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批评领导

　　党内的民主具体表现之一是能不能对主要领导、对一把手提意见。红四军"七大"是民主的，到会代表有代表性，无论是选举还是通过决议，都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毛泽东坚决地否定了"七大"后，党内民主就一直没有解决好。晋察冀边区也发生过一次：
　　１９４４年９月晋察冀边区曾召开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某些同志受延安"审干"运动的影响，在会上对边区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进行了不适当的批评，使他的威信受了影响。…… 我们离开延出发前，刘少奇曾对我们说，边区高干会在聂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批评是不好的。（页３４４—３４５）
　　缺席批评是不好，但聂是一方最高领导，如果他在场，谁又敢批评他？应当说，既然是在高干会上公开提出的，即使本人不在场，也不能说是"不好"，而之所以说不好，说明此时党内民主已经发生严重偏差。"红军时代的民主生活是活跃的。党内畅所欲言，互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话就说，开诚相见。……但红军初期的民主生活，也存在着非组织观念和极端民主化的问题。非组织的观点表现在，一是非组织的批评，一是少数不服从多数。"（《侧记》页１１０）非组织的批评最终堕落为阴谋，少数不服从多数只能归结为专制。"古田会议"突出地反对了前者，实际上支持了后者，以至于对最高领导人的批评就被视为"不好"。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党章也白纸黑字地保障党员的批评权利。古大存是七大候补中委，１９４７年东北局曾发给他一份通知："顷接中央给各地电报指示：每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陈述意见的义务和权利，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分局前委必须照传。"（７）古大存把这一通知视为护身符，但陶铸主政广东后，毫不犹豫地把他打成反党分子，而古根本就无法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陈述自己的意见。他曾给李富春写过一封信解释一些问题，１９６２年在从化会议上发言表示"不清楚我怎样成为反党集团"，这些极为正常的行为都被陶铸认为是翻案的罪证。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６日，陶铸在广东千人大会上强迫古大存"保证永不翻案"，否则就成立专案组加重处罚。（８）类似的事很多，历次运动，有无数人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整得家破人亡。所以无论党章和文件有什么规定，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对高级领导人即使不是批评而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就很难会有好下场。

　　　　　　　　　　　　　　１0　　信

　　共产革命者是没有独立于党的个人利益和思想的。表现形态之一是日记、书信之类也是一种政治材料，毛泽东１９２９年给林彪的信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成为革命可以成功的论证；１９６６年给江青的信则是林彪后来折戟沉沙的伏笔。另一方面，从"胡风反党集团"到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的主要罪证，都是因为他们写的信。
　　彭德怀当然是个悲剧人物，他可以抱怨毛泽东的酷虐和党内斗争的无情，但他不会对毛把他的一封信当作罪证而不理解，因为此前一年，萧克也因一封写给他的信而陷于厄运。
　　从１９５１年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之后，军队告别游击传统、向苏联学习，１９５５年，军委成立了与总参谋部平行的训练总监部，１９５７年萧克任训总部长。但顽强的经验主义总是对游击队传统情有独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独创和伟大也必然要与学习苏联发生冲突。１９５３年１２月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已经提出要防止学习中出现的偏差；１９５６年，训总副部长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认为学院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了进来。当时还有"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说法。次年２月，彭德怀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也指出军事学院存在着教条主义："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页４４２）

　　军事学院与训练总监部没有接受彭、张的批评，训总以萧克为代表。１９５８年２月，彭起草的一篇讲话稿中，有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曾经引起一些认识上的偏差的说法，萧看后给彭写信，为正规化与现代化辩护。这封信就成了他向彭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国防部"。由此导致全军范围内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上升为"路线斗争"。斗争以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４日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训总被撤销、萧克等人被撤职而告结束。
　　萧给彭的信距离彭给毛的信不到一年。因信惹祸外，斗争的方式也大同小异，军委扩大会议上：
　　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曾未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页４５２—４５３）
　　这一章在单独发表时还有"而且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的痛切之语。（９）一年后，也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因吴法宪诬谄彭杀害红一军团的人起为彭辩护，当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
　　两次会议唯一的不同是彭德怀代替了萧克，林彪代替了彭德怀。萧当然感慨系之："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１９５８年军委扩大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１９５９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对象，……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就像我好意给彭总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同志。"（页４５７）斗争的逻辑一旦形成，整人的机器一经发动就不会停下来，林彪也就必然地与萧克、彭德怀有同样的下场。
　　彭德怀在被罢官以后，体会到因"信"获罪的荒唐。一方面，他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萧道歉："１９５８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页４５７）另一方面１９６２年给毛写"八万言书"时特意声明："这次，也许有人对我怀疑，为什么正在我国面临暂时困难的时刻，再次给党的领导同志去信，是否意味着'攻击党的领导同志'和'反党阴谋'呢？对这个问题，我着重声明：我没有以上那种目的。"（１０）彭德怀算是从庐山吸取教训了，但毛泽东也记得庐山的战术。"八万言书"寄出后３个月，主要针对彭德怀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和彭德怀专案组成立。彭再次因信获罪。

　　　　　　　　　　　　 １1　　轮回

　　１９５８年彭德怀主持批判萧克等人的"教条主义"时，张宗逊是他手下的大将。彭当时曾说过"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对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页４４８）因此在一长串的因果轮回之中，张是一个起点。
　 １９５７年年底，张调总参任专职副总长。次年２月，中央要求反对生产建设中的右倾保守和贪污浪费，训总召集四级干部会议："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习苏联叫得最响，提出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切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训总许多同志的不满。"（页４４７）萧的介绍符合事实，张本人在回忆录中也说，他开始也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意义，"并提出在开始学习的时候，要坚持不走样地学；要把苏联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学到手，即使当时用不上也不要紧；要坚持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等等。"（１１）至于后来跳到另一个极端，张说是１９５６年，中央号召学习延安整风时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以克服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他转而认为我们在学习苏军经验时，未能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出现了教条主义倾向，"因为初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教训，我在训练总监部的一些内部会议上，提出'存有教条主义，应该反对教条主义'。但是部里有的领导同志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误认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否定几年来训练工作方面的成绩，并主张应继续强调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应该提出注意的倒是反对保守主义，反对经验主义。"（１２）这就是张与萧、李达等人的分歧。


　　训总召开四级干部会时，萧向总参谋长黄克诚提出要张到会听取意见。张与会后感到自己是坐在被告席上挨批，被加上"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反苏"、"右派"等帽子，萧也承认："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作了"言辞比较激烈"的批评。（页４４７）
　　晚年写回忆录时，双方的态度都缓和了下来，萧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地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的不同意见。"（页４４７—４４８）张则说："由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以来，党内实际上滋长着一种过激的情绪，常常把一些工作上的争论，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看待，于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的同志把教条主义倾向也上升到'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批判，而且把教条主义与正规化等同起来。因为我刚刚在叫四级干部会上挨过批，军委扩大会议上某些同志的发言，虽然偏激，但却与我的观点基本一致。我也作了一次发言，主要阐明如何正确学习外国经验的问题。"（１３）
　　张宗逊挨萧克批，萧克挨彭德怀批，彭德怀挨贺龙、罗瑞卿批，贺龙、罗瑞卿后来也挨林彪批，林彪也没有好下场，他们都属于不能决定自己和对方命运的人。
　　训总四级干部会议是根据毛泽东反右倾保守的号召，会议期间却又传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应照搬苏联经验的讲话精神，于是四级干部会议还未开完，总政治部就派工作组来宣布："训总开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页４４８）正在批判张宗逊的萧克等人反过来成了被批判者。"训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是批判我的经验主义，接着又批判萧克同志的教条主义，许多同志跟着表了态，甚至说了过头话，互相伤了感情。后来撤销训总，编为三个部归我管，由于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细，不少同志心情不够舒畅，成为后来特别是'文革'中折腾的原因之一。"（１４）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毛以辩证法的化身自居，手里抓着两张牌，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一批人。反保守主义、反教条主义，都是毛倡导的，但一经运用到具体工作中，立场和理解不同的执行者们就会各执一辞，相互攻击。向苏联学习原来是毛说的："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学习"，"一定要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页４４０）张宗逊在这方面迟缓了一点，就成了保守主义；萧克等人坚持了这一点，就成了教条主义。所以，毛的指示本身就决定了执行者们只能前仆后继，一个接一个地下台。
　　第二，"文革"时的天下大乱，除红卫兵领旨造反外，党内、军队几十年集聚起来的无数矛盾也是一个乱因。也许毛正是注意到这些问题，想以"文革"来一揽子解决。可惜张宗逊没有具体交代。

　　　　　　　　　　　　　１２　 战史和文艺

　　信之外，还有战史。庐山会议上，贺龙批彭激烈，是两个得以参加政治局常会的政治局委员之一（另一个是彭真）。１９６２年，贺龙到湖南，省委负责人向他报告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主持搞"平江革命斗争史"，贺向中央报告。６月２２日，中央批转贺龙《关于吴自立反党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最近两年来，彭、周、吴自立又相继进行反党活动，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８月３０日，中央批转中南局关于吴自立反党活动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吴自立反党活动问题的决定，撤销吴自立的职务，责成周小舟交代其反党活动；平江县委检讨并接受教训，彭德怀在湘谭、平江的影响及其放过毒的地方，应当教育、消毒。在９月底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成立两个专门委员会，分别审查彭德怀和黄克诚。
　　彭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平江革命斗争史"自然少不了这一章。彭既被打倒，这一段历史也就不能再提。当贺龙报告这一翻案活动时，他不会想到，仅仅４年之后，同样有人诬陷他借"红二方面军军史编写委员会"进行反革命政变的联络。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每个山头都有代表人物，像彭德怀之于红三军团、贺龙之于第二方面军。代表人一倒，山头也就要被彻底铲平。党内、军内斗争之所以热闹，原因之一在于各个山头都倔强峥嵘。




　　战史之外，还有文艺作品。１９６７年５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责电影《燎原》为刘少奇树碑立传。３个月后的８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由吴自立编剧的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再３个月后的１２月１１日，《湖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洪湖赤卫队》是为贺龙树碑立传，并揭发说：王任重亲自组织为这个剧所狂热吹捧的ＸＸ（即贺龙）专场演出，大阴谋家、大野心家ＸＸ 观看之后，兴高采烈，再三叮嘱一定要拍一个彩色故事片。
　　把这些人都清理完了，战史与文艺就只有以毛泽东一个人为中心了。

　　　　　　　　　　　 １３　湘南、萧克与黄克诚

　　湘南在革命史上是一个重要地区。这里较早受到广东革命形势的感染，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有一些激进老师，培养了一批革命学生。１９２８年初，朱德、陈毅在宜章发动起义，湘南各地积极响应。党史军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萧克、黄克诚、胡少海、王平、曾志、李韶九等都是湘南人。
　　萧与黄克诚都是在湘南起义中走上井冈山的，但此后没有什么渊源。１９４９年４月，萧调任第四野战军参谋度时，黄已由四野的兵团政委调任天津市委书记。萧的批评者张宗逊与黄克诚一样是红三军团的，长征路上，张与黄分任红四师师长和政委；４０年代后期，张是彭德怀指挥西北战场的副手，１９５２年９月彭德怀回京主持军委工作，而张则于同年１０月由第一野战军副司令调任副总参谋长，他们长期合作。
　　所以，当萧不同意彭德怀１９５７年在军事学院的调查报告时，"黄克诚认为报告对军事学院的评价是适当的，不赞同人我的意见。我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页４４３）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反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页４５５）
　　"开会"的滋味萧克尝到了；１９５９年８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黄克诚也尝到了。
　　彭、黄在反教条主义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不是很明确的，但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加强了彭的地位是肯定的：要"再开个会研究一下"的黄克诚接替挨批的粟裕任总参谋长；彭在西北战场的助手之一、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的"甘泗淇此前已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彭在朝鲜战场的助手之一洪学智此前也已是总后勤部部长。在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等一批高级将领导下去之后，彭德怀基本上掌握了三总部。相对于彭的功劳，这当然不算为过，但毛岂能容忍？也许这是一年要把他们再搞下去的原因之一。

　　　　　　　　　　　 １４　 运动的转化

　　以"群众运动"为名而发动群众搞运动是毛泽东政治策略中中心，但每次运动都难以达到其预期目标。除了这些运动本身的荒唐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潜在的目的是批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而为许多老干部抵制。此时萧克是军政大学校长。
　　由于我们大致上看出江青、王洪文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因此在批孔这个问题上了抵制态度。我们着重批林，批孔只批孔子思想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等，不批他对中国文化有积极作用的东西。在批林中，我们则把军政大学一些消极现象和林彪联系起来批。也批评了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总之集中批林，不着重批孔，更不批"周公"。（页５２４）
　　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能顶，也不能完全照办。我们两人商量，决定谨慎的办法处理。我们以校党委的名义作出决定：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只参加会议或看大字报，并作了３条口头规定：不发言，不表态，不向上反映问题。（页５２３）
　　抵制的条件萧克都具备。一是军政大学的政委唐亮与他意见一致，两人配合默契；二是上有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所以尽管江青、王洪文都对军政大学有批示，他们都压下了他们的批示，也没有照他们的批示去办，还把一个响应王洪文等的号召贴周恩来大字报的学员开除了。有了这些经验，１９７６年批邓时，"就像上一年搞批林批孔一样，不明着反对，但也不积极行动，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搞些面上的学习和批判。"（页５２９）




　　到７０年代中斯，无休无止的运动已经惹得天怨人怒。类似肖克式的做法很多，尤其是在军队。１９７５年"批邓"时王平是武汉军区的政委，"我们按'两报一刊'的口径搞批判，但不发挥，不创新，不搞上挂下联。我在军区宣布，军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也不准许地方到军队来串连。'四人帮'插手的那个军提出上街游行，我不同意，他们也不敢去。这个军上报了一份'批邓经验'，军区政治部的一位领导提出转发，我告诉政治部'送来就收，不予转发'。"（１５）如此等等，运动实际开展不起来。
　　毛泽东善于以运动带动一切，运动一个接一个，敌人越搞越多。令后人难以理解。以毛的精明，也许他意识到达些不得人心的运动到了下面就会层层打折直至面目全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层各级都在淡化、转化上面的政策。要改造党和国家，一次运动是做不到的，只有不断补课、不断地搞运动才行，而且每次都要"进行到底"，要"落实到基层"、"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毛式的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经常规定整人的比例。土改时的划地主、镇反时处决反革命、三反五反时的"打老虎、反右时的定右派等等，都明确下达指标，这恐怕也是为了防止下面走过场。
　　下面的转化本来是减轻运动的危害，但由此激发了毛不断搞下去的决心，如此循环反复，运动何时怎么能了？

　　　　　　　　　　　　　 １６　从宽与从严

　　１９８０年，萧克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地给中央写信了：
　　过去搞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是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上、思想上一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页４５９）
　　毛泽东早已有"从宽"一说，但党内斗争却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之所以如此，因为有了"从严"：既然你是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处理起来又怎么能"从宽"？
　　但具体到萧克等人，如果就他们的罪名来说，处理也确是从宽的。当时彭德怀说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页４５３）最后定性为"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进攻"，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页４５２）
　　这当然罪大恶极，假如是一个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反党反领导"、"企图改变人民军队面貌"，恐怕有十个脑袋也早给砍下来了。但萧被撤销在国防部和训总的职务后，还是到农垦部任副部长，还是老百姓既不可望更不可及的高官。所以说"从宽"也不全是虚伪的，毛对他是给了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