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 / 清秋子

　　火车磨磨蹭蹭，耗尽了人最后的一点耐力。快要到天津的时候，老宫把刘同学叫到一边，嘀咕了一阵儿。然后两人就告诉我和薛同学，他们建议，不到北京去了，北京此时正是人叠人的时候，去了，能不能见到毛主席，还是个未知数。天津大家都没去过，正好玩玩，完了可以直奔上海，再下苏杭。
　　我和薛同学心里都好大的不乐意，眼看北京在望，千载难逢的见毛主席的机会就在眼前，为什么要功亏一篑？但宫、刘两人坚持，不能再忍受车上的恶浊了，要下车。我们四人，只开了一张介绍信，若散伙的话，我和薛同学单凭学生证，在北京能否住下，还是个问题。无奈，我们只好同意。
　　其实这里边有猫腻。他们二位，前不久进过京，见过毛主席，再去见一次的动力不大，到天津、去上海却是尝新鲜。那时我们虽然小，但心里都明白，这大串联，是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不逛，以后怕逛不成了。
　　
　　到了天津，是一大早，空气中有浓重的煤烟味儿。举目一看，不愧是北方重镇，气象就是不同。在站前的串联接待站领到一纸住宿单，问好了路，就坐上了公车。天津在我们看来，也算是十里洋场了，租界式的旧大楼还在，有异国风味。在车上，只觉得车怎么老是拐啊拐的，没有直路。后来去买了天津交通图看，才知道，天津的路网确实像个蜘蛛网，乱七八糟。而且图上也解释了路之所以乱的原因，原来是各帝国主义势力当年乱占地盘，占了一块儿就修路，结果路的走向五花八门，在天津，干脆就不能论东南西北。
　　我们住的，照旧是边缘地带，小学校。天津人给人印象很热情，小学校的一个女老师负责我们的饮食起居，关照得无微不至，好像我们都是她家的人。
　　在天津，要去的地方很快确定下来。一个是劝业场，著名的大商场，名字好像是前清那时候取的，很吸引人。我们几乎是一下火车，就听说了。老宫极感兴趣，一个小时内要叨念十遍劝业场，好像现在的人神往曼哈顿。其次就是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去那里看大字报。此外还有一项任务——吃“狗不理”。
　　在天津的感觉不错。我们新中国的少年，不能想象外国是啥样子，看看天津，就感觉有那种味道。
　　天大、南大，一个地方去了一天，校园里大字报真是“海了”，内幕消息又多，我们各拿一个笔记本抄录摘要。劝业场也去了，开了眼界。“狗不理”没去成，据说人多，革命人也是喜欢吃好的。但是街边就有买包子的，人说味道也差不多少。吃了，果真是香，满口流油。那年头，能一口吃这么多油，罕见得很！
　　在曲里拐弯的天津闹市转悠，竟有个意外发现：新华书店第二天一早，要卖毛主席像章。那时候，毛主席像章很金贵，不多，我们只看见极少数学生戴着。小小的，有7-8毫米直径，比钮扣大不了多少。铝制品，镀成黄的，圆圈里一个毛主席侧面浮雕头像，背景上是红色珐琅漆。
　　这机遇，太难得了。戴上它，比戴上红卫兵袖标还要神气，好比现在的人开着奔驰600。我们看见书店门口的告示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书店已关了门，但长队已经排起来了。大家一商量，决定彻夜排队，不能让人生留遗憾。
　　我们也不傻，没有硬拼，而是分了两个组。一组回去休息，半夜来；一组半夜回去，早上来。刘同学和薛同学先回去了，睡一会儿，半夜再来替我和老宫。老宫是个“话痨”，特能白话。站在队伍里，天南地北、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能把“卫嘴子”也侃晕。跟他排队，不寂寞。一晃儿，半夜就到了，那两位一来，我们就赶紧去等公交车。
　　到了车站，见有只一个人在等。等了好久，不见车来。那人就跟我们搭话：“看来是没车了吧？你们到哪儿啊？”我们一说，他说：“正好，我也去那个方向，一块儿走吧。”
　　那人，看样子是个大学生，面相很正直，但又拿着一包花生，吃个不停，见出真性情。一路走，我们一路聊，知道了他是南开的学生，造反派。这可是天涯遇知己，我们立刻亲近了不少。那大学生颇有胸怀，一路上，分析了天下大势，鼓励我们要坚定，说来日天下，必是造反派的。谈到保皇派的种种笨拙伎俩，我们甚有同感，各个举了些例子，开怀大笑。
　　夜幕下的天津卫，街道宽阔，安安静静。我们走了好远，只听得沙沙脚步在街道上传来回响。很远的路，一边聊着，很快也就走完了，那人先到了地方，和我们道了别。
　　第二天一早，又早早爬起来，赶到新华书店，加入队伍。8点钟，开门，我们终于“请”到了珍贵的毛主席像章，立马别在胸前，昂首阔步。路上，就有人看，眼光里甚至还有敬畏。还有的学生干脆走上来问：“你们是北京的？这像章是发的？”
　　所谓“风光八面”，莫过于此。

第十二章 文 / 清秋子

　　在我后来研究文革史的时候发现，那一年的10月，是文革比较关键性的一个转折点。10月9日起，中央开了一个漫长的会，陈伯达、林彪发了言，公然撒泼，说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说，就是从那时发端的。因为陈老夫子讲话中引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最高宣言便随着红卫兵的油印资料传遍全国。由此，“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说也风靡全国。发懵了很久的中国老百姓，终于嗅出了这场不亦乐乎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是要干什么。
　　在朝堂之外，中央文革几个家伙，也是在这个月，悄悄完成了“换马”的过程。原先为他们充当马仔的老红卫兵，也就是北京的部分中学红卫兵，因为打打杀杀闹得太不像话，且逐渐趋于保守，要保老爹老妈，被中央文革一脚踢开。两下就算是翻了脸。新的马仔，是以清华大学蒯大富为首的首都红卫兵“三司”，以及他所代表的全国“造反派”。蒯也是当年红透半边天的人物，对中央文革要干什么，心领神会，不断在北京街头大字报中透露 “打倒刘、邓”的消息。
　　11月份达到高潮的大串联，让我们这样的懵懂小子们开了窍，原来，我们就是“天降大任于斯”的那个“斯”。
　　在大连、在天津，我们都看到了造反派节节紧逼，保皇派溃不成军的景象。是啊，从49年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咱们中国，虽然叫个“社会主义”，又天下太平，但现在看来，问题大了，简直就是红皮白萝卜。保皇派们既要标榜革命，又要为“十七年”做总体上的辩护，怎么能不漏洞百出？
　　在天津完成了串联任务，我们四个又发生了激烈争论。老宫忽然心生归意，制造了种种理由，要马上回去。我和薛同学再争也没有用。后来我才悟出来，一个人要是做出无可理喻的事来，那必是有拿不到台面上的理由。老宫这小子，在文革前，就狂恋我班一个MM，是师长的女儿。而那一头儿好像不是很热，搞得老宫神魂颠倒。红卫兵起，那MM参加的是前卫队，这就更让老宫坐立不安。这次匆匆打马回府，我想，肯定是与师长千金有关。老宫膀大腰圆，是个大老爷们儿，却也是一肚子妇人心肠。中国人中，干不成大事的，都是这一路。
　　就这样，万年不遇的大串联，我们又恰逢其时，却只跑了金瓯一小角，等于刚出东北几百公里，便草草收场了。从那时起，我就坚信一个道理，出门在外，绝对不可三人以上同行。中国人，凡三个人以上的，就要闹到没水喝。
　　我们回到长春后，全国的大串联不久也就收了场。这大串联，固然起到了大忽悠的作用——正式的叫法是“发动群众”，但经济负担也甚是了得，两千多万学生天天在那么流动，国务院那边可能是有点儿撑不住了。中央文革也发现了其中的弊端：学生都离开学校了，学校的运动立刻冷冷清清，当权派们获得了意外的喘息之机。于是，上面先是提倡步行大串联，减轻一下铁路负担，后来干脆就号召回校闹革命了。
　　我们回到长春，发现造反派的地位，跟我们走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走的时候，二总部及其所属的小组织，还是个少数派的姿态，而现在，已有问鼎天下的架势了。
　　1966的年冬天，长春市的誓师大会、游行、广播车特别多，动不动红旗招展、大喇叭义正词严。
　　这里要说说“吉林师大”，这个学校的保皇派是罕见的顽固和狡诈。“破四旧”一起，他们把校名也给改了，嫌“师大”低人一等，改成了“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他们自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若连起来念，一口气喘不上来，得噎死，于是长春人就叫他们是“教大主义兵”，听着，跟个邪教似的。这教大主义兵是长春保皇派中的精英。大字报写得漂亮，传单也漂亮，油印材料上的手刻的小楷，让人爱不释手。其他学校的保皇派，则是“景升父子皆豚犬”，不值一提了。
　　当时的形势是，国家元首一旦受到冲击，其治下的整个文官系统，自然就岌岌可危。在吉林省，怒潮终于冲向了省委。这个教大主义兵，在学校是死保师大党委书记黄彦平的，辩护大字报写得振振有词。这一次他们杀向社会，采取了一个奇特的政治策略，就是，一方面猛攻省委，一方面仍然死保黄书记。他们猛攻省委，赢得了不少喝彩，弄得我们也很吃惊，因为这帮小子的火力，不输于任何造反派。
　　当然，他们也自有天敌，那就是师大的“造反大军”。这师大造大也不是善类，个个能说能写。后来有一天，师大造大忽然向全市人民揭露，教大主义兵有人竟敢宣称：“黄彦平书记是我们心中的黄太阳！”这一下，全市大哗。这还了得！保皇派的尾巴终于被揪住了。我估计这个话，也是师大造大的那帮鬼才炮制的小说家言。但是，教大主义兵竟一时百口莫辩，因为这和他们的一贯政治态度太吻和了。
　　从此，教大主义兵名声一落千丈，成了笑柄。

第十三章 文 / 清秋子

　　我们一行四人回到长春后，长春已是严冬。铁血战斗队的小屋子没有暖气，不能呆了。老宫就想了个办法，干脆解散，我们都并到一个高三的战斗队里去。高三的这个小组织，叫“红旗战斗队”，占了三楼原来他们的教室做办公室。人员堪称全校的精华。我们平常就跟他们跑，打打杂，听听他们聊天，眼界一下开阔了。
　　那时的高中生，比现在的这些80后不知成熟多少倍，个个以天下为己任。每天，刻腊版、印资料、到外校去交换资料、研究形势、参加集会，忙得比干正事还要忙。战斗队屋子里，用桌子隔开了几个单间，墙角堆着大批判材料和纸张。我喜欢这种成熟、严谨的气氛，天天都泡在学校。天晚了，就住下，用课桌搭个床，盖个大衣就睡。东北人过去睡的早，晚间9点就算是深夜，可是文革一来，我们校不到12点没人睡觉。走廊里总是闹轰轰的。
　　晚上，常有高中同学聚在一起聊天。
　　有一天，一个友邻战斗队的高中男生来串门，提起了苏联。他说，苏联在50年代末刚刚开始变“修”时，《共青团真理报》上也曾发表过读者来信，对人民丧失革命意志、追求物质享受表示愤慨，还提出了应该继续保持艰苦的作风。来信获得不少支持者，如果当时形成潮流，苏联就不至于转向了。可惜，苏共的头头不支持这种倾向，反对的声音逐渐也就没了。他说完，在座的女生，都感叹不已，不胜惋惜，好象苏联变修是一件一不小心的事。
　　而后，又谈起了我国。大家顿时兴奋起来，都无限豪迈。一位傅姓的高三女生说：“我老是想，咱们多幸运啊，生在毛泽东时代。”那男生说：“是啊，往后，再过几十年，咱们面对子孙后代，是可以说一声的——我亲身参加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辈子，值啊。他们后来的人，不知得怎么羡慕我们。”
　　胖胖的傅同学神态圣洁，样子显得非常好看，她说：“国际共运，有什么呀，一个巴黎公社，一个十月革命。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了。这一次，就让咱们给赶上了。”
　　她的思绪，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在简陋杂乱的教室里，灯下坐着一圈人，披着大衣、棉袄，个个心潮澎湃。
　　我在成人以后想，那样小的孩子们，怎么就会想到子孙后代？快40年过去了，我现在的同事们，基本都是子孙后代一辈的了。我天天面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豪迈感，只觉得自己像个蠢驴。
　　可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一代。说中国的命运系于一身，夸大了点儿，但起码吉林省的前途命运，就在我们肩上。
　　二总部当时正如日方升。我们学校造大，有派到二总部去工作的联络员。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回来给大家报告一下形势。这个人，口齿清楚、思维缜密，给我们报告说：“二总部已经获得省直机关造反派、公安系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支持。运动已在全社会铺开，如今谁造反最彻底，谁才是革命派。我们二总部的造反精神，获得了老百姓肯定，省委已经招架不住。”联络员同时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又说，“遗憾的是，在宽城区、二道河子这些平民区，我们获得的支持极低，几乎是空白。这两个地方，底层老百姓居多，啥也不懂，还有报恩思想，拥护省委。我们的宣传车一到那儿，就被砸。流氓分子趁机侮辱我们车上的女同志，那两个地方，你们也知道，流氓多。所以下一步，要加大宣传攻势，一定要拿下这两个区来。”
　　联络员的话，振奋人心。可惜，我们二总部到后来，始终也没拿下那两个区来。长春市的底层老百姓，一直与我们为敌到最后。
　　在校内，我们加强了对前卫队的攻势。这些老保皇派，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我们经常在教学楼里制造事端，抓住他们言行上的不慎，一大帮人前去问罪。他们有个战斗队，胆大包天，居然敢写大字报为刘主席辩护。虽然那时在社会上还没公开喊打倒，但大家心知肚也明。这么公开的叫板，等于前卫队自己对自己判了死刑。我们冲进他们的战斗队，揪住他们质问，一窝蜂把他们推出来，然后在门上贴上“革命造反”四个大字。这教室，就算我们造大的了。
　　前卫队的人，也真是君子，居然也跑出来干什么革命。他们对这“造反”二字最为敏感，我们一贴，他们就好像这屋子被玷污了似的，也就放弃了。我们就这么，舆论上臭他们，阵地上蚕食他们，他们居然组织不起一点儿像样的抵抗来。看来，逆潮流而动的人，真是有万般的无奈啊。

第十四章 文 / 清秋子

　　那时候，各组织之间，也有“跳槽”的，叫做“杀回马枪”。倒戈的时候，要用大字报写一张《杀回马枪宣言》，声明与原组织决裂，加入新组织。造反派目前正在得势，我校前卫队天天都有叛变的，如项羽被困垓下一般。
　　我们班在前卫队的一伙人，通过私人关系，也传过话来，说要与我们对话，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当然高兴，老宫组织了一下，两边在我们战斗队举行了会谈。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虽然死期将至，但思想仍顽固不化。仗着自己原来是班级的精英分子，优越感不减当年，对我们这些原来班上的灰色边缘分子，一百个瞧不起。谈着谈着，两下里就争论开了。他们里边一位女将，涨红了脸，未曾发育完备的胸脯一鼓一鼓，竟拍了一下桌子：“哼，我们前卫队，不说百分之百正确，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正确！”
　　笑话！百分之百正确怎么可能会闹到众叛亲离？老宫看看收编无望，就说：“那就算了，让历史来证明吧，看是你们后悔，还是我们后悔？”
　　大势我们看得很清楚，后悔的，决不可能是我们。
　　那时节，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耳濡目染，并不是木头脑袋。信息的传播，有两个载体，大字报和油印材料。那时经常有“北京来电”，有如今日的“CNN”，都是闻所未闻的消息，令人一惊一乍。
　　中央首长在北京的讲话，第二、三天我们就能看到记录稿。不仅如此，而且还看到了一些很稀奇的东西。我记忆比较深的，一个是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真是好文采。当时是当批叛徒的反面教材印出来的，却让我领教了大文豪的才华。还有一个是《毛泽东自述》，弄不清真假，但看样子是真的。里面的内容，我牢牢记住了两个细节。一件是他老人家说，年轻的时候他们朋友相聚，决不谈论女人。一件是某日数书生聚谈，主人忽然与佣人谈起买肉的事来，从此毛泽东再不与之交往。
　　我们当时最爱看的首长讲话，是外交部长陈毅的。陈老总心直口快，对红卫兵小将的乱来，常有质问和讥讽。但我们看了并不觉得怎样，只觉得他可亲。
　　我们最尊重的一位中央首长，是周总理。他在我们心目中，几乎是传奇人物。有高年级同学讲，1956年“匈牙利事件”，布达佩斯乱成一团，到处都是叛匪。赫鲁晓夫慌了神儿，向中国同志求助，周总理就飞了过去，乘车坦克车进入动乱的布市市区，了解一番情况。周总理在文革中的讲话，一般也是循循善诱的。
　　而江青不同。我们都看过江青对样板戏的意见，零零碎碎，看不出系统来。而且对剧组人员多有苛刻与挖苦，像什么舞台一定要“出绿”，李铁梅的红棉袄上要打上绿补丁才行；什么《红色娘子军》的舞台背景上，怎么出现了绿草地，海南都是红土地，那里会有绿草？等等，就差没破口大骂“蠢猪”了。受了她的影响，在我没到过海南之前，还一直以为海南是寸草不长的地方。那时我们对江青，暗地里是有一些嘀咕的。
　　那时候，样板戏还没拍成电影，谁也看不到，且还不算流行。我们那时，却能看到一些30年代的电影剧本，也是当反面教材印的。我记得有《丽人行》。
　　1966年的12月，在文革当中也算个多事之秋。北京中学的“老红卫兵”跟江青闹翻之后，一直在捣乱。后来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依然是狂，和首都“三司”互相砸来砸去。闹到后来，竟然六次去冲击公安部，连“打倒江青”、“油煎江青”的口号都喊出来了。他们的行动，在大字报专栏上，天天有报道。
　　25日那天，北京清华的蒯大富率领五千小儿郎，从海甸硬走到天安门，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从此，“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贴遍全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由张春桥授意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当其时，吉林省委书记赵林，又被南开大学“8、18”红卫兵的专案组查出，他是个叛徒。这个南开“8、18”，就是在天津跟我和老宫一块儿走过夜路的那小子，他们的组织。所谓叛徒，是指“61人叛徒集团冤案”，牵扯到了刘少奇主席。要不是南开“8、18”这么胡搞，刘主席后来不会死得那么惨。后来我看史料才知道，南开学生“抓叛徒”，是康生授意的。
　　大叛徒赵林，自然是一下子就垮了。省委书记垮了，省委、还有当时的政府——省人民委员会，也基本乱了套。从里边“反”出来的科、处长一时还真不少。

第十五章 文 / 清秋子

　　那个年代，中国的社会运作有两条奇特的线。一条是惟恐天下不乱。如果说民国时是军阀乱天下，那文革就是文人乱天下。康生、江青、陈伯达，都是文化人，讲起话来一张口就是一个多小时，如江河直泄，停不了。他们点了谁的名儿，就等于让谁死；他们点到哪里哪里乱。他们所用的语言，多是判断句，比如，“某某某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某某某那个人可是坏得很哪”、“某某地方至今还是资产阶级在专无产阶级的政”，等等。文革从发动那天起，他们就是这么在忽悠，先把小孩忽悠起来闹，又把大人也忽悠起来，一浪接一浪的，直到全中国鸡飞狗走。
　　另一条线，就是基本的生产始终在维持，工厂并没有熄火。“停产”在那时候是个挺大的罪名。报纸上动不动要提醒一下工人农民要“抓革命，促生产”。尤其对农民，较为严苛，绝对不允许随便进城乱闹。我后来想，这条线的存在，肯定是出于对经济崩溃的后怕。60年代初，我们的经济莫名其妙陷入了紊乱，要嘛没嘛，日用品全是劣质品。肥皂跟泥块儿一个样，现代人准不知道是什么东东。我们小学用的联练习本，纸张就像黑脸麻子。那年头经济上的狼狈，可不是一个“粮食供应限量”就能概括的。但是文革就没这么惨，虽然中央文革一直想发动工人，但它也不敢让工人也像我们孩子一样，全体下岗去干革命。所以，物质匮乏的问题，在文革初期，并不严重。写大字报的纸张始终充足，也不缺吃，不少穿。
　　那时的中国，就像全盛时期的古希腊，一部分人慷慨激昂的玩政治，一部分人埋头苦干促生产。
　　发动工人的事，一开始很难。我们校高年级的同学，对此很头疼。一次，我听到一位资深的造大成员说：“现在的工人，最????保守，有了老婆孩子，他还能干什么革命？就想着咋过小日子，房前屋后种点菜。让他造反？不是对驴弹琴？”1949年以后的工人，地位比较高。那时候，穿一件工作服上街，不仅不丢人，还很光荣，不像现在的民工委委琐琐。“谁给咱砸段锁链？谁把咱救出火坑？”工人们还常念叨呢，所以你让他动，他就是不动。
　　到1966年末，工人才终于动起来了。工人阶级一动，可不得了。产业工人上街，气势很壮，游行队伍无边无际，个个都是莽汉。不过，工人革命，也带出来不少渣滓。比如，临时工也成立造反大军，要求转正；过去支援农业下乡落户的，现在要求户口回城。还有的组织天天缠住省委，要福利、要钱、要涨工资。这倒也不怪，有了老婆孩子的革命者，革命的动机确实不大一样。
　　这股潮流一动，中央文革顶不住了。他们也知道，这样一来，不是要把国家给分光了么？于是江青等人出来讲话，反对“经济主义”。我们吉林省，应声而动，由公安局出面，取缔了临时工造反大军。
　　二总部是要坐天下的，对此时局早有对策。吉林省的工人不大争气，造反造的不成气候，但机关干部还比较上路。二总部马上与省直机关造反组织联手，大致稳住了工人起来以后的乱象。此后，二总部系统的工人组织，就一直比较守纪律，只有游行时候跑出来，雄纠纠气昂昂地一番。
　　虽然如此，毕竟钱是发了不少出去，社会上的物资明显紧张起来。有时候供销合作社四五天没有肉卖。一来肉，买肉的队伍就排到大街上。东北的天冷，肉放得住。有的人家一买就买一扇儿“猪肉拌子”，扛回家，挂在窗户外，慢慢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