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解读《萧克回忆录》

沈听雪

　　萧克是湖南嘉禾甲种师范毕业、后进入中央军政学校（黄埔军校）宪兵所，属于军内的知识分子，写过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因为１９５８年就受批挨批，所以较少整人的记录。晚年他发表不少讲话和文章，对党内生活有很多反省，不过在他的回忆中，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并不很多。除《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外，《朱毛红军侧记》（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也是军史的重要著作。本文除专门注出外，引文都出自《萧克回忆录》。

　　　　　　　　　　　　１　 红四军的知识分子

　　红四军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残部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残部组成，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基础。
　　红四军有许多知识分子，萧提到的就有营长王展程，营党代表程俊、胡世俭、高静山，支队党代表谢唯俊、教导队党代表赵尔陆、纵队政委张赤男，以及从旧军人转变过来的曾日三等等，除赵尔陆外，其余的都很早就为革命献身。"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红四军的干部，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绝大多数是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他们有革命的理想的抱负，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为革命而奋不顾身的精神，有很多人有政治经验和领导能力，这是四军的中坚，是骨干。"（《侧记》页２９）
　　依靠红四军起家的毛泽东对这些人是很熟悉的，其中的谢唯俊后来是他特别信任的人，但此一历史渊源却没有培养起毛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终其一生，他对知识分子都不怀好感，对其革命性更是极度怀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这些人并不是"教条主义"者。
　　一般认为，毛对知识分子不满的起源之一，是他在江西时代受到博古等"教条主义"者的打击。事实上，这一经验的起源更早。１９２９年朱毛之争有一个刘安恭，此人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过，指１９２９年春由中央派往红四军传达"六大"文件，不久任四军任军委书记。在他主持的军委会上作出了"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的决定，剥夺了前委的决策权力，由此引发了军委—前委之争，对毛泽东"家长制"作风的批评也随之而来。毛对他当然极为不满，也许从此开始，毛对在苏联留过学的、由中央派来的人，就多了一份疑虑。

　　　　　　　　　　　　 ２　 朱德与范石生

　　湘南起义与井冈山会师前后，范石生是一个重要人物。
　　范与朱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和结拜兄弟，参加过蔡锷领导的护国讨袁和孙中山统一广东的战争，长期被视为滇军中的进步将领。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朱德率残部退到江西信丰，处境岌岌可危。范此时是２６军军长，驻军广东韶关，闻讯后邀请朱德归附。在部队的独立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朱于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９日抵达韶关附近的犁市，所部编为１６军１４０团，装备、给养迅即得到补充，上下焕然一新。不久范接到将朱部缴械的命令，念及旧情，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范通知朱德离开犁市自谋出路。于是朱德率部向湘南出击，１月２２日在宜章发动"湘南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起义失败后，１９２８年４月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１９２８年７月，朱德率红四军两个团从井冈山下来攻打由范部驻守的郴州，击垮了范部两个团。据此时任２９团党代表的龚楚回忆："攻占郴州后，我和朱德到１６军部巡视。甫抵门外，即见范军的副官长陈尸于门外血泊中。我回想到朱德与范石生结义情深，范待朱德甚厚，以前朱德在范部１４０团充任团长时，范曾奉命将朱德缴械，而范石生竟密函通知他离黎市自谋出路一事，可说是仁至义尽。今天被朱德袭击溃败，可谓以怨报德。我想至此，顿生蹙然。我打趣地对朱德说：'范军今次被我们打得大败，你还记得在贡江黎市时的事吗？'他很坚定地说道：'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１）萧克说：



　　据说，战前朱德有些犹豫，不想打，但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坚持打，结果就打了这个不该打的仗。范石生对此很不满意。据当时在范部工作的党员杨茂说，范在纪念周上责备朱德，说朱从广东退回无衣少食，他给朱部以补充，现在朱全不念旧情来打他，不够朋友，云云。"（《侧记》页８２—８３）
　　范石生不了解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怎么会和旧军阀做朋友呢？充其量只是暂时利用你一下。不要说范只是与朱德个人交好、在朱部困难的时候给予了帮助，即使有再大的功劳，党也随时可以收拾你。"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后任红１５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百色起义和左江龙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后任红七、八军总指挥的李明瑞，不都是在肃反中被杀死了吗？与他们相比，范石生还有什么可抱怨的？问题不是朱德够不够朋友，因为打不打郴州是党组织的决定。朱德不是寡情无义的人，他从来都以宽厚忍让著名，只是既然参加共产革命，至少在行动上要彻底认同革命所要求的无情。而且正因为与范是老关系，朱德才更要态度坚决，否则连朱也难保。
　　革命者的大义灭亲令人钦佩。然而，不讲恩怨与私情有时是不利于革命的。龚楚听了朱德的话后："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不禁暗自打了一个寒噤。使我想起'捉曹操'一剧曹操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那句话。"龚楚是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之一，"有军事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侧记》页３２）长征之前一直是肩负重任的高级将领。晚年写回忆录时这样说，或许是为自己１９３５年夏在赣南投敌的行径追溯一点理由。但无论龚楚当时的真实心理如何，担心党内整肃而叛变的决不是个别。

　　　　　　　　　　　 ３　　前委、党和毛泽东

　　著名的"古田会议"是１９２９年６月朱毛之争的终结。由于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朱德部下林彪的支持，也由于朱德、陈毅等人的顾全大局，这一争论在"古田会议"上以毛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由这一论争而反映出来的党内、军内的民主问题以及毛的作风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认真清理。萧克披露和材料有助于今天的反思。
　　争论的一方是以毛为代表的前委，另一方是以朱德为代表的军委。毛把争论的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党管一切、一切归支部、党员的个人自由。他指责由于前委与军委的分歧，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朱德对此提出不同看法：
　　第一，他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并说这一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
　　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支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
　　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他认为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同时，他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侧记》页９１）
　　毛后来认为自有四军以来，党内共存在１４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有人"与党争权"，这个"人"就是朱德。但从朱的主张来看，他丝毫没有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他要争的是党如何领导军队，他要反对的是毛的专断作风。要说争权，那不是与党争权，而是与毛争权，因为毛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其实，朱德在井冈山之前，就探索过如何建立革命军队问题，他"从三河坝撤下来后是敏感的，就收拢了部队并开始着手整顿。当时各个地区的革命领导人，都在寻找建立革命军队的办法，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崇义、上犹的整编与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意义是一样的，都在探索并实践建立新型革命军队。"（《侧记》页２６）
　　这次论争揭发了毛的一些性格特征，如作风霸道，以党自居，动辄把反对意见上纲上线，把反对自己的同志当作反党。可以为毛辩护的是，他当时的处境也的确比较复杂。首先要保证自己对红四军控制。四军的主力一是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残部２８团，二是毛领导的秋收起义残部３１团，前者的战斗力更强，它的领导人除朱德任军长外，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在四军内部朱德的威信更高。毛除借助２８团的林彪的内应外，只有以党的名义才能控制四军，他容不得军委来分前委的权，因为朱毛会师后，毛只一度担任过军委书记，其余时间是由陈毅、朱德、刘安恭担任的。毛要强化由他掌握的前委的权力，或者取消军委，或者让军委形同虚设。所以毛说朱德"与党争权"是没有根据的，有根据的是毛以"前委"、"党"的名义想独揽四军大权，而朱德对此有所批评。

　　但毛又并不想事事照党的要求做。对于上级党的领导部门，包括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指示，他总是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比如中央几次要调他，他都不理。一个对下独裁、对上不服从的人宣扬"党的领导"，肯定会令人生疑。
　　朱德的意见代表了当时红四军大多数的人的意见，以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把毛选下去了。毛对此耿耿于怀，不但当时就甩手离开四军，而且在给林彪的信中称这次争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１９３１年４月，体现毛的思想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更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侧记》页９９）把党内争论定性为"路线斗争"，把不同的意见称为"流氓路线"，这不证明了朱德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吗？这也是毛一惯做法。"书记专政"、"家长制"、"一言堂"迄今仍妨碍党的事业。
　　"古田会议"对四军"七大"的彻底否定，对红军有积极作用，当这个作用被远远夸大时，"七大"所代表的党内民主也就被彻底践踏了。
　　一个组织，如果主要领导人讲了定性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那就危险了，如果犯错误就是大错误。四军的"七大"的决议案批评四军在位的党的主要领导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我曾向一位老同志谈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党还保持像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搞不起来。（《侧记》页９８）"

　　　　　　　　　　　　 ４　　有一个东固

　　１９２９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曾在东固休整："奇怪的是，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的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在此之前，红四军所到之处，总是要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剧的武装斗争方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侧记》页１３３）因而"东固的群众非常好，我们住在东固的时候，他们送米、送菜、送柴，保证了我们３０００多人的吃、住、用，使我们得到下山以来最好的休息。"（页１１７）
　　这里就有一个革命的目的的问题。东固的革命没有妨碍群众日常生活，没有破坏社会经济。
　　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采取秘密割剧的形式，对革命有利，而采取公开割剧的一些小区域的苏维埃政权相继失败或损失很大，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损失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反而使城镇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特别是赤白交界地区，老百姓种地都很困难。（《侧记》页１３３—１３４）
　　井冈山实行极左政策的结果，是红四军生存困难，不得不下山另谋出路。中国革命要对东固有充分估价。它"体现了一种战略思想的萌芽，就是在农村中的统一战线思想。……依我看，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统一战线。"（《侧记》页１３４）
　　东固根据地在红四军连连失利的情况下，成为它的支撑点和策应地。后来被认为是毛泽东游击战术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口号，其实是东固革命领袖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团提出来的（参见页１１７）。毛当时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陈毅赋诗云"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但在１９３０年代，东固根据地的经验并没有认真重视，江西苏区极左盛行，提到东固的割剧形式时，只是以"李文林式"四个一笔带过。因为东固的这种做法虽然帮助了红四军，但在毛泽东看来，显然太右，由此发生的分歧，使毛感到自己作为苏区第一号人物的威信受到影响，就开始把矛头指向赣西南党和红军。１９３０年２月召开的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二七会议"）上，毛认为李文林等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２）会议决定把李调离主力部队到赣西南地方工作，并号召赣西南"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

　　"二七会议"后不久，毛以刘士奇为赣西南特委书记，开始赣西南的"肃ＡＢ团"运动。１９３０年７、８月间，李文林出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８月上旬主持召开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部署贯彻立三路线，批评毛的做法，并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的职务。政治路线有别，但"打ＡＢ团"则同一，李与前任刘士奇一样，对"ＡＢ团"毫不手软，到１０月就已经消灭了一千多"ＡＢ团"。此时，李才有所清醒，着手纠偏。
　　毛对李把刘士奇赶下台极为恼火，对李贯彻立三路线更是不满，他认定李文林就是"ＡＢ团"首领，就在１１月底捕获李文林，并全面捕杀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赣西南红２０军。李文林本人在项英纠偏时被放，３１年７月再次被捕，次年５月被杀。

　　　　　　　　　　　　５　 石达开式的人物

　　邱汉杰是江西乐安县万崇圩游击队长，１９３１年５月之前，这块苏区发展到两万人，是一支不可小看的革命力量。
　　但邱汉杰与县的一些同志搞不拢，肃反时，有人怀疑他是"ＡＢ团"。邱汉杰知道后闹独立，当"山大王"，但他不投敌，不改变苏区时期的主要政策。……县委调动周围的游击队打他，他就投敌了。（页１４７）
　　这似乎是一个石达开式的人物。"我知道邱汉杰在当地搞了几年，在群众中有威信"，所以当萧克向群众打听邱汉杰时，群众都说不知道。但越有威信就越要摆平你，所以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军没有追歼他；但党不能放过邱汉杰，谁叫你有威信呢？"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教训。由于我们不能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采取扩大化和简单化的方法处理，结果把一些人从革命队伍逼走，甚至逼到敌人一边去。１９２８年的郴州事件，闽西的傅伯翠事件，就是这样做的结果。"（页１４７）
　　但即使不想在党内斗争丧生，也不一定要采取邱汉杰、傅伯翠有"富田事变"的方式。长征后，粟裕和刘英率挺进师进入浙南，刘英威逼粟裕，粟裕一度有生命之虞，但他没有投敌，而是率部单独行动。同样。当刘英计划杀掉闽东的叶飞时，叶飞也没有投敌，而离开刘英掌握的闽浙边临时省委，与闽北的黄道另组闽赣临时省委。黄道对此的解释是："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采用非常方法，这是斗争的需要"。（３）当然，另行发展而不投敌是要有实力作后盾的，邱汉杰和富田事变中的红２０军都不具备必须的实力。
　　邱汉杰因为与县委一些人搞不好，就被认为是要杀头的"ＡＢ团"。小小的县级领导就有如此生杀予夺之权，这就是革命队伍中的权力。问题是当时的革命力量尚未弱小，这些县级干部就如此狭隘地逼友为敌。

　　　　　　　　　　　　　　６　根据地

　　不但是对邱汉杰这样的，就是对老百姓，当时的做法也很荒唐。１９３４年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撤出根据地：
　　如果工作做好了，我们是可以不走的。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行过"左"的社会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这样，就使群众情绪对立，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页１８９）
　　当时的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的介绍更具体："号召广大群众起来站在阶级立场上，坚决将这些豪绅地主反动家属分别驱逐出去。'有反动能力的'在得到群众同意下大部分杀掉了。但在执行中各地并没有完全按省委的指示办理。但些地方是由苏维埃下驱逐令，没有发动群众执行；有少数地方则把经济地位在中农以下的农民曾被迫'反水'的也驱逐出去了；有些地方只驱逐了豪绅，未驱逐他们的子女，由被认为是右倾的表现。"（４）
　　如此严厉的政策，是很难得到群众拥护的。井冈山杀了王佐与袁文才后，"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躲了起来，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活动的范围没有扩大。"（页１８９）
　　教训还没有受够。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萧克部与贺龙部会合，１９３５年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再次实行左的政策，特别是对游杂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当时省委"费了很大力气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１３００多人，还集中了４００多，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所以在根据地的在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页２２５）红二方面军不得不于１１月撤离根据地。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说到因为极左政策使根据地无法依靠的问题。他们的看法，即使没有极左政策，红军和根据地的扩展是以国民党政权内部混战为前提的，一旦蒋介石腾出手来，微弱的红军和贫困的根据地是维持不了的，几个主要根据地先后丢失，绝不仅仅因为"王明路线"。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还是抗战和统一战线。

　　　　　　　　　　　　７　 秦德君与贺龙

　　１９３４年７月，中央军委派萧克的红六军团先谴西征，以与贺龙的红三军（即红二军团会合，策应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１０月２４日，两军在贵州印江县会师；１０月２６日，两军开至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大会。
　　选择酉阳有一个特别的原因。１９９４年２月１４日，中共四川涪陵地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白同伦写信给秦德君，信中说，他多年研究贺龙在涪陵、黔江率领红军的征战历程，发现１９３４年贺龙率红三军在酉阳一带活动的时候，不但没有遭到国民党地方部队的袭击，对方甚至将部队撤出酉阳城，使红军得已顺利通过。这个谜，一直到他看到《射洪党史资料》后才知道这是秦德君和她哥秦仲文工作的结果。
　　这是一个女子以婚姻为代价保护红军的真实故事。
　　秦德君，川中女杰，１９０５年生，受李大钊、吴玉章、邓中夏等的影响，１９２３年参加共产党；１９２６年在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负责女子宣传队。１９２８年到上海，结识茅盾，１９２８年７月两人同去日本，相爱同居。茅盾的小说《虹》就是以她讲的有关胡兰畦的经历为原型的。１９３０年４月回上海后与茅盾分手，不久又回到家乡四川。由于她的堂哥是刘湘的秘书，也因为她的革命经历，刘湘便任命她为第十一军司令部参议官。刘湘有一位心腹大将王心卫，贺龙部队经过四川时，刘湘任他为"剿赤总司令"。"王心卫看上了秦德君，他知道秦德君与共产党和红军有联系，若想博得她的欢心，必须不与红军为敌。"事实上，此时秦与共产党、红军已失去联系，不过，她仍自视为"布尔什维克"，"如今，红军来到四川，蒋军和地方军前后丧命夹击，命运难以逆料，我必须挺身而出，尽我的心，尽我的力，帮助他们，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这纯属政治交易，而没有爱情的婚姻苦果，我就吞下去吧！"于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秦德君以王心卫不剿红军为唯一条件与王结婚。（５）
　　当红二方面军经过酉、秀、黔、彭时，王心卫的部队不发一枪一弹。中国革命的成功，得益多少这种的偶然啊！
　　４９年后，秦德君处境不太好，但以她教养似乎也不可能去找贺龙诉苦。
８　 四方面军与长征
　　四方面军之于长征有特殊功勋。无论是一方面军还是二方面军，在先后与四方面军会合时，都是疲惫不堪之师。１９３５年５月，四方面军专派李先念率部接应一方面军，会合后提供了大量物资装备，细致到根据作战时炊具容易丢的经验，抽调一批连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补充到一方面军。最难得的是，考虑到一方面军兵员较少，还调拨三千八百人给一方面军。一年后的１９３６年４月，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又派此时隶属他指挥的罗炳辉３２军迎接，"当我们到达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数十匹马接他们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页２３８）如果没有四方面的支持，一、二方面军能否完成长征是有疑问的。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年前与中央红军的分裂当然是主要话题。但萧没有在这方面多落笔。只是简单地说到在与何长工、罗炳辉等人闲谈时：
　　他们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搞好大家都有责任。（页２３９）
　　除了对张国焘的战略有批评外，萧对四方面军评价较好。他引用何长工、罗炳辉等人的话，没有评论，似也有同意的意向。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对二方面军的几个主要领导评价也不错。看来，二、四方面军汇合没有产生矛盾。任弼时对一年前的分裂进行了研究，他的结论是："（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早有反中央的倾向；（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出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三）一、四两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没有改政治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五）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等人疑忌太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六）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６）除张国焘要负另立中央的责任外，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双方都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