宾，请示地革筹处理，该咋办就咋办。

在回宜的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觉得可能是上了毋光汉等人的圈套。他是个到处惹是生非、无事找事干的人，特别喜欢炫耀自己，仗势总团个别人纵容，爱到处乱跑不听招呼。这次肯定是他个人跑到观音去炫耀被县红司的人戳穿下不了台，就向总部谎报情况，再由某人编造宣传队被围攻毒打的事，煽动下面的人的情绪，到病房逼我调人到观音为他亲信出气（这就达到了毋炫耀能耐之目的）。不然为啥在观音根本没见到宣传队？为啥出动时某人突然消失？我真笨，后悔莫及。这也说明了自己的幼稚和造反派盲目逞强的弱点、怪毛病。

回到宜宾我即到地革筹找到王茂聚，他说他知道我们出事了。我将全部情况汇报完后，请求对我的处分。王茂聚没好气地对我训道：

“你呀，你谢英富脑袋太简单了，毋光汉说啥你都相信不出事才怪。好在你们不是真的攻打观音，否则就难以收场了。问题不在你，你回去叫人把毋光汉和开枪的人送来审查，你好好给我在医院养伤，我们会把问题处理好的。”

由于观音事件的发生，我的心情很不好。特别是造反派的不听话脾气和激进思潮，引发我很多反思。管束不严（也无法管严），纪律松散，老子天下第一，不冷静等等，是造反派的一个致命伤。自己表面是主要总勤务员，下面的人真正都会听我的吗？就是总团勤务员中也有个别明显在阳奉阴违。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就有人劝我要看大节、看主流，不纠缠枝节，我也就无话可说了（毕竟是群众组织）。我只想，今后只有多加注意，事事多分析，强调纪律性，否则将后患无穷。

正值我极度消沉，自责反思之际（我那时真想辞去总团长一职），地、市革筹领导找我商议我团进入两级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名额各一人。我首先推介刘友源，他是部队转业到军工厂的，又是我团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具备进入地革委的条件。至于总团其他头头看来都不大行。在他们再三追问下，我又推介傅某（是支笔杆子），当即被王、郭否决，问我了解这人以前干过些什么吗？我无言以答，进而又推介钟某。王茂聚、李良有点不高兴地问我，其他就没有人了吗？我说只有两个名额，就他俩人好了。李良问我懂不懂“毛遂自荐”的典故？（真不愧他是当过宣传部长的）我也装起不领会样，他就直截了当地问：

“你呢？怎么就不推介自己？”

我辩解说我进不进入革委不重要，只要有我团的人进入就算地市领导没有忘记八八团这个工人群众组织喽。我话刚说完，地革筹政工组的主要成员罗某就抢着说，上级要求以产业工人和贫下中农为主，八八团虽大，但产业工人部分太少了，推介了两名就够了。我一听就知她的弦外音是什么，干脆就不开腔了。那次商议就在这句（相当有分量的）话中，不欢而散，大家心中都有数就行了。

68年夏，市民兵团调我团民兵营（那时我团被指令扩编为一个独立的加强营，指明我任营长，刘友源为教导员。），到隆昌县一线布防，名曰保卫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召开。按指令我们在隆昌县的朝阳区（即原来的胡家寺）布防，后为了交通营的安全，我们又奉命推进到该区的金麦湾、云顶寨一线布防。按理我该在医院养伤，但地市领导再三强调我们这支部队不能没有我去领头和指挥，加上观音事件的阴影和某种深刻的原因，我也情愿带着伤病上前线，扶（杵）着一根木棍，告别刚出生的女儿和妻室，毅然走上了前线。由于我们基本上都是打硬仗恶仗，危险性极大，自身组建的医疗队仅有川铁分团从川铁总队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力量单薄，宜宾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适时支援，为我们调来了知名外科大夫和护士长，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战地救护医疗力量，成为当时全地区战地救护医疗最强，最完善的战地救护队。

幸喜我们推进到金麦湾和云顶寨布防（宜宾民兵团调令是要我们营部驻防朝阳镇，因该镇属平坦地形，四通八达，难守也不易反攻，故我们改变驻防金麦湾，前哨推进至白水滩和云顶寨山上），及时支援了交通营在隆昌县光荣场防区和泸县天洋坪泸县红司部队反击红联站的大举进攻。

就在隆昌金麦湾期间，由于我部个别头头放纵下属泄私愤（即用手摇电话机摇动生电来麻刺对立派人员之事）被我呵斥制止而产生矛盾，加之我发觉群众组织里的个别败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严重性，即在金麦湾一班长肖某与被查讯的对立派女子发生两性关系，我命令将肖某缴械了，押送回宜宾交民兵团处理，结果因不是强奸而退回，我即宣布撤消他八八团建筑支队支队长职并开除出我群众组织的决定，为此有人攻击我“太凶了”。再加上我有一次当众斥责某人的警卫员恣意虐待不同观点人员，即打“脑震荡”一事，他认为太失面子了，故用计挑动起领导层的矛盾的白热化，气得我伤病发作，又住进了富顺县人民医院。我部完成保卫地、市革委成立任务也即撤回驻市文化宫休整待令。

据说泸州红联站得到重庆“八一五”和某军界的支援，又大举向我方县市进攻，扬言要打到宜宾砸地革委。沿江数县告急，一时宜宾又沸腾了。就在此时，宜宾市革委主任李良的大儿子李琪，在众说纷纭之际语出惊人。他说：

“人家（指对立派，这也是宜宾地方土语）一打起来你们就赶忙应战，我看是明摆着让你们上当，流血流汗劳民又伤财，依我看就让他们打到宜宾来，大家就把地、市革委的牌子栳（lao，扛的意思）起跑，退到宜宾县，他打到宜宾县就退到屏山县，他再打到屏山县就栳起牌子进凉山（即西昌地区，与宜宾邻近），让他们充分暴露，那时党中央肯定会出面来解决的，这样党中央就能真正了解到武斗到底是谁挑起和支使的了。”

别看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娃娃，他这个独特的见解，确实震惊了不少人，也许连他的父亲李良都会惊奇不已，他的儿子竟然会有这么高深的见解（这或许也是他过早卷入父辈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增长的是见识之反映）。可是在那个年代，人们“朴素的阶级感情”已经上升到了顶峰：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即“革命委员会”，宜宾的地市两级革委会是毛主席、党中央和省革命委员会批建的政权机构，能让人说打就打，说砸就砸的呀？！那又把党中央、毛主席放在哪里呢？当然不可能。其实，当时若真像李琪说的那样去做了，很可能党中央和省革委会会追查王、郭、李“懦弱、无能”的责任了，可想而知当时的王茂聚，李良等左右为难的处境是什么程度。所以，总体说来大家都认为李琪说的是屁话，是幼稚的表现，根本无须理睬（殊不知他正好言中了后来王茂聚的死因），绝大多数人立足应战，拼着一腔热血不算数，拼了！我说句良心话（不是为王、郭、李等干部开脱），那时的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的处境确是如坐针毡，打也不好，不打又不行。泸州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在宜宾，单是吃住都得要一套班子去应付，更不要说成群结队的人到两级革委请愿求援的阵仗了。四川人有句俗话叫：“抱膀子不嫌注大。”唱高调的那时也不乏其人，反正打头阵，打硬仗有八八团的人顶着。不然，为什么对立派的那么恨我们八八团？那时的口头禅叫：忠不忠，看行动。我们八八团是决不能落后的，打就打好了（也许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愚忠”很了）。

由于对方火器更加加强了，由轻型兵器进展到重型兵器，而我团的武器又老又少，我即向民兵团提出了这个实际问题。可能民兵团也考虑到要我们打硬仗、恶仗，确实火力太弱，经与某某军工厂联系，特殊地调发了一挺高射机枪给我们，但总体火力仍大大低于对方（对方基本上全是正规部队的新式枪支装备，而我们竟连班用轻机枪都没得一挺），地、市革委又无法增强我们的武器装备。民兵团一个头叫我去商议，说我们八八团不是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关系很好吗？以前我们支援过成工兵团，现在何不去成都找找邓兴国他们想法，支援点武器给我们。经他一说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他就到宜宾地革委小车班给我调了台小车，专门送我到成都求援。

由于局势的恶化，我八八团人马提前出发了，等我从成都返回，八八团部队在刘友源的指挥下夺回了纳溪（宜宾的一个属县），进驻到了泸县的黄舣。刚归队就有人悄悄告诉我，我不在时，黄舣枪杀了个对立派的人。我问是谁干的？是谁敢如此大胆胡作非为？但此人不敢对我详述。我即着手调查，可下面的人都不敢说实情，都推口说不太清楚。我向民兵团前线指挥部汇报，朱文德（前线指挥）、邓跃光（前线政治部负责人）都说他们早就听到这个风声，由于我不在部队，他们也就不好过多地查问了。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凡事都想弄清楚来龙去脉，否则是不甘心的。继后我打听到：有个被抓的对立派人，由副教导员和一个参谋弄来审讯，被审者东拉西扯，不承认是奸细，被认为是不老实，想吓唬他一下，营参谋许明清叫“拖出去毙了”，警卫员向国昌懵里懵懂地把人拉出去就是一枪（足见当时造反派里一些人的无知到了极点），等参谋后脚跟出来人都打死在地上了。许参谋、贺参谋就怪罪他，向国昌说：

“你们又没交代是吓唬他吔”。

然后，就有人专门给下面的人些打招呼：此事千万不准给谢bai（足+拜，平声）子说这件事（人些根据我受伤后依靠棍子一bai一跛行走给我取的绰号。这也可见要正直之难），这是我归队后一时查不出事件真相的缘故。当我知道情况后，曾多次要求民兵团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分，严肃纪律。回宜宾后我又找市革委分管民兵的某某领导反映，他叫我不要再扭着这件事不放了，手心黑不要伸给外人看嘛。万没想到，后来该领导竟将此事对有直接责任的人讲了，更加深了我们内部的矛盾。

最后这一战，就以泸县（黄舣、中心场与高坝泸化厂）境隔江对峙十多天而告终。

又因我该不该进入地、市革委的问题，造反派内部也有纷争。说句心里话，我确实没计较过这个问题，也不知内幕，更没到任何一级政权去要过官、表过功。后经地区、省的革委干预并批准增补我进入宜宾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这也加深了我们内部的裂痕，经个别人的煽动和挑拨，相当一些人就说我没为八八团争取多进入革委会的名额；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才两三人进入地、市革委，都是谢bai子不力的结果。加之那时中央号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极力主张一支（枪）不留，被误认为“右”了。再加上中央又一指示，上级叫归口大联合，削平山头，即解散一切群众造反组织，为此郭林川代表地革委找我个别谈话，指明八八团是宜宾最大的跨行业群众组织，在文革中起了很大作用，有很大功绩，是老造反派，必须带头削平山头，回本系统抓革命、促生产。我说这样急，群众会想不通。他生气地说：

“什么群众想不通？这是党中央的号召，我看是你们中的一些当头的想不通，想抱着那个山头不放，你可不能怕别人说你的闲话就跟别人当尾巴，行得端、坐得正你怕什么？你得首先表态，回你城区公社去搞大联合，以后工代会将取代群众组织，这是大局，不顾大局是不行的”。

说实话，难啊。这么大一个组织说散就散没那么容易，思想工作难做，更加上团里个别头头没能进入革委很不甘心，到处煽动、中伤。我到无所谓，反正迟早都得回本系统，特别是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无可奈何，我只好找刘友源统一认识，作出解散决定后，我们召集八八团大小头头些开会，宣布解散“宜宾八八工人联合战斗团”。尽管如此，还是引来不少非议，而且矛头指向我一人身上，真是有苦难言。我不敢越雷池呀，这是党的命令，忠不忠看行动不是过说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革委“第二势力”。本来很统一的地区革命委员会，不知何时何故派生出了“第二势力”，最明显地体现在宜宾县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以严云正（老干部，刘张时期的县级领导）为主任的宜宾县革委，是经省地两级革委批准的合法政权机构，严重受到宜宾县红司自组的县革委（即人们称呼的“二革委”）之抗衡。“二革委”是县红司嫌在县革委得权太少而为，而地革委内的“第二势力”逐渐显露，主要是办事机构内的一些人而非领导层，暗里或公开支持县红司与县革委唱对台戏，严重到县革委不能正常运作不说，堂堂县革委主任严云正连在县里棲身之地都没有，要由另派的高学成（对方攻击的“高右派”）、毛玉堯等人保护到我住的医院寄宿，这可能算是“文革”中的败笔吧？我认为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宜宾市革委内也有第二势力的现象产生，只不过不很明显罢了。不管这种势力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形成的，我竟针锋相对地在各种场合公开批评和指责这种现象。这也说明了自己个性太强，认死理，毫无变通和委婉的斗争艺术，难怪我要得罪不少人了。这种势力的形成，也是宜宾红旗派大分裂的前兆和诱因。也许这也是“任人唯亲”的必然产物，以个人认识为标准划线或亲疏关系划线所造成的恶果。深刻反省，我又何尝没犯过这样类似的错误呢？

正因为这一连串的变故，加上以前的一些“积怨”，宜宾市工代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抱着应付了事的心态进入主席团的。其实，自削平山头那时起，我进行了多次深刻反省，我确实对群众组织和新生的政权机构中的若干现象感到缱叹和厌倦，故对工代会并不太感兴趣。谁知就在这个工代会上，有人通过精心策划，竟抛出一箭双雕、诽谤煽动性很强的论调：“谢bai子在二月黑风进京告状期间，曾策动在京人员想抓刘张回宜交差之事”。一时间整个工代会就笼罩在这一谣传的阴谋之中。此时正值工代会选举高潮之际，我没能进入工代会领导层无所谓，但承受不了这种恶毒的中伤。幸好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早知内幕，没有中计，王茂聚还在工代会闭幕式大会上讲话，指出这种错误论调：中伤同志，损害团结，并公开评价我不是那种两面三刀的人。故一箭双雕变成了一箭单雕（因只我一人受点伤而已），但这种做法的出现，使王茂聚很为造反派内部的团结担忧。后在地革委主持的“宜宾地区工代会”筹备预会上，十八县市通过了王、郭提议，一致选举我为地区工代筹主要负责人。由此可见这个“权”字的双面性，它既可誉人也可毁人，要不是（私心）为了证实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话，我真想急流勇退，当个世外闲人算了。我连进入政权机构都不在乎还能在乎群众组织中的职务么？总结我在群众组织两三年来的经历，坚持真理难啊。但要我听之任之，不讲原则，我的性格和脾气就决定了我办不到。可是招来的攻击和诽谤竟伴随了我参加“文化大革命”四年的所有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