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毛泽东是如何为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普通民众伸冤的。

他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当中，明确告诉后者：“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22]（p47）

1月22日，他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称：“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届时看情况再定下一步的镇压计划。（17）

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目字是否适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二月三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七十二人，拟再杀一百五十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20）

依照毛泽东内定的原则：首先是“对全区性、全县性的恶霸必须全部杀掉，全乡性的恶霸必须一部或大部杀掉，不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些恶霸必须先杀掉，否则群众不敢起来。”[

公审大会采取了会场和会外相结合的方式，“全市五千多架收音机全部开放，重要街道及群众集中场所均安置了喇叭，据不完全统计，群众在十万人以上。很多商店居民把收音机摆在街头，三百一群，五百一伙，聚精会神收听大会上的报告和控诉。十四个大中学校的统计即有七千多人收听。大会宣布为死难烈士同胞致哀时，收听广播的群众也低头致哀；大会喊口号，群众也喊。山大医学院六百五十人听到农民控诉时哭不成声，很多人也流下泪来”。“当反革命罪犯被押进会场时，被迫害的工人、市民、农民等各界民众代表当面指着反革命历数其罪行，会场情绪愤慨，罪犯面如土色。全市人民几乎完全出动，道路为之堵塞，通衢要道一直延伸至五六里以外的刑场，人山人海，争睹反革命的下场。当罪犯在刑场倒下时，数千观众狂热鼓掌跳跃，高呼口号。

大张旗鼓地实行“镇反”以来，由于各大中城市有意让民主党派和社会人士介入定案和审判的过程，许多民主党派和社会人士出乎意料地表现出了积极拥护和热情参与的态度。这种情况使毛泽东非常开心。他在一份报告中批示道：许多事情没有想到。很多同志认为抗美援朝妨碍了工作，是额外负担，结果群众拥护，青年踊跃参军。“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请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是相反，凡是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26）

不仅如此，由于镇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杀地方恶霸，以及惩处那些历史上曾经为害共产党人的分子为重点，间接取缔打击任何可能结成团伙的社会黑恶势力，藉以发动社会上的积极分子，组成联防及居民治安小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加强了社会的治安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率。仅以广西省南宁市一市为例，其镇反运动大规模发动前的1950年，刑事案发案率为4314件，镇反运动大规模开展后的1951年，一下子就降到了1318件，到镇反运动结束后的1954年，更降至455件，下降了80％还多。[42]（p183）过去广西许多地区的共产党干部外出，多需要成排的武装护送，镇反后有两三个人即可以自由行动了。那些在国民党时期长期受到地方黑恶势力、贪官污吏威胁欺压的社会中下阶层，包括许多中小工商业者，之所以会对这种大捕大杀的镇反运动表示接受，甚至拥护，此亦是其原因之一。（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