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本年度的学潮，以至40年代末的校园文化中，最值得重视的，还是“朗诵诗”的发展。朱自清先生曾写有《论朗诵诗》对学生运动中的朗诵诗作了专门的研究。其实，在中国新诗史和校园文化史L，一直有诗歌朗诵的传统。据沈从文介绍，在20年代新月社诗人即在闻一多先生的家中进行过诗歌朗读的试验；30年代北大、清华的部分师生又在朱光潜先生家中定期朗读诗歌、散文；稍后还有“中国风谣学会”诸公新诗民歌的朗读、演奏试验。/38/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 “战前已经有的诗歌朗诵，目的在乎试验新诗或白话诗的音节”，是属于诗歌艺术本身的探讨；而所朗读的新诗‘出发点主要的是个人，所以只可以‘娱独坐’，不能够‘娱众耳’，就是只能诉诸自己或一些朋友，不能诉诸群众”，在朱先生看来，“战前诗歌朗诵运动所以不能展开，根由就在这里”。/39/抗日战争初期，曾有过“朗诵诗”的自觉提倡，并出现了田间、蒲风、高兰、光未然等朗诵诗人，但始终未形成群众运动。真正成为新诗发展的一个潮流，是40年代这一次。朗诵运动随着学生运动的推进而日益发展，效果也越来越显著，就“开始向公·67·众要求它的地位”，朱先生的文章就是这样为其定性与定位的。朱先生指出，所谓 “朗诵诗”其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政治性”与“群众性”。朗诵诗不仅以政治教育与宣传为其基本任务与内容，而且“进一步要求行动或者工作”，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场鼓动性，它总是出现在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如像在这次四月风暴里所显示的那样，成为实际政治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这样回忆当年朗诵者的神态：他们在晚会上“手挽着手，冲向台口，大声狂呼，好像走向刑场一样”/40/，朗诵即是战斗，这是确乎如此的。朗诵诗同时“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首先，朗诵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这也是一种“我们”体的诗歌：即使有时也用第一人称“我”，但也是指“大我”域者说 “小我”已经融人“大我”，与之合二为一）。一首题为《死和爱》的集体朗诵诗曾在学生运动中广泛流传，据说“在各种会议上，在校园内、宿舍里，它像革命歌曲一样，一人启口，就有很多人跟上来”/41/，它的魅力就在于真切地传达了一种“集体感”：“我们，饥饿的行列！／我们，愤怒的行列！／我们，中国学生的行列！／我们，中国人的行列！／紧挽着手，／高喊着口号，／我们争生存、争自由、争和平、争民主／在中国的首都--南京的街头！”“警察，你们来！／宪兵，你们来！／特务，你们来！／水龙，向我们喷射吧！／木棍，向我们殴打吧！／马队，向我们践踏吧！／我们是饥饿而且徒手，／我们是贫血而且消瘦，／我们除了我们的真理别无依靠，／我们除了我们的同学别无亲人，／我们除了爱和死没有·68·别的路可走。”/42/据说学生们在朗诵到最后五句时，常常是台上台下泣不成声。这就说到了朗诵诗“群众性”的另一面：它不仅要“传达出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而且“得在群众当中朗诵出来”，“它表达这些情感，不是在平静的回忆之中，而是在紧张的集中的现场”，“脱离了那氛围，朗诵诗就不成其为诗”。“这就是说，朗诵诗是在群体的“倾听”中实现自身的：“单是看写出来的诗，会觉得咄咄逼人，野气，火气，教训气；可是走近群众中去听，听上几回就会不觉得这些了。”/44/“我们”体的朗诵诗中固有的“气”（野气，火气，教训气），当接受者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时，也许会感到一种“咄咄逼人”的威压，但一旦成为群体接受者中的一员，就只会在彼此的感染中受到“群体意志与力量”的鼓舞。这样，朗诵诗的最终效果也就如同前述群众歌曲与活报剧一样，成为广场上的处于革命激情中的群体“力”的引发与表现。有趣的是，当朗诵诗在广场上获得一种“群体性”与“行动性”的品格，并且与歌、舞、剧结合起来时，它就重现了诗的原始（起源）形态的某些特征。恰好在这一年5月朱光潜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诗的格律》的文章，谈到“原始群众以实际生活行动去欣赏诗歌的意味。所以诗不但和乐舞打成一片，也和团体生活打成一片”，“在原始时代，一般民众同时是诗的创造者与欣赏者”。/45/以此对照前述朗诵诗的实践与理论，是颇耐寻味的。历史当然不会简单地重复，朗诵诗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同样表明其时代特征也是十分鲜明的。·69·而且这种群众性的朗诵诗运动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专业诗人的创作。一些回忆文章谈到了在学生的集会及文艺晚会上，也经常朗读诗人的诗作；其中有艾青的《火把》/46/，以及绿原的诗（《复仇的哲学》。《你是谁？》、《咦，美国！》。《终点，又是一个起点》等）/47/，马凡陀（袁水拍）的山歌/48/等。而绿原与马凡陀正是1948年（及前后年代）国统区影响最大的诗人/49/。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在总结绿原的艺术经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抒情诗”的概念。这首先是“诗与政治结合”/50/“像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不但要参加革命，而且要用革命的方式去参加’，绿原这个以反抗的笔投出的锋利的标枪，便是参加革命方式的第一枪”/51/；这也是“诗与人民（群众）的结合”，“诗人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同时又是“人民的代言者”/52/“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英雄主义”/53/这同时是新的抒情方式与风格的探索：“正视了血肉淋漓的现实，开始了突进”/54/，“突破诗创作上迂缓，柔弱，纤巧的风气，呈现出宏大的气魄和庄严的斗争”气绿原在自己的诗里也确实是这样呼喊着的：“不要再埋在痛苦的蚕茧里做一颗软弱的蛹，／咬破你的皮肤似的墙壁，钻出来--／出来飞翔卜’/56/“让你们的／诗的木材给／热辣辣的／政治的斧头／劈开吧，／剥开吧，／砍开吧。”/57/“这一次，该有行动了，／这一次，该用血和汗液代替墨水和唾沫了。”/58/这样的呼唤得到广场上的群众的共鸣是不难想象的。评论家们把马凡陀山歌称作“政治讽刺诗”，也是强调其诗与政治的结合；诗人借用民间歌谣的形·70·式则被看作是“诗与人民结合”的自觉努力。/59/尽管这一时期对两位诗人都有尖锐的批判/60/，但这里所初步确立的“诗与政治、人民（群众）结合”的原则，对建国后中国诗歌的影响则是深远的250、60、70 年代在中国诗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抒情诗”与40年代绿原的“政治抒情诗”及“朗诵诗”的内在联系也是明显的。

评论家亦门曾指出，绿原那样的“火海一样的其势熊熊的政治诗”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最欢乐也极惨痛的诗”/61/，这里对包括朗诵诗在内的政治诗的“最欢乐也极惨痛”的特征的揭示，与前述群众歌曲、活报剧的节日般的“欢乐”效果的分析，是能够显示40年代末中国文学在某一侧面的特点的：当文学艺术日益与趋向高潮的“革命”（这场革命即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紧密结合起来，它就成为一种广场文学（艺术），作为“革命盛大节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反复论证的那样，这是一种政治的文学（艺术），群众的，行动的文学（艺术），同时也是充满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气息的狂欢的文学（艺术）。--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它也未尝不是生命挣扎的一种表现形式，亦门强调“欢乐”与“惨痛”并存就含有这样的意思。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却越变越单纯：纯化为单一的、因而不免苍白的“欢乐”。待到“史无前例”的那场“革命”降临时，又有了再一次的“狂欢节”的演出/62/，但这一次欢乐的激情唤起的是人性的恶的方面，信仰的崇高实现为施虐的疯狂，这正是“革命”的信从者们所料想不及的。--不过这都是后话。·71·

在1948年，人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接受革命风暴的洗礼。特别是我们正在回顾的4。5。6月校园学潮，对长期孤守在书斋里的教授（知识分子）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更不用说）此时自身也存在着生存的危机，更深切感受着民族生存的危机。正是这双重危机感，以及保护学生的职业道德，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站在学生这一边。在“四月风暴”里，教师们以罢教声援罢课，并与学生一起保卫校园。“反美扶日”运动中，教授们更是站在斗争的前列。6月 4日司徒雷登发表威胁学生的谈话，6月9日上海各校教授及文化界人土就联名发表公开信予以驳斥。6月19日吴晗朱自清等北平88位教授又发表声明，盛赞学生的正义行动是“保持中国学生的尊严和声誉，中国的国格”，并严正宣布，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粮，一致退还配购证。/63/最能显示知识分子和学生大团结的，是6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公断会”。所谓“公断会”是因为上海市长吴国帧公开指责学生“假爱国之名，图卖国之实”，并向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提出质询；交大学生自治会遂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公断。前清翰林陈叔通在会上首先发言，断定：“反美扶日是举国上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百是而无一非。” 著名教授、交大老校长马寅初和张纲伯在痛斥吴国帧之后，高呼：“要坐牢，我们和交大的学生一起去！”交大元老唐文治、张元济因年事已高，未能亲临，也在报上发表公开信，指出：对学生只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未闻与·72·青年学生进行神经战而善治天下者”。据说这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表态使蒋介石都大为震惊/64/。

但爱国学生运动却使坚守自由主义信念的教授（知识分子）陷入困境，并促成了他们的内部分化。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所持的是在合法秩序下的渐进变革立场，它必须在‘社会正义的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的维护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65/而现在，学生运动提出“反饥饿，反迫害”，其正义性是无可怀疑的；但其对现存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破坏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对与中国共产党持相同态度，根本不承认国民党政权及其法律的合法性的激进知识分子，学生运动的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站在学生一边。但在承认现有秩序的合法性的前提下要求进行不断改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因此而面临着两难选择。支持学生运动，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维护秩序、理性、渐进”的自由主义原则；坚持维护现有秩序，就必然站在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最后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选择了前者，并因此而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迫害；选择后者的少数自由主义教授很快就被大多数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所抛弃。胡适与朱光潜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在学生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一开始，胡适即对学生代表申明：“一、学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二、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三。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责”，他因此不同意“非法逮捕”的说法。/66/在“四月风暴” 中，胡适为代表的校方，一面竭力劝阻军警进人学·73·校，一面又要求军警所追捕的学生领袖自行投案，以自负其责。他显然要扮演“合法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他也同时失去了多数学生与教师。朱光潜在学潮初始时也写了一篇文章，大谈群众是“掩护怯懦而滋养怯懦”，“在群众庇护之下，个别分子极容易暴露人类野蛮根性中的狠毒凶残”，“如今群众只借怨恨做联结线，大家沉醉在怨恨里发泄怨恨面礼赞怨恨。这怨恨终于要烧毁社会，也终于要烧毁怨恨者自身”，他因此而 “祷祝卷在潮流中的人们趁早醒觉”。湖这显然更有用自由主义的观点来引导学生的意图，自然要遭到反驳。于是，《大众文艺丛刊》第2辑发表了荃麟的《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文章首先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动用大批武装军警血腥镇压徒手工人、学生，“这正是反动派在没落的恐惧中所表现出最大的怯懦与凶残”；而朱光潜 “不仅企图以墨迹来掩盖这些血的罪行，而且反过来想把‘怯懦’与‘凶残’这类字样，加在群众的头上”。文章也为群众运动作了辩护，指出：“现在的群众运动，是有组织的人民斗争”，“革命不是斯文的揖让，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斗争”，从“伟大群众运动所培养出来的，正是法兰西的近代文明和中国民族的新文化”。两种对立的革命观、群众观在斗争激烈的1948年自然是不能相容的；身为国民党监察委员的朱光潜力革命者与正在投身于学潮中的大多数学生所拒绝，是必然的。

“反美扶日”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选择。

1948年初，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曾进行过一场论·74·争。首先是胡适在1月ZI日写给时为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里，提出了“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是针对周氏在此之前所写的一篇文章（《历史要重演吗？》）所表示的忧虑，强调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武装德国人或日本人的嫌疑”，因而并不构成对中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威胁；二是明确提出战后的苏联“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68/胡适的意见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郭沫若等都写了反驳文章。争论的焦点与实质是：美、苏两大国究竟谁构成对中国独立。生存与发展的威胁？这首先是一个牵动民族感情的敏感问题，同时又纠缠着意识形态选择与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分歧是自然的。胡适及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 “反苏”的主要理由是，苏联通过雅尔塔秘密协定与后来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取得了中东、南满两路的共管权，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并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件事在1946年就引发过全国范围的反苏大游行，傅斯年、储安平等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发表声明表示抗议。 /69/此时胡适重提这件事，也仍然能激发人们的民族感情，就连郭沫若在反驳胡适时，也并不否认“很多比较开明的朋友都为此事不平，心里实在鲠下了一件难过的东西”。/70/后来在60年代毛泽东反对苏联于涉中国内政、并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提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比较容易地就得到了知识分于的支持，这应该是一个“远因”。但在1948·75·年，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及知识分子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的却是美国的威胁。据重庆《民主报》统计，从1945年8月到 1946年7月一年间，中国人民被美军吉普车轧死的就有一千多人，妇女被强奸的竟达三百多人。/71/1946年12月两个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一案更是激起了全国学生的公愤。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轻工业品向中国的倾销，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忧虑与警惕：他们对二次大战被侵略的历史仍然记忆犹新。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的对华政策/72/，这也就在实际上把自己置于和大多数中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1948 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北京之行之后，给国务卿的一个报告中，承认：中国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中的反美情绪“比我原先所想象的强烈得多”，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制造目前普遍盛行的情绪”：它根植于人们“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报告还承认苏联的思想“影响之深出我们料想之外”，不满现实的青年“不怕共产主义”。/73/在得出了“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党扩展的有效工具了”的结论以后，司徒雷登把希望转向“中国人民的本性”，据说“中国人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对美国有一种本能的善意和信任，而对俄国则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憎恶”。/74/说整个“中国人”如何如何，自然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夸大；但如果仅限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司徒雷登说的确是事实。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热潮，本来就已经十分被动，现在美·76·国当局把希望转向他们，其处境就更加尴尬。许多自由主义教授因此而转向反美，坚持亲美立场的也都陷人孤立。

但一些自由主义教授仍想作最后的挣扎，他们成立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于1948年5月创办了《新路》周刊，宣称要在“一个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社会里”，表明“一个公民”对国家、社会重要问题的看法。他们提出了31条“初步主张”，其中心仍是强调“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主张通过民主选举解决国内政治危机，“政权的转移，应视选举结果而定”。/75/在《发刊词》中，他们强调：“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了真理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理的面孔”，希望进行高水平的讨论，“以理论应对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他们显然是在自觉地提倡一种理性的，宽容、多元的自由主义的话语方式，以与时尚的二元对立模式相对抗。为此特地开辟了一个“辩论”专栏：“把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一齐都排列出来，让读者可以根据两方面的意见，下他自己的结论。这是与宣传处于对立的工作，因为宣传是只替一方面说话的。”/76/刊物先后“辩论”的题目有：“苏联是否民主？”问卷3期）。“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问卷6期）。“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计划？”问卷I6期）等，题目本身与辩论的无结论都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到来之前的种种矛盾与犹豫。/77/但在那个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决断的时代，这样的迟疑不决也是不容许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77·与《新路》一问世，就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夹击。据有关报道，在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华声报》于3月15。16连续两日开辟“‘社会经济研究会’批判”专栏，又于4月3日召开座谈会，予以“正面打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追击中间路线”的运动。其中最为激烈的仍是郭沫若，他断言：“今大所谓‘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反苏反共’，既要‘反苏反共’就一定‘亲美拥国’。”/78/而国民党政府则因为《新路》发表文章同情学生运动，批评“币制改革”，对其横加“言论反动，低毁政府，同情匪军，袒护匪谍”等罪名，予以“警告”，/79/以至最后勒令停刊。当局的态度也十分鲜明：“今日之事，必须敌我分明。凡是属共匪或倾向共匪之人，无论他有什么官职和身份，应当站在共匪的阵营那边去。”/80/在黑白分明的极端话语占绝对优势的1948年，自由主义者的怀疑、模糊、相对的灰色话语似乎已无容身之地。

在批判《新路》时，再一次涉及萧乾，他被指为《新路》的主编，自应负主要责任。/81/萧乾1946年3月怀着投身于战后中国的文化建设的热忱，从伦敦赶回中国，作着20年后（1966年）的中国将成为“财富均等”。“以人民利益为至上”的“盛世”的“玫瑰好梦”，/82/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只一味鼓吹自己民主。宽容的理想，却陷入了中国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化，以至人事的网络之中。在一阵惶惑之后，他想起了还在欧洲采访时听到的关于苏联肃反的事，以及战后匈牙利红衣大主教敏岑蒂被迫害事件，捷克外交部长玛萨里克自杀事件，隐隐感到自己的命运·78·与这些受害者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于是决定以《拟丁·玛萨里克遗书》的形式对郭沫若等左派大人物对自己的攻击作出回答。他借着已成为亡灵的玛萨里克之口，谈到自己关于“从美国新政以后，人类生活的社会主义化已成为定局”的信念，中国以及世界“可以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的“痴想”；谈到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不得不承认“和衷共济走不通”的事实。但他依然要坚持自己的哪怕是不合时宜的理想，而“委托时间来仲裁”。他这样写道：“现在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对于左右我愿同时进一句逆耳忠言。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即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让人存了戒心。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存。”/83/--尽管如此，萧乾前述“财富均等”、“以人民利益为至L”的“盛世”理想，仍然决定了他在一定的条件下，与左翼合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可以说经过4、5。6三个月较量，学生运动在校园内外，都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支持。学生与教授（包括相当部分的自由主义教授）达到了一种共识：面对国民党政府对全体人民变本加厉的经济剥夺与政治压迫，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民族独立自由的威·79·胁，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重建一个人民民主的新政权新国家，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首先“要争取全中国人民的集体自由，然后个人的自由才有保障’/84/当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各校进行大搜捕时，几乎整个学校--不只是进步的或中间派的教授，甚至连冯友兰这样的曾经与国民党有过种种关系的教授，以至学校当局，都以各种方式来掩护学生。8月18、19 两日，国民党“特刑庭”连续给清华大学发来两份“拘提名单”，要求学校把所列学生交给他们审判，梅贻琦校长让人把学校回复“特刑庭”的公函制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特抄录如下：“昨接贵庭卅七年八月十八日发庭审第二十六号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签发、拘提本校学生XXX等六人，检附名单一份，嘱将该生等交案以凭讯办等由，附名单一纸，准此。经查，XXX一名，本校并无此人，XXX一名，已于上学期退学离校，XXX……三名，均于上月毕业离校，至XXX一名，因暑假期内未在校中，相应函复查照。复查昨日（十九日）由贵庭送交本校传票十三张，计被传学生XXX等二十六名，嘱为送达等由，查其中XXX……等六人已毕业留校，XXX一名业已休学，XXX……，三名本校并无此人，至其余XXX等十六人因值暑假，各生行止不定。兹准贵度按名传讯，当经依次派员前往该XXX等十六人宿舍内代送贵庭传票，惟均不在，未能送达，除已布告各该生返校后即行领票到案外，相应函复，并希查照为荷。” /85/据说，同学们看了，都哑然失笑。·80·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注：文中多余的数字是原书的页码，一个“/”之后或两个“/”之间的数字是原注释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