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文 / 清秋子　

　　9月的北京，渐渐地让人感到了愉快。“玫瑰香”葡萄上市了，又大又甜，有一股甜酒的香味。这类水果，在北京以外的公民，是永远也享用不到的。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北京的商品永远很丰富，与外地的穷乡僻壤比，俨然是两个国度。北京人的骄傲，大概就发端于此。到了今天，北京有的、外地也都有了，但北京人的傲慢却依然如旧。
　　我那时把北京的著名景点普及了一遍，故宫、十三陵、长城……到处都留下“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某某某”的涂鸦。除了逛景之外，到大学看大字报也是一大乐趣。那时的信息发布，也有虚假新闻，而且造假的水平不是一般，其浪漫程度，可以证明我民族一点儿也不亚于法兰西。下面，我就摘几段当年一位南京土桥镇少年的日记，看看他从大字报上看来了一些什么东西——
　　
　　1967．2．6
　　我在街上看到一个消息：说美军从境外挖地道越境，被解放军消灭了，一共歼灭了一个骑兵师。还说据清华大学透露，我国的宇宙飞船最近要上天了，我晚上看到一个亮的东西在天空中慢慢地飞过去。
　　
　　1967．2．7
　　我在街上看到几个消息：一，越南政变，胡志明被捕，由武元甲接管政权。二，朝鲜政变，金日成被捕，由国防部接管政权。三，罗瑞亲第二次自杀。四，朱德被揪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五，陶铸服毒自杀。六，中央文革小组搬到上海。七，上海张春桥任上海市第一书记。八，刘少奇儿子里通外国，被揪出来。这些消息是在街上的大字报看到的，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1967．2．10
　　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好消息，我国成功地发射了十三颗人造卫星，一月十四日我国还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宇宙飞船。
　　
　　看这样的文字，很有快感。具有如此的创造力的民族，却至今还没有出一个魔幻文学大师马尔克斯，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有个表舅，在北京大学念书，他就是我那两个小姨的哥哥。我到北大去看大字报，也去看过他。他是一个很奇特的逍遥派。人家逍遥，都呆在家里，不来学校。他却呆在学校，哪一派也不参加，每天研究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混日子。我去过他们宿舍，很一般。他对我讲：“最讨厌‘老佛爷’聂元梓了，独裁，容不得人。”
　　天凉后，从长春传来的消息还是不错的。军方介入的力度越来越大，尽管做起事情来还是心有余悸。9月10日，省军区政委苏俊禄代表军区党委和驻长部队党委，对部队介入地方文革后压制东方红公社的错误，进行了检查。算是给了公社派很大的一个面子，以换取公社方面的配合。
　　就在同日，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共同签定《关于坚决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若干措施的协议》。这算是最后的“国共协定”。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中国，文字的力量从来就是最微弱的力量。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仍是枪声不断，有伤有亡。也许双方都知道今后不大可能再让打了，今日不打，更待何时？于是形势骤然又紧张起来。
　　灾难的一天，是又一个“9、18”。这一天，在长春火车站一带对射了好几天的两派武装力量，在机车厂医院的小白楼发生激战。战斗整整打了一夜。双方动用了迫击炮、步话机等装备。红二方面的攻势很凶猛，长春公社长铁分社奋力抗击，所幸撤离及时，伤亡还不太大。小白楼药房和堆在楼外的铁路枕木中弹失火，火光冲天。交战过程中，医院1、2、3号楼与站前三轮车社、物资管理所、铁路售票处、站前饭店等公用设施，还有数十间民房先后燃起大火；据一份资料记载，一夜之间，共炸毁、烧毁建筑物面积11300多平方米，损失价值约100多万元。死二十八人，伤近百人。成为文革时期长春规模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次武斗事件。
　　祸不单行。就在同一天，长春市处处烽火，乱兵四出。这一天，两派在朝鲜族中学和四中发生武斗，据说我校造大也派了人前去助战。战果是，五名学生死、多人伤，朝中学生宿舍全部被烧毁。这一天，晚11点半，长春市玻璃拉管厂发生严重火灾，烧毁厂房600多平方米，设备全毁。起火原因不明。这一天，驻扎在五商店和长春饭店的两派武斗队枪炮互射，烧毁了长春饭店的粮食仓库、档案室、财会室和三楼独身宿舍。这一天，长春市百货二商店六楼也突然起火。大火烧了三个小时。将楼内存放的服装、高级呢绒、毛料等物品全部烧毁，损失近100万元。
　　其中最为令人丧胆的，是“站前旅社”一战。一位名叫王瑞的先生，曾有数行文字描写过当年的那一幕——
　　
　　当年，由当地驻军支持的造反组织红革会、二总部一派，占据长春站前广场的铁路局大厦，以楼坚兵器利之优势，与对立面据守广场另一侧建筑物的造反组织长春公社一派，展开你死我活的猛烈战斗，双方机枪互相狂射多日不分胜负。红革会、二总部一派的决定性胜利，是从长春地质学院调来训练有素的女民兵炮手某某，她将“全民皆兵”的和平时期练就的一整套精湛迫击炮实战射击技术，施展于这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中。结果此派战将以日本建筑的钢筋水泥大厦为炮台，将多日攻克不下的对立面一派据守的欧洲哥特式旅馆大楼从顶层到底层，一阵暴风骤雨式的炮弹轰击，七零八落地打成了废墟。
　　
　　这一天战况的激烈，还有前述姜东平先生的一段回忆，也可佐证——
　　
　　196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长春车站的枪炮声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
　　枪炮声在上午达到了高潮，站在斯大林大街上，就能见到2.5公里之外的车站上空浓烟滚滚，铺天盖地。“红二”派开始围攻“站前旅社”的“东方红公社”据点。这是两派武斗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持续三天，两派武斗人员以站前的几处主要建筑为中心，动用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六○”炮、“八二” 迫击炮、野战平射炮、手榴弹、炸药包、燃烧弹、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杀伤力极大，因此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据一份长春“文革” 大事记记载，某派组织向另一派不足1000平方米的驻地上，发射了350发炮弹和47万发子弹，“站前旅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悦来客栈”化为一堆瓦砾，从此在长春消失。40多人在混战中死亡，当地居民有200余人受伤。
　　其后不久，当我来到站前时，横亘东西的长白路东侧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建筑，触目是一片断壁残垣。一根水泥电线杆的上方挨了一炮，只有裸露的钢筋相连，仍然倔强地竖立着。空气里弥漫着硝磺和焦烟的气味，一些当地住户在瓦砾堆里捡拾破烂儿，寻找旧物。人声嘈杂，满目凄凉。人们从四面八方不断拥来，争睹战场遗址，眼神里透着栖惶。
　　这一天，两派的广播站不断地播送配着哀乐的讣告，并反复播放着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告别”，那熟悉的旋律，肃杀的气氛，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在一处断壁上，贴着一首悼念“死难烈士”的诗，我把它偷偷地抄了下来。这是写给一位叫王XX的女性的：“火海昂首立英雄，壮士虽死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映得万片秋叶红。”诗歌的作者或许是同她一起经过了这三天劫难的幸存者，或许是她的亲朋好友，无论是谁，都要承受这一瞬间的生离死别，蒙受永久的伤痛。九月深秋，正是枫叶红透的日子，北国春城的荒郊野陌，不幸又多了几处坟茔。
　　
　　上面王先生的记述，与我的记忆略有不同。据我当时在北京看到的公社小报，是这样说的。红二调集大批兵力汇集在火车站，欲剿灭长春市公社长铁分社武装力量。在进行了几天的抵抗之后，长铁分社力不能支，奋勇突围。结果，红二发现长铁分局大楼对面的“站前旅社”里竟然有东方红公社的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就用炮火予以封锁。东方红有一批高层人物在里面开会，被困在里面，基本没有太大抵抗能力，伤亡惨重，眼看要陷于灭顶之灾。长铁分社见势不妙，连忙施以援手。派出精干人员，利用大楼后面的射击死角，为东方红人员开辟了一条通道，救出了一批人。但还是有不少东方红人员葬身火海。
　　我父亲于第二天，也去了站前广场，看了一眼那一堆废墟。
　　此役非常惨烈。东方红公社原本很强悍，又惯于搞宣传，但这次的战后报道，却充满了伤感。上面姜先生所引的那首悼诗，当年我也看到过好多类似的，哽咽之声，仿佛可闻。
　　消息传得很快，公社派在北京掀起大规模舆论宣传，主题是“又是一个9、18”，一派哀兵模样。北京的造反派也很愤怒。时光要是倒退一个半月，他们足可以叫“红二鬼子”下地狱。但时势易也，再不可能有王力这样的钦差大臣来为他们撑腰了。红二的名声在北京，本来就臭，现在不过是更臭一点。红二并不在乎。这一场痛击，确实把公社派打得丧胆。此后，他们嘴上虽硬，但却不敢再打硬仗了。长春的武斗，在军队的强力干预下，逐渐走向沉寂。

　　
第五十一章 文 / 清秋子　

　　在北京亲戚家住久了，人家有点烦，脸色一天天地不好看。就在长春“9、18”硝烟未散的时候，我的表舅母忽然问我妈：“长春武斗有那么严重吗？你们这样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这等于是在下逐客令。人在难中，需要的不过就是一个挡风雨的屋檐，连这一点儿，如今都难办到。在天子脚下安逸惯了的人，怎知道外省的水深火热？我母亲感到非常愤怒。长春炮火连天，亲戚还在撵人，人心怎么会冷酷至于此？当天，她就去找了当年的大学同学，第二天，我们全家就搬到北京钢铁学院去了。
　　钢院的这个阿姨，当初怎么会是一个人，怎么会有单独的房子容纳我们一家，我都记忆不清了。反正我们只求有个住的地方，吃饭不麻烦主人。钢院在西直门外通中关村的大道上，那时还没有所谓的白颐路。西直门外的“学院路”不宽，但林木蓊翳。钢院是个小型学校，毕竟是不是风口浪尖，没有乱糟糟的样子。一进门就是一尊巨大的汉白玉毛主席塑像，大衣披拂，右臂高举，给人们带来希望。教学楼是仿苏联式的，庄重、安详。
　　钢院也有“天”、“地”两派，大喇叭一天响到晚。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国庆前后了。天气凉爽，校树青青，人的心情也开朗了不少。自从“王八七”倒台，天派也稍稍振作，宣传做得很起劲。钢院的天派叫“革命造反公社”，我们刚搬去时还萎靡不振，后来越来越牛，大喇叭一天天显出“真理在我手”的气魄来。
　　说到底北京的大学，当时有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即地派的“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天派“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和北大“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老聂不是学生了，但领导的是学生，所以也算一个。
　　前三个，赫赫有名，斗志坚定，一般人还是服的。老聂，比较臭，人称“老佛爷”，取她是女性且霸道这一特点。韩爱晶名声也不错，比较理智，但在和地院王大宾抢着批斗彭老总这一点上，也是心黑手辣的主儿。
　　在文革结束后，审判四人帮的时候，蒯大司令在法庭上亮过相，是证人之一。我看电视的时候，不知怎的，有过深深的失望感。一个当年威震华夏的造反人物，竟然全无豪侠气，不过就是一个戴深度眼睛的书生，眼睛还惊惶地眨个不停，好像他本人就是四人帮一样。昔日的蒯大司令，一个劲儿地往江青身上推责任，说什么： “就是她，就是她……”年轻的观众，可能不会觉得怎样，我这过来人看了，只觉得可笑。难道文革爆发时，蒯大司令是在读幼儿园吗？好汉做事，就应好汉当，眼下江青阿姨又能替你分担什么呢？我看镜头中的江青，既困惑又蔑视，冷冷看了司令几眼。也许她心里在想：当年的队伍中，怎么会混进来这么个家伙？
　　“五大领袖”在北京，虽然不敢搞武斗，却也盘踞校园很长时间，拒不执行“大联合”的指示。以至于北京的高校比外地多热闹了大半年。
　　我们到钢院后，长春传来的消息，渐渐地令人欣慰了。“9、18”轰倒了一座楼，省军区和部队不能坐视了，同时也惊动了周总理。20日，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三点意见》，口气比以前严厉得多。一是20日18时以前双方必须停火，任何一万不准主动进攻；二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准截车和抓人；三是由军方邀请各方面负责人于19时进行座谈封存和上交武器问题。这个文件出台的背景，是因为“9、18”的余波未消。20日当天，两派又在长春铁路分局大楼武斗。在武斗中，车站货物处发生大火，烧毁库房3000多平方米，及各种物资100多种共260吨。还烧毁两车皮待卸的货物，损失近千万元。
　　9月22日，中央决定：长春、吉林、四平驻军和各派群众组织立即选派代表，连同阮泊生、兰干亭等领导干部一起赴京听取中央指示，协商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等问题。这一召见，意味着上帝之手在进行干预了。当时，周总理在处理各省武斗有个模式，就是把有关代表请到北京，开会说服，要求停火并缴枪。总理手里也有一个“路线图”，先哪个省，后哪个省，是有打算的。长春的“9、18”显然震动很大，促使中央提前介入，要解决东三省的问题了。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征兆，预示着将来吉林省的政治格局，不知当年的公社派头头看出来没有。这阮泊生、兰干亭，是红二方面推举的干部，准备将来纳入革委会的，这次奉召进京有他们，实乃大有深意。
　　当天，敬爱的周总理针对长春武斗发出三点指示：一、立即停止武斗，封存上交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恢复生产、交通和社会秩序，各组织都要在以上方面做出模范；二、到京代表一定按中央指示精神带着无产阶级党性来，不要带着小资产阶级派性来；三、各群众组织在代表协商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挑起武斗，破坏生产和交通，凡是违反者必须追究责任。代表到京主要是达成协议，不是吵架。
　　这个思路很明确，就是总理要来出面调解了。一方是世界伟人，一方是乌合之众，现在的人很难设想，总理当年怎么会把那些混混儿当成什么人物？可是在文革中，总理不知跟多少二十几岁的司令、总司令打过交道，回回都是苦口婆心。
　　中央一动，地方就有了指望。22日当天，长春卫戍司令部发出《关于立即停火和封存、收交武器的规定》。在高压态势下，红二自知已经踏到了底线上，不敢再过分了，公社也知道动武占不了便宜，又没处申冤，也不想打了。25日，已经组成好的长春市赴京代表团，发出了紧急倡议，要求两派群众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立即就地封存武器、弹药、装备和物资，由长春卫戍区司令部收缴。这算是两派高层第一次有了点儿理性的声音。长春驻军首长趁热打铁，于9月27日召集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的代表开会，研究上交武器，庆祝国庆节和释放双方被抓人员等问题。
　　9月28日，曙光普照吉林大地，人们终于见到了和平的希望。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东北三省赴京代表。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斗批改，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指示：“大联合中要告诉同志们四个字：‘斗私批修’。”。周总理还说，中央要求吉林问题在年底前能够解决。
　　9月28日，媒体发布了一个重要消息，说，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三大局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毛主席在上海时，对上海工人阶级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主席的这一指示，立即风靡全国。“大联合”马上就成了民心所向。
　　尽管在这期间，长春小规模的武斗仍然有，不断有军民伤亡。但历史的轮子终究是挡不住了。过了国庆节，大家都心平气和，在长春，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二总部与长春卫戍司令部，经过协商达成《上交武器，恢复交通、恢复社会秩序的协议》。10月7日，长春市两派四大群众组织以及长春卫戍司令部的代表在北京达成协议，签定《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
　　这是“板门店”的最后签字，吉林人民，终于有救了。

　　
第五十二章 文 / 清秋子　

　
　　进了10月份，周总理的“路线图”可以说是顺风顺水，除了四川部分地区以外，各地造反派都还听命，激烈厮杀是全面停顿下来了。吉林省的赴京代表团一直就住在北京，有如人质，战火不歇，就别想走。10月份以后，还是陆续有小型枪战，9日，长春市11中两派在本校大楼武斗，大楼失火。 16日，白求恩医科大学两派群在基础教学楼爆发激烈枪战。周总理听说了，也没发很大的火，只是说：“双方应按照你们研究的协议处理”。到11月1日，有记载的最后一场较激烈的武斗，是长春机车厂的两派枪战，打死四人、打伤十二人。
　　与此同时，另一条光明的线也在延伸。10月12日，长春市两派四个组织和部队等五方赴京代表达成《关于退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的补充协议》。第一次提出：在外单位的人员应及时撤回本单位。 10月30日，长春市两派赴京代表团，共同作出《关于彻底上交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的规定》。《规定》指出，上交武器如遇阻挠或反抗时，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可协助强行收缴。这已经是在做善后处理了。
　　长春的枪声终于消歇下去，我们在北京的浪迹也可结束了。这年的国庆，是新中国成立18周年。我的祖国，才不过过了17年的安定日子，老百姓就遭此一劫。我于半生中常常在想，这是为什么？“草蛇灰迹，伏线千里。”也许，这是注定了的。当时，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中央文革，都不赞成武斗，因为它和批刘没有关系。可是为什么武斗却成了文革头三年最重要的内容？是因为当时的政出多门？是因为中国人太好内斗？是因为49年后，战时的意识形态没有及时的转换为和平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果培养出了一批好斗分子？
　　从1967年4月至10月，半年多时间里，中国陷入全面内战，财产损失几何，人命玩完了多少，至今无人做总的统计。两大派猖獗之时，“九地黄流乱注”，两边都信奉着同一“主义”，都操着同样的政治语言，却要拼杀个你死我活。这在人类历史上，可称奇观。
　　回首当年，若不是武汉“百万雄师”奇峰突起，以非常手段显示了他们不愿破坏17年旧秩序的决心，从而惊动了毛泽东，迫使他改变思路，那么武斗的狂流还不知何日方休？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王、关、戚那几个奸贼，在国际共运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极端分子。对意识形态的痴迷使他们丧失人性，国中几天不出乱子，他们就坐不住。由他们煽动起来的派性，顶着冠冕堂皇的名义，如江河浩荡，奔突万里。惟有武汉的120万“百万雄师”，敢于站出来说“不”，生生的让狂怒的江河改了道！这种意志，决不是一两个将军就能鼓动起来的。它同样也是我们民族的一条“千里伏线”——人心，都是思安定的啊。
　　“百万雄师”固然倒下了，换来的却是全民的和平。就具体的个人来讲，如果把时限划到文革之后，那么，最终的结局是很富戏剧性的。据我了解，文革结束后，“百万雄师”主要头头全部平反昭雪，活着之中的有两个，还做了省厅局级的高官。而“三钢三新”的头头，大部在文革的后半期就开始受到整肃，多半也坐了很长时间的牢，此后再无前途。所以有人说，最终的胜利者，是“百万雄师”。
　　灾难告一段落，母亲带我们于11月初回到长春。那年头，从东北进京的火车人满为患，从北京回东北的火车却冷冷清清。离开首都的滋味，不大好受。即便在小孩心里，北京也是很有份量的。北京有消暑的瓶装酸梅汤，长春没有；有松软喷香的水果面包，长春没有；有纸碗装的“北冰洋”冰琪凌，长春没有。离开北京时，季节还不过深秋模样，回到长春，立刻是千里雪国。
　　出了火车站，见到的，是一派劫后景象。大喇叭还有，小报还有，人们却明显疲惫了。两派各说各的，已不大攻击对方了，人员也都收拢回了本单位。两派人员，可以在一个大院、一座楼内相安无事了。枪声不大听得到，偶尔响一下，也是很遥远、很沉闷的那种。
　　冬季的人们，不搞武装斗争了，总要找些事情来做。那一年，是伟大领袖诞辰74周年，眼看诞辰日将到，民间掀起了一股像章热。究竟是缘何兴起的，不可考。在我印象中，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林彪授意下，给每个官兵发了一套毛泽东像章，此事对民间影响不小。军队像章的具体形状是，一个装饰繁琐的五角星，中间是毛主席侧面像；另一个是长条形徽章，上写“为人民服务”。佩戴的时候，星在上，条在下，金光灿灿，无人不羡慕。自此后，制造像章热就一浪高过一浪。当时二总部也有像章，每个战士一个，是红色的五角星。我到学校去，领到了一个，很珍爱。长春公社的305所“五四兵团”也出了一种像章，完全模仿解放军的那套，很气派。他们计划为全体公社社员每人做一套。我的表叔，经过武斗，安然无恙，风流倜傥又甚于往日，仍是在兵团里说了算。我跟他交情好，去他那里玩时，就要了一套。戴上后，再到学校去玩，见到学校里公社派的同学，他们都惊讶万分，说：“我们都还没拿到呢，你怎么有一套？”
　　父亲单位那时不上班，没有事做，他就在家中做有机玻璃像章，做得玲珑剔透。做了半个多月，就放弃不做了，因为社会上凡是能做像章的工厂、单位都在做，直径越来越大，花样越来越翻新，手工制作跟不上潮流了。
　　雪漫北国，树上的叶子已经全掉光了，长春在冬日阳光下，清新、静谧。到处的人们，都在安享和平。

第五十三章 文 / 清秋子 　

　
　　冬天的城市，肃穆而冷清。这里那里，有时仍爆发出其不意的枪战。人们不大出门，又没有事情干，城市人也开始“猫冬”。回到长春一个多星期，我听到附近一个红二派的大喇叭忽然放起悲壮的音乐，然后就激昂地悼念起一个“烈士”来。原来是11月14日晚，红二的五十中造大趁夜袭击医大公社派的一个物资供应处，结果一个“常委”不幸中流弹牺牲。大喇叭喊得很壮烈，但人们已无多大兴趣，因为一个共识已基本形成，那就是：武斗死人，并不光彩。两年后，我在下乡插队的地方听二中一个学生说，那个五十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某人，“纯粹是个流氓无赖”。
　　学校去了两次，我就不想去了。大家已经完全无事，不知道一天天是怎么打发的。学校的整个一楼，所有的窗户完全被砌死，是前几个月防偷袭搞的。昔日宽大的玻璃窗，如今是一方一方刺目的红砖，透出战后的凄凉。
　　我开始了漫长的户内生活。那时我大舅二舅的女儿，一个大表姐，一个二表姐，都趁着这个冬天，到长春来玩了一次。她们当年21岁左右，都是1964年下乡的“老知青”。那时候，出身不好的高中毕业生，大学不予录取，落榜后，成了社会青年，毫无出路。两个表姐要强，政府一动员下乡，就积极地报了名。我的二表姐，是去的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批准的时候晚了一点，为了赶上队伍，是从重庆坐飞机去的昆明，成为我国知青史上唯一乘坐飞机去下乡的青年。大表姐则在川北大巴山的万源下乡插队。文革开始后，知青工作陷于瘫痪，她们都短暂地回城呆了一个时期。大表姐在长春住的时间略长一点儿。她年轻的时候，能吃苦，对上山下乡事业非常虔诚。在城里呆着，一想到山里的农民，就觉得是一种罪过。住了一个月左右，听说四川的武斗基本平息了，就匆匆赶回去，然后下乡去了。她在我家时，从不荒废时间，每天都看书学习，补充知识。
　　那时我家里的文科读物并不多，她都找了出来，认真看，认真做笔记。记得她对一本叫做《斯大林时代的人》的书非常感兴趣，看的时候，很激动。这本书写的是苏联开凿“伏尔加-顿”运河的情况，文体相当于报告文学，作者是鲍-波列伏依。在50年代的中国，这是个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有一本小说《真正的人》风靡了一代中国青年。
　　在表姐的感染下，我也开始了自发的读书之旅。这一无心之举，成了我日后精神自救的萌芽。
　　我先把《斯大林时代的人》看了一遍，果然不凡。应该承认，苏联作家是有才气的，即使是歌功颂德之作，也写得荡气回肠。劳动的神圣，建设的美，都被渲染得无与伦比。我在小学时代，就对苏联儿童文学爱不释手。此次阅读，是我在有了成人意识以后，第一次读苏联的东西。不管实际上“斯大林时代”是个什么样子，书中洋溢的激情与向善，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放下书，联想不已。想到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那时固然一脑子造反思想，但书中描绘的和平建设景象，还是使我触动不小。我认为，那就是经典的社会主义。人，都应该文明、友善、勤劳、正直。一种怀疑，在我头脑中悄悄产生了：我觉得目前革命的后果，是使人们离这个理想境界越来越远了。
　　此后，我又读了家中的藏书，有高尔基的小说《无用人的一生》（夏衍译）、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18世纪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的小说《约瑟-安德鲁传》。高尔基的那部，写得很阴暗，看了令人绝望；后两部，却看得我笑得肚子痛。这几本书，是我走向“人文主义”的启蒙读本，也是我后来命运的预兆。在如今这个“镀金时代”里，看起来，我果然就要以无比狼狈的姿态，过完我这“无用人的一生”了。
　　1967年，本是在“万牛奔腾”中开始的，经过一夏一秋的血腥，到了年底，社会忽然安宁得像雪后的原野。长春市警备区一直在忙着催促两派上缴武器弹药，基本把流散于民间的枪支都收光了。
　　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的指示发表之后，等于取消了造反派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大家也就泄了气，不指望把新的“国共斗争”进行到底了。我去305所找表叔的时候，偶然遇到了我在305所子弟校的语文老师，女的，姓曹，那一年三十出头吧，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见了我，聊了一会儿，不知怎么就谈起了两大派，听说我是“红二”的，她就愤愤然道：“要我说，长春公社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当然，现在不能这么说了，不过，我看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看到她的那种虔诚，我无言以对。
　　到新年除夕前，有两件事，给吉林人民增添了喜气，一是12月28日，“红革会吉林省公安厅联合接管委员会”发表公告：决定撤销将“体校造大”定为反革命组织的《通令》，撤销将“吉林省革命工人造反大军”、“长春市革命群众自发造反大军”定为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的《通告》，并给这三个组织平反。年初把人家痛打了一顿，现在不计前嫌了。二是12月30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群众组织等三方面的代表。吉林省两派组织的代表和军队代表亦蒙接见。这就是对吉林问题的解决，表示了最高的认可，看来，红日高照长白山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第五十四章 文 / 清秋子　

　
　　这是难忘的1968年。在广播里听“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又是那种凯歌行进的调子，让人觉得，如果不生在这个时代，那真要遗恨万年。
　　这一年，在欧洲，反资本主义体制的学生与工人运动大潮滚滚，左翼知识分子出尽了风头。据说这个狂飙运动，是受到了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启发。而在中国，情况却正好相反，群众运动走向了沉寂。这一年，在中国文明史上应说是空前绝后。不是它起了什么了不得的作用，而是亿万人民在这一年里基本什么也没干。
　　1968，是空前绝后悠闲的一年。我至今还记得那种吃了上顿不愁下顿、过了今天不愁明天的生活。人类其实完全可以这样与世无争。那一年，人们在等待，可是该来的东西迟迟没来。于是生活变得无比舒缓。
　　自1967年8月份开始，中央就开始了曾停顿了几个月的钦定“革命委员会”的步伐。8月12日，就在武斗比较激烈的时刻，忽然宣布批准了青海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这给了各省两大派一个信息，那就是：只要听中央的话，面包总会有的。
　　在长春，两大派的头头都是识时务者，在1月份，用很快的速度实现了“大联合”。红二的头头知道，吃掉长春公社是没有希望了，今后的格局，无非是在原来红二掌权的模式里，再吸纳几个公社派头头，成为“联合政府”。公社派的头头也看清楚了，他们理想中的蓝图（打倒军区首脑，成立公社模式的革委会），因“王八七”的倒台成为幻影，只能屈就现实，在未来革委会里捞几把交椅。于是双方抛弃前嫌，坐到一条板凳上了。到此为止，无论是文是武，可以说，长春的内战都已经平息了。总数大约为七十余万之众的两派成员，白忙活了一场。
　　和解的速度非常快，效果也来得快。1月21日，两大派在北京达成《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24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就对这个协议作了首肯的批示。25日，两大派决定成立“吉林省长春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促进基层单位按系统、行业、班级的大联合；筹建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为吉林省长春市在最短时间内建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这个“大联委”，威力并不大，但它起到了临时议会的作用。25、26日，军队牵头，两派各出了七、八万人，开会庆祝。
　　过了春节，春风就降临了。3月 6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和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30万人在地质宫广场集会庆祝。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告全市人民书》，会后举行盛大游行。《人民日报》发了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3月10日，去年被长春公社查封了的《长春日报》复刊，成为市革委会的机关报。
　　一年多的无政府状态，终告结束。但秩序还远远不能恢复。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下一步干什么？大学生、中学生又该干什么？尚没有答案。两派尚未解散，目标一片茫然。毛主席在这一段时间里，又沉默了好长时间。
　　学校里，仍然呆着不少人，他们也不是干混，一到晚上就看内部电影。我去看过一次。我们校有自己的放映机和放映员，大家挤在一个大教室里看。放片子事先不通知，全靠口口相传。来看的，都是造大的人。
　　所谓“内部电影”，就是“十七年电影”，那时公开不能再演了，我们就从省电影公司借，每天晚上两部。虽然是禁片，但其实都是革命电影。我去的那天晚上，看的第一部名字忘记了，就是插曲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那部；另一部是《年轻的一代》。前一部，没记住情节，只记住了歌儿。后来知道，那插曲是劫夫作的曲。歌曲流行的年代比较早，我们在小学时没学过。第一次听，再配合电影情节，令人心潮激荡，几欲泣下。无怪乎现在的白发老头和老太都爱唱，“永远是年轻” 那是不可能了，但那种情怀忘不了。《年轻的一代》就更有来头了，是上海徐景贤写的本子。徐某人，上海四人帮党羽实际上的总头头也，后来“十月春雷”炸响后，还妄想策划武装叛乱与割据的罪魁之一也。不过，在文革前写电影剧本时，还什么也不是。电影中的主人公，由上影演员杨再葆饰演，写一个腿有内伤的地质队员坚持要回到西部山区去工作的故事，在他的感染下，一男一女两个待业青年也毅然赴西部当知青。故事写得感人，人物有水晶般的心灵。那种革命加浪漫的气氛，令人神往。
　　那时候，我不知道，某些文艺作品里说的事儿，是不能作数的。你要是信了，照着做了，结果就是扯蛋。那两个意气风发的小家伙，穿着准军装，风风火火上了西去的列车。可是这革命抒情诗，到此就结束了。后来如何？不说了。我们谁也想不到，后来如何，就要由我们这一代以青春为代价来体验了。
　　我后来当了整整七年的知青，也学了一点儿匪气。写到这儿，忍不住要说一句，后来如何？后来，真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