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变换 三次进京 准备临刑到活罪难逃
作者: 宪徽
日期: 2006-09-25 01:35

变 换

转眼就快到一九七0年春节了。整个城区公社系统的生产形势都比较好，看来可以过一个较舒心的春节了。就在此时，宜宾地革委和宜宾市革委主要领导突然被召进京，一下子气氛又紧张了起来。炮轰派（是经过某军方策反从我们造反派分裂出去的）活动掀起了高潮，红色派（对立派）也在复活，又把平静的宜宾搅得乱哄哄的。主要攻击“武装支泸”，红色派甚至反咬一口，说宜宾五一三是王茂聚挑起的武斗事件。其实宜宾五一三大规模武斗期间，刘、张、王、郭、李等人均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宜宾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还不了解这些。因那时党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红十条”还没下达，详情前第四章《祸胎》部分已述，这里不再重复。

红卫兵外地赴宜联络站的学生头李锦凡，从四川大学毕业后要求来宜工作，不知怎么搞的将他安排到宜宾造纸厂。按说李对宜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起了相当大作用的，随便都应安排到宜宾的地市级机关工作才是。其实，早在建宜宾地市革命委员会时，就有不少人提出对杨泽彬、李锦凡等有功劳的学生应进入两级革委的问题。（据说）王茂聚、郭林川、李良是按省革委意见，这些外地学校来宜的学生不进入宜宾两级革委会，故未安排，为此不少群众还有意见。他们毕业了来宜，是应该安排好点才是，但当时领导是怎样考虑的我就不清楚了。为此，李锦凡都向我谈过几次（可能是想我传话到地市革委吧）。我想领导上也许是考虑让他到工厂里去锻炼锻炼后再提到机关工作，又因我们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好，故只好多加劝慰。

突然一天李锦凡同李某某两人一路来找我，说是有重要事情商量。因为公社机关繁忙闹杂，他们又要求在清静点的地方，我就安排到社革委人保组（大明伦堂内）去谈。他不愧是个说客，从全国形势谈到地方形势，从文革造反谈到革委会建立和炮轰派之所以形成，又是拉关系，又是谈感情，我们几乎谈了一整夜。书归正传，二李找我谈这番话主要是动员说服我“反戈”。可是，我有什么“戈”可反？宜宾的武斗，泸州的武斗是谁挑动的，宜宾七百万人民最清楚。要说支持刘、张他们，那也是党的中央叫作的呀。我参加过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中央的态度是我耳闻目睹的，怎么能叫受蒙蔽呢？这俩人真是瞎子点灯——白费油，整得我熬了一晚上干夜。最后李锦凡就说我认死理，中毒太深，顽固不化，只有跟着刘、张他们一伙倒霉了，然后就气冲冲地同某某某走了。真想不通，原来那么卖力为刘、张等人翻案的大学生，一下子又变成了反刘张的说客。我以前本来不认识刘张，也无交往，更非亲非故，中央叫支持我就支持，我倒什么霉？！后来才知道，他和炮轰派都是经过军方叫到重庆密商，并透露王茂聚都“畏罪自杀”了的消息来恐吓他们，逼其转向，并让他们回宜宾展开全面攻势，策反分化瓦解造反派的有生力量，达到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效果。

眼看就要过年了，突然接到进京参加学习班的通知。爱人又要临产了，一摊子事都得要我做呀！但为要顾全“革命”这个大局，我也只好召集城区公社革委全会，安排布置工作。当时就有人提出，近来谣言四起、人心浮动，是否中央又有什么变动？我对大家讲：不管中央有什么变动，首先我们自己心中应有数，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紧跟党中央的部署干革命，心中无愧也没有鬼，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坚定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意念。正准备动身进京学习，幸得又通知延期半月，故在我小儿子出世后的第十天，才向家人告别，赴京“学习”去也。

北京学习班四川班的学员特别多，故分住在政治学院和总后勤学院两处，四川班部就设在总后勤学院内。所有学员未经批准不得外出（大门都有警卫连的解放军站岗），不准串联，不与外界通消息，简直是要与世隔绝。宜宾地区去的人被编成一个连队，班、排、连长均由解放军干部担任。宜宾连很特殊，专门从政治学院调个理论教员来当连长（该人后期竟调任宜宾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其余全是十三军的干部。我们班长都是十三军的一个连长担任。更加上听到王茂聚“自杀”身亡的确切消息，所有我们的人（除极个别外）都感觉得不正常（因为王茂聚性格虽然很内向，三天难说两句话，但文革前与李井泉等人的斗争，条件环境那么恶劣他都不想死，何以进京不久，又没为他定性，他为什么要自杀？很不符合他山东汉子的性格，人们只好用一个“迷”字来解释了）。

尽管大家都有不妙的感觉，但开始时均认为大方向没错、没有什么可怕的，照样活蹦乱跳的生活，甚至学儿时打蛇抱蛋、跳拱、翻墙外出去买酒和零食吃等。因院内只有个军人服务社，不卖酒和小食类食品、大门不让出就只好翻墙喽。那会我们真像一群小学生，可干部们却都忙坏了，一会儿找这个谈话，一会儿找那个谈心，硬是在分秒必争。

慢慢的气氛开始紧张了，学习班大凡小事好像都是黄、吴、李、邱说了算，即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明；总后勤部长邱作会作。那时学习班干部们口中的“首长”，基本都是这几人。

一九七O年的“五一”节，中央特准学习班的学员到天安门广场，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度节日，参观焰火，大家欢喜若狂。那天吃过午饭就忙碌起，因指定我们是下午四时进场，学习班特别给我们准备了鸡蛋等食品和水果，到时无数的军车开进学院，由各连依此上车向天安门进发，我们很有秩序地进入指定地点，席地而坐静等那一刻的到来。可以说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参加过这么庞大的庆祝活动，几十百把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秩序井然，歌声嘹亮，全然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整个广场欢声雷动、红旗翻飞，“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毛主席满面笑容，到城楼两端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人们狂热的劲头，久久平息不下来，让外国来宾西哈努克亲王都大开了眼界，毛泽东的声望决不是个人崇拜和迷信搞到顶峰的，完全是七亿中国人发自肺腑的拥戴，正应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古话。炮竹声声与火树银花交相辉映，多么壮观而伟大的场面啊！回到住地，我们的心潮都还在澎湃，毫无睡意，灭灯号都过了很久，在班长甚至连长的再三招呼下，人们才慢慢入寝休息。

说实话，按党中央（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话说，我们是中央请去的客人，学习完后回去还要工作的，故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很不错。但后面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节一过完，就掀起公开批判刘张的旋风。但是大家心里都不服。比如：在省革委工作的洪运珊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揭发批判刘张，表现得有些过头，不少人都反感，说她是十足的投机分子，原来死保李井泉，后又自称死保刘张，所以被人瞧不起。晚上散步都没人同她一路。有次她散步被人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个盘桃（因花园道路两旁都种的盘桃树，学习班也宣布过不准随便采摘），她走的又是最背静、少人走的地段，故有人就大声喊“洪运珊在偷桃子了！”一时间学习班就传遍了。她急辩是在地上捡的，不是偷。但大家硬是要说她偷桃子。这明摆着就是要贬她，实际“偷桃字”是寓意为政治扒手，我想她洪运珊也不至于去偷一个桃子吧。

由于政治空气的紧张，有些人开始“转向”，顺着上面意图批判刘张。也有个别想不通的人消沉（或有轻生念头）。古蔺县（原宜宾的属县）造反派头窦某某有段时间老是单独到屋顶平台或凉台幽静的地方徘徊，大家都怕他想不开，问陈思英她也说不清楚，反正思想包袱背得有点重。有人建议我去做老窦的工作（因为我跟县区的头头都比较熟），不让他干傻事（轻生），我还真的找过他谈。他说真的想不通，为啥又错了？是啊，怎么又错了呢？结合党史来看，政治斗争真是错综复杂、千变万花，一会儿正确得不得了，一会儿又错登了（错到极致的意思）。可这次是毛主席发动、中央全会一致通过的运动，现在仍然是毛泽东的党中央主席，全中国仍在他老人家的领导之下，何以出现今天的局面？真是费解啊。我也只好劝他相信党中央，更要相信自己，扪心自问有没有偏离斗争大方向是首要的，没有就不用怕。要讲名声，我比他大得多，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问心无愧，我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也许正因为此，没想到时隔不久，厄运就降到了我的头上，那时后话了。在北京学习班里，当时大家最想不通的是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刘张他们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干部（有1967年中共中央的两个红头文件可证），时隔三年情况就有那么大的变化？难道又是一个“王、关、戚”（即原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再现？不可能因为刘、张、王、郭、李等是中央“平反通知”和解决四川问题“红十条”文件肯定了的干部，更何况刘张不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大家都深感迷惑。

在宜宾，在市革委，我对王学明（宜宾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印象都不怎么好（不止是我），可在学习班的一件事，改变了不少人对他的看法，觉得他还有点道理。那是：

学习班批判刘张在升温，学习班领导为分化（刘张）和树榜样，连部出面指明要王学明去揭发批判刘张，因为他原是张西挺在宜宾市当市委书记时的警卫员，平反通知下达后，他是刘、张、王、郭、李等中的一员，故进入市革委任副主任的。稿子是连部找“秀才”些写的，他没有文化怕念不好，就叫人教他，当教念到“死猪不怕开水烫”一词时（是比喻他紧跟死保刘张的顽固劲），他不干了，不愿去揭发批判了。连部领导再三给他作工作他就是不干。连领导拿他没办法，只好问他要怎样才去揭发批判？他说有些词要改过，比如“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比喻不对，他不是猪，要比喻只能把他比作老黄牛，故他只能念成“老牛不怕鞭子抽”。连部拿着这个“大老粗”真没办法，只好同意改（这也是连里的刀笔吏将此事当笑话摆出来，大家才知道内幕的）。由此，大家对他有了些好感，都说这个大老粗其实不“粗”嘛。

反之，曾在宜宾赫赫有名的学生领袖李锦凡，在宜宾人们心目中是很受尊重的大学生，到了北京学习班却成了连部的红人。其实从在宜宾他对我策反时起，我就知道了他的转变，因为他与我关系较好，故我没外传他搞策反事，大家就不了解他的转变。在学习班，李锦凡到处当说客，尽说些违心的话，故很多人都对他产生反感（当然也有听他的），有人就给他取了个外号——李麻烦（其实他和杨泽彬以前在宜宾，人们对他俩的印象相当不错，他毕业回宜进了造纸厂，还有不少人为他打抱不平呢。他的转变并没给他带来好运，学习回宜后照样被囚禁反省，终于魂消魄散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了）。

话又说回来，“功夫不费苦心人”。经过连部大做“分化瓦解”工作，是有一些人“反戈”了，跟着违心地写所谓揭发检举材料，甚至不顾事实，捕风捉影地编造事实来窝里斗。丁绍云（省轮船公司工人，造反派头）和我就成了挨整的重点。于是，学习班将我俩“隔离”，并由所谓有“转变”、表现好的人组成互助组来“帮助”我们认识“错误”。这样一来，气氛更加紧张了，人人自危的空气笼罩在整个后勤学院。但我没有违背中央指示，没有做过违条犯法的事，心不虚，无所顾忌（特别是他们将宜宾谣传的，又是属于我在追究的什么“盗卖军筏”这些事来攻我，就知道他们是在欲加之罪，是在懵着整，我能怕？怕得了吗？）。这时，我们有相当一些人就在猜测，中央可能出了什么变故，即像“二月逆流”的情况再现。当时大家估计问题就会出在“黄、吴、李、邱”身上，造反派可能要受压一两年的时间，短期内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看来，问题严重性的时限估计比较正确，但根子就不是黄吴李邱那么简单。不管怎么说，根本没想到林彪、陈伯达身上。因为林彪是被确立了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做梦都没想到是他为了抢班夺权的问题上。黄吴李邱只不过是他前台的干将（四大金刚嘛），真正幕后是林彪、叶群，故没两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人们才认识到了根子的所在，这是后话了。

由于相当一部分人的“顽固不化”和抵触情绪的加深，四川班就搞了个“公捕”大会，将某某某和丁绍云宣布“逮捕”，押回地方判处，以此来打击不受“感召”人们的嚣张气焰。这是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丁绍云在宜宾没有很大的名气，除他本单位省轮船公司外，就是在宜宾市区知道他丁绍云的人也不多，更不要说全地区了。此人不多言不多语，一副朴实忠厚的样子，谁会想到学习班要拿他开刀呢？说他是解放前长江河下的双枪土匪，有名的“丁罗汉”，人们听后都吃惊不已。我也升级为“隔离反省”（没有任何上级指示和批示，只在连里宣布的，想必是宜宾的别出心裁了），单独住一间屋，由多人轮流值班，昼夜有人守侯，拉屎拉尿都有跟班。后来才知道报捕人中还有我，可能是中央发觉报捕我的材料不实，姑不予批准。丁绍云是因泸州沿江曾有一个叫丁绍云的双枪土匪头，年龄、身段、体形与他较符，故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才批准逮捕，押解回宜查实后处理。由此，学习班内气氛极度紧张，人心惶惶，一些人在高压下“转向”，如余某（宜宾三江机械厂造反派头）等，不得不按连部指示和编造的事由来“揭发批判”，只要自己能过关，谁还能管违心不违心了。事后余某不止一次向人表白，他是逼不得已才按某些人的意图（指使）来“揭发批判”我的，真有点对不起我，很感内疚。

可能党中央有所察觉，因为即使在连我被隔离反省起，都在不断秘密向中央反映学习班内不正常之情况，通过某种渠道发呈中央，其他未被隔离的人就可想而知了，总会有些材料传到党中央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对学习班作了专门（重要）指示，大意是：两派武斗，你抓我的人，我杀你的人都是派性在作怪，只要不是阶级敌人杀我们的人，就不要再追究个人责任了，这些人（指学习班的）学习结束后，回去还要工作的。这是周总理在学习班领导会议上宣布并令在全学习班开大会传达的。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于八月十三日发出的中发（1978）48号文件，基本就是周总理七O年在中央学习班四川班代表党中央作的重要指示的内容来制定的这个文件（有据可查）。这样学习班内的压力才稍减缓了一些。可我的问题在下面并未解脱，一切照旧，只不过没像从前那样逼我和进行公开批判了。为此，中央还特意安排我们学习班首批参观刚竣工的北京地铁工程。这是我国第一条地铁修好后接待的第一批参观人群，这在当时是相当荣耀的大事，可见当时党中央对我们这批人还是很重视和关心、寄有希望的。

在北京妄图抓捕我的图谋虽然未遂，可宜宾的有心人并不甘心，仍然严令要互助组的积极分子们（特别是班长，即解放军那个连长）跟随监视我，我的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得随时报告。我想我借写检查给中央写材料报告学习班情况的事，多少也会被告密了一些，反正我不反党，我怕什么？告就让他告去好了。

一九七O年九月学习班学习结束，放假三天外出购物和观光。

其实，我有要挨整的思想准备，但估计不足，大错特错了。原以为在中央他们都抓不了我，回宜宾大不了弄我来批斗一下，撤职了事。仍然回去当工人还好点。当工人单纯，少动脑筋还能照顾家庭。当干部钱没多拿，相反增（加）大开支，得不偿失，一天到黑地忙这忙那，很不容易回趟家，有时板凳还没坐热又有事、找来了，弄得一家老小都不得安逸。想着回去当工人，以免老是要与一些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人争斗，这想法未免显得太幼稚、太简单了。政治斗争要有那么简单，无数革命先驱就不用抛头颅、洒热血了。

在京休假都有两三个（暗中）跟班“保卫”着我，我进商店他们也进商店，我入厕所他们就在门外站起了“岗”，我吃涮羊肉，他们就得守侯一两个小时，看着他们怪辛苦的，我真不忍心了，只好少去耍点，早早返回后勤学院。

返川是专列，坐位由解放军安排（美其名曰“军事化”）。不少人肚皮头都憋着一股气回家，碰巧被列车员撞上了。由于是京列，大部分列车员都是北京人，说的都是京腔。他们打扫卫生习惯叫过道上的人“靠边”，四川人听到就不顺耳，回敬一句“老子晓得要靠边了”（川人理解的靠边就是靠边站，寓意为下台之意）。由此还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争执。过了秦岭列车进入广元车站，不知是回家心急还是另外的什么原因，有人跳车了。这一下把我们班长吓坏了，赶紧跑到我坐的那排座位来换位子。他是红军的一个副连长，云南人，宜宾连的班长。他到我对面位置上就坐，生怕我飞了似的，好不紧张。相反我还觉得好笑，眼看就要回到家里见久别的妻室儿女了，我干吗要飞（跳车跑）？

美梦毕竟是“梦”，严酷的事实才是最现实的。回宜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随着火车进站拉响的汽笛“呜”——“呼”了。人们极度高兴地争相清理行包准备下车，坐我对面的班长却拉起我直奔车厢出口，这时人们正在忙乱中，根本没人注意到此举。他将我带到站台上停的一辆吉普车旁，推我上车，门一关就启动冲出了车站。警笛呼呜着一溜烟开进了宜宾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叫冯占云搜我的身后，将我关进了公安局里的黑屋子，没有出示过任何证件，更没（手续）宣布理由，不明不白地被关进了牢中牢（就是牢房中的牢房）。因为该黑囚房是公安局修来关押临时被抓来的犯罪分子的，一进三间，外面是大间，里面还有两个小间是关案情重大的人的，我就被关在最里面那间小号，等于是双重铁锁把我“锁”住了，故叫牢中牢。里面臭气熏天不说，臭虫多得来起串串，晚上一沾铺就会被咬得你根本无法睡觉，随便用手一抓就是拾来个臭虫跑不掉。吃的是公安人员卖剩下来的饭菜，随便赏点给你算一顿（餐）。其他被关的人可以家人送饭来吃，惟我不行，因为我特殊呀。

自打被关进这个笼笼，没有任何人来问过我一句，只是叫那些小偷扒手把里间小号盯紧点（即我这个人关的那个小号）。我想，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这不是黑整又是什么？！党中央明确指示：（我们）这些人学习结束后回去还要工作的。我就这样工作吗？看来，在天子脚下他们不得不收敛着点（因为北京是首都，在党中央领导的眼皮子底下，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回到宜宾就是他们的天下了。正如古人云：天高皇帝远了。中国有一句最形象的话比喻这种情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只有看他们是把我炒来吃还是煮着吃了，听天由命好喽。因为，这是明摆着的，我要是真的有罪，他们上报的逮捕材料早就批准了，何苦要煞费苦心地等回宜才动手？中央不批捕，说明他们没有真凭实据证明我有罪。我不是坏人，为啥宜宾还要这样对待我？不难解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