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是共产党人生存的基础

我这一代人从小听到看到的是共产党人粪土金钱，像神龛上供着的偶象一般不食人间烟火；如今这一代听到看到的尽是些共产党人贪污受贿的鲜活事迹，共产党人俨然就是“恶人”的代称。无论善恶，金钱都是各个时代共产党人不可缺少的生存基础，尤其是在共产党未取得执政资格的时候。

在一九四九之前，中国共产党也曾取得过短暂的执政资格，那是在广州，所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鲁迅讥为“红中透白”的广州政权，共产党是与国民党一起联合执政（不同于抗日时期的参政）。执政者自然有自己的待遇，他们有货币发行权（在广州没有发行货币，后来在武汉也没有发行货币，但是宋子文在武汉的金融政策等同于货币发行（见陈公博《苦笑录》）），他们颁行自己的税收法令。这在些与金钱相关的政策基础之上，他们自然就可以得到金钱，从而施他们的革命之政，养他们的革命干部。但并不是那时候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受这种执政党财政的荫护，事实上也只有广州（以及后来的武汉）当地才可以享受到这种荫护。执政中心之外的共产党人靠什么活着呢？分两种人，一种是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他们有一份社会工作，取得或多或少的薪金，养已养家，有时还要养活其它共产党人；另一种被称为“革命职业家”，是靠党养活的。“革命职业家”与“职业革命家”大大地不同，区别就在于生活费用的来源。但是党用什么钱来养活这些“革命职业家”呢？党费。党费是靠有收入的党员从收入中拿出相应的比例交给组织，组织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费发给没有收入的党员，另一部分则为党的活动经费。有一种说法，当年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佛海离开共产党，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每月要交的党费太多了，党剥削了他的劳动所得太多，这种说法出自周佛海的养子之口，应该是有根据的。但是像周佛海这样有稳定高收入的党员毕竟太少，无力养活众多嗷嗷待哺的党员们。当时是由苏联列宁格勒的全体党员们把所有的党费都交到中国来，养活了中国的共产党人（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依靠列宁格勒的卢布养活的人，与依靠广州政府的银毫子养活的人，生活品质当然相差甚远。在上海，党的高级干部，每月生活费四十元，基层干部，每月生活费二十元（见郑超麟《回忆录》）。这种四十元与二十元是什么概念呢？著名的上海内山书店的学徒工，每月收入十元，上海各纱厂里的女工们，每月收入不超过五元钱，著名教授冯友兰，当时月入约二百元，鲁迅曾有一段时间，各种收入加起来，每月高达八百元。可见这二十元的党员收入，比上不足，比起真正的无产阶级来说，还是富裕不少。但是这些党员们的生活状况却普遍很差，原因在于他们在上海没有居住所，需要自己租房，房租就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徐向前在上海居住时，每月房租要用十五元。像郑超麟这样的高级干部，也常常在月末到处蹭饭吃。也有些干部在下个月薪水未到时，靠打麻将赚点小钱养活全家的肚子。

郑超麟把当时党的干部分成两种：一是北方干部，泛指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的党员干部，另一种是广州干部，就是拿政府银毫子的党员干部。广州干部的生活就是另一番天地了，他们看电影，谈恋爱，恽代贤（恽代英的弟弟）结婚开销居然达到一千元。当时的王凡西从北京到广州小住一段时间，有两件事让他吃惊：一是在广州，马克思主义的书，随处都可以买到，街上全是革命标语，二是广州的党员们却没有北京党员的革命激情，于是，王凡西决定买了好多革命书籍后回到了北京。广州的干部也绝不是开始堕落了，而是作为执政党党员的优越感浮现出来了。一九四九年，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这种情况又一次出现，而且更为严重，一直延续到今天。

广州政权随着北伐的进展，后来移到了武汉。广州干部就成了武汉干部，他们后来在党内掌了权，打倒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北方干部们。但是武汉时期的情况就远不能与广州时期相比了，这是因为蒋介石已经开始了清共，此时正是宁汉对峙，武汉的经济被南京当局封锁制裁着。纵然如此，当年的广州干部们与在武汉的北方干部们的区别还是很明显，来自广州的干部，大多穿军装，扎武装带，蹬马靴，连文化人沈雁冰都是如此穿束。

随着宁汉合流，共产党短暂的执政期就终止了，从此共产党走向两条道路：武装斗争与大城市的地下工作。从此开始，金钱就更显得重要。据聂荣臻回忆，当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与叶挺等人一起逃到香港，突然发现在香港无法生存，因为身上没钱。但是在一家饭馆里，叶挺却从怀中掏出了大把的钱，但付帐时，老板以为收到了一张假币，叶挺二话不说，自己撕烂的那张钱，又换一张付出，然后几人匆匆离开饭馆。叶挺是具有离开了党也可以独自生存能力的人，他对聂荣臻说，那张钱不是假币，但是如果因此老板引来警察就麻烦了（见《聂荣臻回忆录》）。几十年后，广州起义的参与者叶剑英与徐向前回忆往事时说，离开广州后才知道钱的重要，当时撤离时，满屋子都是港币自己太傻，一点没拿，徐向前说，我比你强点，我揣走了两把银毫子（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这两把银毫子后来徐向前派上了用场，当队伍转到海陆丰时，这笔钱成了军队的经费。但元帅徐向前还回忆到另一个也在广州撤离时，带走了一些银元的人，此人叫白鑫。“白鑫我也认识，广州起义的部队在花县整编为红四师时，他是十团团长，我是党代表。这个人身上带着不少银元，打起仗来就溜号，根本不象个共产党员。那时我就提议开除他，撤他的职。”这个白鑫后来成了叛徒，出卖了彭湃、杨殷等人，被周恩来派特科的陈赓将其处死。

一个党员如果被被动地被组织扔出家门，那他的生存问题就至关紧要了。没有了党发给的生活费（相当于工资），他们靠什么活着呢？张国焘曾经对郑超麟说，你们离开了党还可以靠写作、翻译生活，我要是这样了，就不知道怎么活着了。由此我可以猜测，很多党员干部是出于对生活的恐惧而不敢离开党的队伍。在党内，至少不会被饿死。问题有这么严重吗？中共闽西特委组织部长蔡协民，在被组织认定是“社民党”分子后，流落上海，在马路上流浪，以至于他想在大街上拉屎，好让巡捕抓进班房，能吃几天饱饭（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事实上，中共党内的一大批精英人物，因为政见不同，持托派见解而被逐出党外后，都在靠自己的生存能力赚得银元养活肚子。这让我想起近些年来，当社会转型，一大批党务工作者没党务可做时的情况。他们是一些没有独自生存能力的党棍，只能依附于党。他们看不起庸俗的金钱生活，但又没有离开了党的工作后的独立生存能力，在这一层意义上，他们实际上早已被动地成为了吸血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