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叙述他如何与华西列夫斯基通电话时，编造了“斯大林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的谎言。麦列茨科夫元帅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荒唐的话。赫鲁晓夫还指责斯大林在红军阻挡住了敌人并转入进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坚持正面攻击的战术，反对采取侧翼迂回和切入敌人后方的方法，给红军造成无谓的牺牲。[38] 他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懂得及时改变战术、自以为是、歇斯底里地固执己见、贬低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的人，并且提出“必须对许多战役重新评价，做出新的解释”。[39] 可见在他看来，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是完全不够格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听一听朱可夫的意见。这位对斯大林深刻了解的副最高统帅和杰出军事家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当然，他不去研究战术要图，而且这对他也无必要，但他对战役情况图却是很熟悉的。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40]
赫鲁晓夫还谈到1943年至1944年把高加索等地少数民族居民全部迁往中亚内地的事，说当时战事已出现有利于苏联的可靠转折，这样做“绝非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说这是“对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的粗暴践踏”。[41] 这里赫鲁晓夫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并不符合实际情况。1943年战局确实出现了大的转折，红军开始反攻，但是列宁格勒之围到1944年初才完全解除，克里木尚未解放。同时土耳其陈兵苏联南部边境等待时机，可见形势还比较复杂。为了保证红军顺利向西推进，需要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有意不谈这些民族强烈的反苏维埃情绪的普遍性以及德国占领期间或大军压境时他们严重的背叛行为，当时投靠德国和与德国人合作的并非只是极少数上层分子，在这方面克里木鞑靼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表现得更为突出。历史学家佩哈洛夫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战时的表现作了专门研究后指出，在战争期间许多人逃避服兵役，在当地组织反革命武装团伙一百九十七个，参加者甚至有当地的许多干部，曾两次发起暴动，袭击红军，支持德国人，保护降落该地的德国伞兵等等。[42] 然而尽管如此，把整个民族强行迁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肯定会引起不满，产生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当年苏联当局这样做，是在特殊条件下为了保证战争顺利进行并赢得最后胜利而不得已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有的俄罗斯论者指出，在二战中美国也曾采取过这种做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下令把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公民不分男女老少统统迁往内地的集中营，可是至今没有人对罗斯福的这种做法提出过指责。[43] 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是没有道理的。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采取歪曲事实和制造谎言等手段，完全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败德国侵略者的功绩，在他看来，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所起的完全是相反的作用。他在做秘密报告时也许出于某种考虑，没有把这看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在回忆录里就这样做了。他说，如果斯大林在1939年去世，那么国家就会把备战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没有斯大林，对我们来说，战争将会发展得比较顺利；军队没有斯大林的领导也会取得胜利，甚至会少遭受一些损失。[44]
在谈到战后的问题时，赫鲁晓夫用叙述三十年代镇压行动的同样方式，讲了“列宁格勒案件”、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案件和“医生案件”，同样把造成这些悲剧的责任归之于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同时提到了贝利亚所起的作用。这里着重讲一下“列宁格勒案件”。我们知道，战后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以日丹诺夫为首，称为列宁格勒派，其成员有曾在列宁格勒工作、后来分别担任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另一派则由马林科夫、贝利亚以及后来靠拢他们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人组成。战后斯大林有意退位，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他比较看重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认为他们年轻有为，这就引起了马林科夫、贝利亚的强烈妒忌，于是展开了一场争权斗争。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利用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向中央报告统计数字失实一事向斯大林告状，引起了斯大林对沃兹涅先斯基的强烈不满，斯大林从此不再信任他。他们以同样方法促使斯大林失去对库兹涅佐夫的信任。接着他们捏造事实说两人闹独立性，企图把列宁格勒与莫斯科对立起来，把俄联邦与苏联其他部分对立起来，宣布列宁格勒为俄联邦首都等等。最后两人和列宁格勒的一些领导人被指控反对政府和叛国，受到镇压。在制造这个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马林科夫。而熟悉情况的前安全部门的领导人苏多普拉托夫在他的回忆录说，赫鲁晓夫也是“列宁格勒案件”的策划者之一。[45] 而根据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当时联共（布）中央成立了一个由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什基里亚托夫三人组成的专案组，负责审理这个案件。[46]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讲“列宁格勒案件”，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任意处理”和“喜怒无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击马林科夫和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出于同样的目的，抛出了苏南关系问题，在揭露斯大林“丧失了现实感”以及“表现出猜疑和高傲”的同时，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对手莫洛托夫。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个人崇拜之所以发展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颂扬他个人的做法”。他说：“这可由无数事实来证明”，“1948年问世的他的《传略》[47] 是自我吹嘘和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最典型的表现之一”。他认为这本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和校改过的书“表现了最放肆的阿谀奉承，是把一个人神化，把他说成永不会犯错误的圣哲，说成最‘伟大的领袖’和‘各个时代和各国人民的不可超越的统帅’的范例”。[48] 他认为没有必要引用那些“充斥了这本书的令人作呕的奉承”，只要引用斯大林添写的几段话就可说明这一点。于是他先引用了书中这样一段话：“在列宁不能工作后，在与怀疑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最终形成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他们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以实现列宁遗训为中心把党团结起来，把苏联人民引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是斯大林同志。”[49] 这段话确实是斯大林添加的，不过斯大林原话中具体说明党的领导核心是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伏龙芝、捷尔任斯基、米高扬、安德烈耶夫、什维尔尼克、日丹诺夫、什基里亚托夫等人组成的集体，赫鲁晓夫用删节号把这名单删去了，[50] 也许是由于他认为这个长长的名单与他关于斯大林突出个人的断言相抵触，也许是由于他见到这个领导核心的名单中没有他自己的名字而感到难堪。
赫鲁晓夫又引了斯大林紧接着添加的另一段话：“斯大林出色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担负的任务，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支持，可是在自己的活动中不允许有一点自负、自满和自我欣赏的表现。”[51] 引用时删去了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斯大林在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谈话时指出天才的列宁在改造我们祖国方面的伟大作用，宣称：‘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52] 大概他认为这后半部分与他关于斯大林“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说法不符，就大笔一挥删去了，而且不加删节号。
更为可笑的是，赫鲁晓夫还把书中原有的、斯大林只修改和添加了一些词句的话完全当成斯大林添加的话加以展示，而且斯大林的修改恰恰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调子。例如斯大林把书中原来的“斯大林大元帅是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的创造者”改为“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把“斯大林同志制定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起经常性作用的因素的学说”一句中“学说”二字改为“原理”。[53] 此外还有六七处把斯大林关于某一问题的“学说”改为“理论”、“原理”、“命题”或“结论”。赫鲁晓夫那样做，一方面说明他连原件都没有好好看一下，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第一书记弄不清“创造”与“发展”、“学说”与“原理”、“理论”、“命题”、“结论”孰高孰低的问题。
还应该指出，斯大林在看校样时在很多地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诸如“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等头衔，而赫鲁晓夫对所有这些修改只字不提，可见他的选择性是很强的。
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它缺乏严谨的结构，叙述混乱，不同段落用以表达的语言也不一样，有的段落简直就是报告人个人在讲他编造的故事，而且有时他个人的感情色彩甚浓。这个报告确实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临时拼凑而成的。这种大拼盘式的和低质量的东西，如果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发表，那是他个人的事，也许正代表他的水平和风格，但是他却硬要借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那简直是丢中央委员会的脸。
赫鲁晓夫虽然大讲什么个人崇拜，但是根本不懂得个人崇拜是什么问题；虽然说了一些发扬民主和坚持集体领导的话，实际上并不那么做，他压制民主，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炮制秘密报告的过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一点也为后来他大权独揽后的恶劣表现和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事实所证明。因此赫鲁晓夫并不是真的要反对个人崇拜，而是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
诚然，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里列举了不少事实，尤其是与三十年代大清洗有关的事实。但是他在讲这些事实时，如上所说，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不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同时进行任意的歪曲，甚至编造各种谎言，这样就使得事实与谎言搅和在一起，变成半真半假的东西。著名作家列昂诺夫说过：“上等的谎言往往是由半真半假的东西制造的。”这样的谎言比一般的谎言更能迷惑人，而且戳穿和澄清它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在大量档案材料已经解密和许多历史事实已经弄清的今天，还有人继续相信赫鲁晓夫的谎言并加以传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赫鲁晓夫在报告里就利用这种“上等的谎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独断专行、不容异见、残暴无礼、病态地猜疑、残酷狡诈、滥用权力、动不动就杀人的独裁者和暴君。虽然报告里有“过去斯大林曾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过很大功劳”这样的词句，并且肯定斯大林二十年代与反对派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借口没有给自己提出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的任务而对他所说的功劳不作哪怕是概括的说明。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以便堵住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嘴。实际上，报告无论就其内容还是所用语言来说，不像是对一位有过功劳、但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批评，而像对一个制造了无数悲剧和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危害的罪人的控诉和宣判，这事实上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赫鲁晓夫在讲个人崇拜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失误和巨大的损失时，把一切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问题，甚至认为是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起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这如同著名学者科日诺夫所说的那样，他还在绕着个人崇拜转，因为仍然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有人把这种表现称为“反过来的个人崇拜”。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仍然是在宣扬他所说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不过是另一种个人崇拜，即“反过来的个人崇拜”。
[1]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6页。
[2]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2页。
[3]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87、298～299页。
[4]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7页。
[5]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7～138页。
[6]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第242页。
[7]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8] 转引自《对话》杂志1996年第4期第60页。
[9] 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
[10] 见2000年7月17日《独立报》。
[11] 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
[12] 见В.科日诺夫的《俄罗斯－二十世纪（1939－1964）》一书，2002年，第355－356页。
[13] 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
[14] 转引自《请斯大林同志讲话》一书，1995年，第322页。
[15] 见2006年2月26日《卫报》。
[16] 《论据与事实报》2003年第25期。
[17]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9页。
[18]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0页。
[19]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1985年，第306～307页。
[20]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153页。
[21]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6页。
[22]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页。
[23]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40～41页。
[24]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页。
[25] 《斯大林：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当时的文件》，М.洛巴诺夫编，1995年第631～632页。
[26] 见В.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文版，2005年，第108～118页。
[27]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149页。
[28]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95～96、239～240页。
[29] 见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军官С.克拉西科夫的《在领袖们身边》一书，1997年，第75页。
[30]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6期第216～220页。
[31]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60页。
[32]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页。
[33]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150页。
[34] С.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1994年，第181～183页。
[35]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中文版，2003年，第484页。
[36] 《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中文版（下册），1985年，第493页。
[37] 见Д.沃尔科戈诺夫的《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1997年，第235～237页。
[38]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0页。
[39]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0页。
[40] 《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中文版（上册），1985年，第344页。
[41]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2页。
[42] 见И.佩哈洛夫的《第三帝国的'高加索之鹰'》一文，载《俄罗斯特种部队报》2000年第10期。
[43] 见《对话》杂志1991年第4期第64页。
[44]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40、243页。
[45] 见2006年2月10～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46] 见С.贝利亚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1994年，第325～326页。
[47] 这里说的《传略》，应是1947年出版的修订第2版。
[48]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49]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50]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18页。
[51]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52]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18页。
[53]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26页。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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