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少受攻击，安闲自在，在成立“宜宾市城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时，我坚持不再入“革”。为此，李良多次找我谈话，地革委领导也批评我消极避嫌的做法，问我这样做对不对得起（文革中）死难的“战友”？我被说服，又入主了“城区公社革命委员会”。

这时正是宜宾“红旗”大分裂时期，由此派生出“炮轰派”（即对地、市两级革委不满或指责的红旗派人），又在宜宾地区闹得沸沸扬扬。在此之前我早有耳闻和察觉，这是有人在军方和旧当权派的大力支使下，在全川精心策划制造的大分裂，就是利用一些人，抓住宜宾在权利分配中对学生某些领袖人物的不公正，挑动群众以“武装支泸”的问题为借口的大分裂活动，其间也有人曾试探作我的工作未遂。说穿了，根子仍在一个“权”字上（也许是我之愚见吧）。否则，有多少人敢扪心自问：自己真的是在“为真理而斗争”吗？

在那多事之秋的一九六八年十月中旬的一天，蒙蒙细雨下个不停，真让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突然有人来向我报告“重庆邱老虎被一批军人抓走了”。如晴天惊雷，它震惊了全宜宾城，各系统、各单位原红旗派的人纷纷组织人员想分头拦截被抓的邱老虎。邱是原重庆反到底猛虎团的团长，打仗勇猛，又是该团的头，故人们都叫他邱老虎而将他邱开全的名号淡忘了。人们根据地形分两路追寻，航运单位拦阻水路，其余都涌向内宜公路追找，甚至有想得宽点的电告自贡，请求协助拦截。

事后收集的情况表明，我们想得太简单了。重庆方面出动数十军人——到宜宾的只有十来人——都是部队侦察方面的能手。他们经过一周时间的缜密侦察（肯定作有周密计划）跟踪方下手，能轻易让我们这些没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将邱老虎追回吗？真是异想天开。两路人马空手而回，大家都气愤不已，愧疚如阴霾的天气，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压在宜宾造反派人的心上，都认为是宜宾的耻辱和叹事。

宜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大、中学校的学生是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在运动的前期和中期，都起了相当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宜宾红小兵”，他（她）们都是些小学的娃娃，人们常称的“黄毛孺子”，可他们也自发地组织起自己的造反队伍参加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宜宾红小兵毛泽东主义宣传队”的诞生，可说是全川的首创。尽管他（她）们没有像大、中学生、工人、农民、干部们那样轰轰烈烈地“冲锋陷阵”，可他们在运动中的作用毫不逊色，演出的节目有板有眼，招式到位，政治性也强，质量可不低啊（不比专业文艺团体差多少），不仅在宜宾地区深受欢迎，甚至还代表宜宾地、市革命委员会赴外地（外省）慰问演出，评价极高。一群十来岁的娃娃，不要父母亲的呵护，走南闯北，自理一切，不淘气，有组织有纪律地活跃于宣传舞台，难能可贵啊！数十年过去了，他（她）们很可能都早成为国家的人才了，可他们稚嫩的笑脸和童贞的音容，至今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引发我情感中的不少联想，当初他（她）们也不知是什么迷了心窍？这也许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吧！

在城区公社下属组建“革委会”时，因该系统较大，原有小宜宾市之称，若干个工厂、运输队、小学和一所中学、医院、两个农场，我再三强调要尽量面面俱到，各组织推荐的人选只要政审合格都要考虑，不搞以我为核心（因八八团在城区公社的分团也是该系统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或以我为主的“任人唯亲”。尽管如此，在权大权小的问题上，也会有意见的，不尽如人意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也许正是这使毛泽东的神话达到了顶峰。那时，他只要发表一个指示或讲话，不要官方组织或基层召集（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民群众都会自发地集队，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那股子拥护、爱戴之热诚，虽不敢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总体说来是世间罕见的现象和空前之壮观，毛泽东真神了！是他开创历史之先河，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之伟大领袖。

归口以后，主要精力都放到抓革命、促生产上了，外面再怎么闹也管不了那么多，城区公社几十个单位的事就够干的了，不时还得管管市里的事，如审批基层革委呀，同李良到文艺单位抓样板戏的移植呀，审报市里的重大案件呀，搞农村抗旱供水等等，真是起早贪黑也干不完的工作，钱没多拿，管事不少，家里的事统统都压到我爱人及养母身上。工资仍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四十元，有时甚至入不敷出。说句笑人的话，堂堂一个大系统的主任还经常拖欠幼儿园应收我子女的费项，有谁会相信？

城区公社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它可是原宜宾市的小金库，可见家底之雄厚。由于被原地市两级“一平二调”，又在南岸为地市修一个高干医院（病房带卫生间，而且卫生间里都安有盆塘沐浴，这可是在60年代好多大城市医院都没有的设施啊），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小金库就快变成个大空库了。“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喊得来的，就拿两个大农场来说，即狮子山果园和黄桷山农场，农工吃饭要钱，买苗木和肥料、种子也要钱。那时的农工每人每月才几元钱工资（这也许是全宜宾工资最低的单位吧），就一个人吃饭都不大够（肚皮没吃饱怎么干活就可想而知了），还要穿衣，有的农工还要盘家养口。想给他们加工资，有刮经济风之嫌，不解决实际问题又怎么促生产？故只好划地种菜，农工只出饭（米）钱，其它进行补贴（蔬菜不付钱，另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三元伍角），这样才稍微解决了农工的基本生活。仅此一项，每月就得几仟万把元（两个农场）才摆得平。还要安排在城区新修一座医院，因城区公社医院是个空壳，遍布城区的十来个门诊部都是在破旧的老房子里接治病人，故全院职工干部都希望有一幢名副其实的医院，科室齐全，门诊、住院配套，建成一个完善的医疗机构。此外，这个时期还兴建了翻胎厂、变压器厂等。这些稍大型点的建设项目更需要钱（除医院自身有些家底外）。我们从请建筑工人，买建材，买机具到买原材料生产产品，全是本系统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特别是翻胎机，不仅需国家部委计划，还得地方提供铝、铜、钢材等原料。我们通过北京的关系，石家庄厂家才同意加班，计划外为我们生产了该机。总的来说，那个时期搞建设，城区公社全体职工（工人、农工、医务人员，中、小、幼教师及各级干部）都尽心尽力了。特别是六个运输队和水运队在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来各队是独立核算单位，均有保守本位主义的思想作怪，公社要调集款项非常困难。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新形势发展之需要和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各队均有联合组成大队统筹管理的要求。我们召开了公社革委全委会，一致认为这种形式很好：统筹业务，均衡收入，且财务高度集中，便于发展生产。在社革委副主任周秀华等的领导下，通过这种方式，为上述工业建设提供了较强资金支援，也使公社革委度过了资金难关。从此，城区公社才有了座象样的医院，即有名的“工农兵医院”，有了川南地区（四川除成渝外）的第一个翻胎厂和宜宾的第一个能生产50—100千伏安的变压器的工厂。

为解决干部问题，城区公社系统在狮子山果园办了个“解放干部学习班”，即有些人斥责的“牛棚”。办这样的学习班，确实是想执行好党中央指示的干部路线，原有的干部通过学习（也少量参加些劳动），基本上都解放了出来、分配了工作，陆续为基层补充了干部，包括城区公社最大的官爷赵联友都没挂起来不用。学习期间，有病有事均可请假回家，学习班从未发生过打骂等违反政策的事。在此期间，我们社革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比较重视对干部的解放工作，经常到狮子山果园与干部们一起学习、劳动，吃住都是一样，没有任何特殊。我则是长期住在该果园与干部们同学习、劳动（除到地市开会和处理公社系统重大问题下山外）。黄桷山农场则借给市里办“五七干校”，我受李良委托也得经常去过问检查是否按政策对待干部。

党中央号召“清理阶级队伍”一展开，迅速在全国雷厉风行，我城区公社也不例外，按市革委的部署，我们也成立了“社革委清阶领导小组”，由第一副主任（结合干部）李云福任组长，社革委办事组负责人卢兴隆兼“清阶”办公室负责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成立会上，我只强调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做认真仔细的调查了解工作，全面清理，不能只清一派，不能将派性带入“清阶”工作，清理的对象主要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已明确身份的（无隐瞒事实的）就不再纠缠。我想，有李云福把关，加之办公室有卢兴隆（他是个老公安，很注重原则性）负责，我就放心交给他们了。本身我也没那么多精力、时间亲自抓，除重大问题须向我报告外，其余问题都由他们处理。在此期间，除谢可双料特务案为城区公社系统大案一类，“清阶办”向我汇报，我过问过外，基本未染手其它案件。就是对谢可这样重大的案子，我也交代他们，这是个历史问题，早就定了性的，只要他进一步将自身问题交代清楚，积极配合外调人员，如实证明事实就行了，不能苛求他。运动最高潮时（因外调来的人多）也只是早晨谢可到公社一间空办公室写交代或证词，接受讯问，晚上照旧回家休息。尽管我主观愿望是按政策搞好“清阶”，但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是要发生的。

有天上午我刚从市里开碰头会回来，在东街，张德建（社革委人保组的副组长）慌慌张张地找到我说“出事了”。我赶紧回到公社革委我办公室，卢兴隆他们也来了。我问张出了什么事那么慌里慌张的？他说是小五金厂的董永昌上吊自杀了。当时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个董永昌，干什么的，为何自杀，在哪里上的吊？这时张德建才说：

“董永昌是小五金厂的职工，漏划地主和暗地设赌被清出来的，在八八团留守处的楼梯间上吊自杀的。”

我问：“漏划地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怎么会跑到八八团留守处去自杀？”

张说具体情况他不很清楚，据说是董永昌很不老实，威胁厂清阶人员才被弄到八八团隔离的。一听我就火起，骂他们胡闹，我都不去八八团了为何要弄人到八八团去？张说不关他的事，是“清阶领导小组”李云福她们叫送去的。事情紧急，我赶紧向市革委作了汇报并立即给市公安局（即市革委人保组）打电话，叫他们派员到现场勘察验尸。经文国元（公安）拍照，毛玉峰（也是老公安）勘验，结论纯系自杀（全身无任何伤痕）。

从现场回来我就叫“清阶”办通知董永昌的家属来公社讲明情况，看家属是什么态度后再作处理。后李云福向我汇报说，董的家属不服气，要抬尸游街。我问她是什么意见？她说这是党中央部署的清阶运动，小五金厂清出他很多问题，他还抵赖耍横耍泼，死不认帐，群众意见极大才批判他，他要以死威胁是畏罪自杀，他家属要抬尸游街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当然不行，他们硬要这样做，我们就要写张“畏罪自杀”贴在尸体上，让他抬着尸体游遍全城好了。为了不扩大事态，我亲自找董永昌的大儿子，劝他心平气和地处理此事。他俩个儿子说他们不服，就是要抬尸游街。我耐心地说明这是“运动”，不是个人恩怨的事，更主要的是自尽身亡，不能产生抵触情绪，妥善安葬好死者算了，何必非要闹得二家不愿呢。我叫他们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他非要闹着要抬尸游街，我才不得不说“清阶办”要写“畏罪自杀”纸条放在尸体上随他们游的情况，我们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我也很生气地说：

“我是好心好意劝你们（因董的大儿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但那时谁敢说明这种关系），你们不听，硬要把事情闹大，我也就管不着了，造成后果该谁负责就由谁负责。”

两年多的风风雨雨，东奔西闯，可以说没得一天清闲。好不容易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新春佳节，心想两年多没有一家人团团圆圆，清清净净地在一起“欢度”了，老人和孩子是多么希望我能和他（她）们一起过节啊。

大年初一是中国人千古不变的最佳节日，一家人欢天喜地聚在家里或郊外公园，祥和喜庆地度春节（俗称“过年”），就是那些侨居海外的华人（不管到海外多少代了）无不普天同庆，再有多大的事都得放下来，欢欢乐乐过个年。而一九六九年的年三十晚，市革委办事组组长赵福元亲自通知我：市革委主任李良同志指示，明天一早八时到翠屏山上植树，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得缺席，特别是市革委的领导同志，更得起表率作用。

我家老人知道后，极其抱怨地说：“风风火火的过了两年多不安稳的日子，一天到晚都在提心吊胆，现在刚平静下来，连一家人在一起过个年都不行，那么辛苦为啥子？”

老人的抱怨，孩子们的极不乐意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年轻，想得开，将儿女托付给老人，我和妻子准时上了翠屏山植树。

李良带头挥锄，大家在说说笑笑中度过了难忘的大半天。别看李良是个矮小的老头，干起活来可一点不含糊，很有点农民本色。他边植树边摆“龙门阵”，经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说植物和人一样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你对它好，精心栽培，它也就对你好，枝繁叶茂，就会喜笑颜开地生长着。你要是对它不好，它就会愁眉苦脸地歪着个身子，耷起个脑袋，甚至就气死在地里。口中讲着，不时还纠正那些栽种不当的同志，真不愧是一个农村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实打实，还懂得不失时宜地植树喻人，即人们常说的“言传身教”吧。特别是对我们城里长大的人，可以说好些人怎样用锄挖地都不十分会，可是李老头（这是我们对他的爱称）不仅自己认真栽种，而且还教“老外”们怎样打坑，怎样浇水，又怎样放树苗，复土踏实，真是一丝不苟，全然不是走过场，摆花架子。中午收锄，他还叫常委们留下，逐一检查所种的树，对不够完善的栽种进行补作。说实话，当时好多人的肚皮都在“咕咕”叫了，可谁也没抱怨，等战场打扫完毕下山，都快下午三点钟了。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最难忘却、最受教育的一个春节了。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可以说全国都沸腾了起来。不用领导（上级）布置，下面都会自发地行动起来。有搞技术革新、研制新产品的，有创高产为“九大”献礼的，真是一遍热火朝天的新气象。我们城区公社也不例外。美术社不仅上了“礼花弹”项目，还自发地、由美工师黄莫及等人精心制作出雄伟的“天安门”景台，与真实的天安门一模一样，好几个平方的景台需八个人才抬得起走；木器厂也不落后，精选大元木（两方多一根木材）由该厂技术好的工人师傅，精心雕刻毛主席（挥手）全身巨像（高两米多三米，重吨多两吨）；刚建好的橡胶厂也拿出了新产品作为向“九大”的献礼。新建的变压器厂也造出了宜宾（产）的第一台50千伏安和100千伏安的变压器向党的九大献礼（这也是在重庆造反派的技术支持下，在任泽鑫带领下，投资仅万元左右艰苦奋斗搞出这宜宾紧缺的变压器产品）。

一九六九年四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宜宾市人民广场红旗翻滚，人海如潮。人们从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入场，主席台上的人更需提前入场。我作为地市两级革委研究确定的大会总指挥，跑上跑下，忙里忙外，确实劳累极了，但是心情特别舒畅。若大的个广场装不下了，不少人整队将人民路也站满了。

“全体肃静”

“唱国歌”

“鸣礼炮”！话音一落，我向天发射了两枚信号弹后，二十四响礼炮震天轰鸣，宜宾地区十万人（实际大大超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庄严大会正式开始了。到十一点过，几乎人人都饥肠轱辘。正值此时，市革委办事组组长赵福元，指挥人由主席台下抬来几筐袋装糖果，准备发给主席台和观礼台上的人各一袋“充饥食品”，不幸被王茂聚、郭林川看到了，问李良袋子里是什么？是否李良指示搞的？李良也莫名其妙。这时赵福元过来解释说：

“这是我们市革委办事组决定搞的，主席台上的首长和观礼台上的同志们，凌晨三、四点钟就来了，早饭都没吃，肯定会很饿，所以我们办事组才专门到糖果厂订制生产了一些袋装糖食，每人发一包填填肚皮。”

王茂聚听后火冒三丈吼道：

“谁叫你们这样搞？下面一二十万群众，他们就不知道饿吗？”

“他们下面的人可以自由地出去吃东西……”赵福元辩解。

话尤未完，王茂聚吼道：

“鬼辩，主席台上的人有什么权力可以搞特殊？抬下去退给厂里销售。”

赵福元还想申辩，李良叫赵福元：

“喊你抬走就抬走，哪来那么多话。”

眼看就要进口的食物被吼脱了，当时不少人都有点认为王老头太不尽情理了，一包糖果有什么大不了的，竟然上纲到特殊化问题上，与权不权的扯到一块。同时也有点为赵的“好”心有些不平。过后仔细一想，王茂聚作得对，主席台上的人都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有什么值得特殊？要一人一袋糖果坐在上面吃？这对群众的影响会有多大？不是明摆着的吗。别看是件小事，它的负面影响将无可估量啊！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刻，以后时时事事都引以为鉴。故除了拥军一次外，都没用公款搞过吃、喝的特殊，就是“九大”代表到狮子山果园来拜会我（因我到果园坐阵抗旱），都是私人掏钱买了少数菜品，家常性地招待了“贵宾”，无一不为顾忌影响考虑。

宜宾进京的“九大”代表，全是基层有代表性的工人和农民，没有一个是地市革委领导，也无宜宾各大群众组织的头头。他（她）们是：泸县的农民李祥禄（原全国劳动模范），很朴实的农村妇女，泸州武斗期间被撵得到处跑（躲），还被称为双枪老太婆，实际枪她都没摸过一下的；省航道处的蔡某某（工人技术员）；军工单位南山机械厂的钟某某（老技工）三人，故全区上下对这次“九大”代表人选基本没有异议，除省级单位蔡某某外，就是泸县一农民，南溪一工人，谁还能有什么意见？！他们开会回来后就到各县市、各大单位作传达宣讲，宣传“九大”盛况和毛主席的指示。

宜宾地革委按省革委指示精神，专门组织了“九大”宣传贯彻情况检查组到各县市检查工作。我同82部队一营长到叙永县检查工作，强调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和团结。因为当时叙永两派闹得比较厉害，县革委主任王某某（县人武部部长）坐不平，批评哪派哪派就说他一碗水没端平。气得他不想干了。我们下去先找两派交谈，然后再一起坐拢来交换意见，求大同，存小异，暂时缓和了矛盾。

刚回到宜宾，地革委又要我带队进凉山慰问从宜宾调防到凉山的解放军81部队，这次有地革委搞外交的朱炳壁（外号人称“朱天使”的）同行，我就轻松多了。他能说会道，凡事都由他出面交涉安排，我只是在大小会上多说点我代表地市两级革委，感谢解放军对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我代表宜宾地市革委向他们表示慰问之类的话就行了。就这样也让解放军感受到虽然调防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条件艰苦，生活不便，但宜宾人民还记得他们，关心他们，全团官兵都很感激。一时间军民、军政关系都是不错的（当时王茂聚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分区第一政委，地革委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新的党中央立即部署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开展“吐故纳新”，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在全国普遍进行。宜宾市革委主任李良，遵从省革委党组的指示，召集市革委常委及市革委各大组组长开会，传达省、地党组织关于开展“吐故纳新”的指示及具体作法，要求与会者积极带头，搞好该项工作。会后李良找我个别谈话，问我的看法。我作为无党人士，能有什么看法？总体说来只能是回城区公社系统照本宣科，由本系统的党员研究怎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开展“吐故纳新”就行了。李老头听后很不满意地问我：

“这样说，你不是党员就置身事外啰？”

“不是我要置身事外，是我自身不是党员，虽说是革委主任，总不能非党员去领导党务工作啊。”我答。

“你本身就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你就该带头积极申请入党，你回去叫李云福（城区公社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结合干部）领头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告诉她，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看公社还有谁作你的介绍人，赶忙将申请报上来，你那个公社系统就应该带个好头。”李良交代。

“我服从命令就是。”

回到城区公社革委，我前脚进我办公室，李云福副主任随即就进来了，她满脸笑容煞有介事地说：

“会开得怎么样？你对我们系统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吐故纳新有何打算？李老头是你的第一入党介绍人，我就甘居第二作你的介绍人，不要犹豫了，全市李老头还是主动出面首次当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们公社系统要尽量多争取优秀人物进入纳新，我们支持你。”（这可能是事先就商量好的，让我到市里开会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让李良亲自动员说服我罢了。）

“谢谢，只不过我是否够格还很难说。”我答。

“你不够格谁够格？你都不够格了，我看我们系统就没有够格的了。”她说这话我感觉到了有恭维的成分，但她毕竟是老搞党的组织工作的干部，也许不会骗我？

说实话，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只不过为了崇高的信仰，相信党的英明。因我深知会遇到不少麻烦和刁难，坚信党的洞察力，于是写了入党申请书，由二李签名后上报。为了对党负责，我还是向李云福提出建议：求稳，不要冒进，更不能滥竽充数，尽量做到报一个准一个为好，带个好头。她很同意这个意见。

最后报到市里，我们系统除我而外，第一批纳新对象还有陈叶和（社革委副主任，运输队工人）。政审时陈顺利过关，我的问题就麻烦了，盯着我的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从我的各方面去找漏眼都找不到，最终有人别出心裁地提出我爱人的继父曾当过“远征军”（国民党抗日时期派到东南亚去的部队），敌伪军的亲属入党恐怕不当吧？于是我的入党就搁浅了，这可能是谁也想象不到的结果。我岳父的这段历史，连我爱人都不了解，况且这个岳父是被抓去的，退役后就是苦力工人，解放后进入搬运公司，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从来党和政府及单位都没说过他有历史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都与“敌伪”二字挂不上钩，可有的人就能以此来达到目的。原来是抓我养父的历史问题发难，现在就抓我岳父的历史问题攻击我，真够麻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