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周，都是北,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起家的商族本是东夷人，几经迁徙到达河南东部。东夷文化范围的遗存遍布燕山南北,包括辽宁阜新查海文化,沈阳新乐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的周族，原是"西戎牧羊人"的一支羌人，灭商后势力扩大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

战国之世，赵国虽然属于华夏文化圈，赵国氏族却出身于戎族。赵国氏族原本就是以畜牧为传统生产方式的氏族,后与戎狄族相互通婚,利用太原盆地民族融合和农牧经济纷呈发展的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赵氏先人大费佐舜调训鸟兽，夏商间费昌为汤御，孟戏、中衍为商中宗太戊御，造父为周戮王御，非子为周孝王主马于谓之间。这向以驯马和用马的文化现象，岂非一幅典型的游牧族--－戎狄人形象！赵文化构成的农耕文化与胡族文化的二重性对赵国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以至思想意识形态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至战国中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全部内涵就是承认和学习戎狄族的长处。这场大刀阔斧在全国推行的战国首屈一指的军事改革，唯独发生在赵国乃至能取得巨大成功，不应是偶然的---与赵人出身戎狄族有着粗壮的内在纽带。

楚王族既不是华夏、西羌，亦不是东夷，而是苗族先民、江汉土著荆蛮的首领。屈原本是巴族人 楚辞得益巴人歌。湖北百姓操藏缅、苗瑶混合语，湖南百姓操苗瑶语。随着楚国与中原诸夏交往的加强和对中原诸多华夏族小国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期，湖北百姓开始操汉藏语系汉语族楚语支，楚语支对西南官话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而没有华夏化的湖北百姓则成为土家族的祖先。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华夏的秦帝国，在此之前，也是一个不断迁移的部落或行国。秦人是原住在鄂尔多斯原野羌族的后裔，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期，顺黄河而西下，缓缓向西南移徙。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定居于甘肃西南黄河河谷、洮河河谷。新石器时代中期，秦人离开甘肃西南东徙，同时东迁的还有诸羌之族，其中首先进入中原的就是周民族。《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之先，与秦共祖。文献与考古资料,论证了秦赵共祖、出身戎族以及属于西方民族。秦、赵先祖大费、费昌、中衍、造父、非子、奄父直至起武灵王，一脉相承，盖以养马善御著称，直至骑兵骑战，其长驱驰骋慷慨悲歌的习尚，显然带有浓烈的西戎色彩，属于西北的游牧文化，而非来自低地泽国的东方及其被发文身而徒射的东夷海洋文化。再次从史前考古的视角看，殷墟以西、北各地考古多有家马遗存发现，与秦赵先祖的生涯相吻合。有趣的是,根据《史记》记载，秦人的始女修，就是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的，这是典型的鸟始生神话。而殷人和满也有类似的神话，可见秦人、殷人、满族之间的渊源关系是蛮深的。（有说秦人、赵人、殷人、满族都属于东夷)，除了神话传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我国有确凿证据的第一个王朝——商朝人也有留辫子的风俗。试比较一下，满清皇帝胤祯的发音是不是与秦始皇赢政的发音很像？反映了满族早就和中国境内的兄弟民族有密切的联系。

秦汉时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形成所谓“汉人”，汉代时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万，但是经过汉末动乱，到了三国时人口仅剩下七百万，其中蜀国人口最多时仅有九十多万（所以不难理解蜀国的基本战略非联吴抗魏无以自保）。而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当时十室九空的人口灭绝情况的真实记录。这样巨大的人口真空靠什么来填补？靠的是北方各族的大量南迁来填补的。然后就是长达两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大迁徙造成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的局面，１世纪末，匈奴统治集团分裂，其中的拓跋鲜卑等部落，开始由东北向西南迁移。魏晋时期，宇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相继兴起，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若干小国。后来，在与各部族的长期战争中，拓跋氏势力日益壮大，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属于阿尔泰民族通古斯群，原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仍留在故乡的鲜卑人，后来被人称为锡伯,或演变为女真，满族。在统治长达１４８年的时间里，北魏对中原政治、经济的发展，民族间的大融合、大统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是比清王朝更早、也更为彻底汉化的民族。影响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目的在于巩固北魏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如他们管理畜牧业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民族融合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时进行。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进入中原的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已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了
　　
　　隋唐时又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混血，辉煌的唐朝，本身就是一个部分汉化的鲜卑人政权,李世民与其家族是鲜卑人并不是什么秘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姓独孤。北周的时候，有个大将军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据《唐史》记载，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像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唐朝的许多著名大臣也由胡人担任:讨伐西域国家驰骋帕米尔高原的唐朝高句丽族名将 高仙芝,“安史之乱”的安禄山都是胡人。从早这一点看唐朝对汉人还有点"歧视",呵呵。當时的长安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节与朝拜者的到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以长安为起点,“商胡贩客，日奔塞下", 不应是偶然的---与统治阶层的胡人血统有着粗壮的内在纽带。唐代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到公元581年，中国人口4430万，其中南朝314万，北朝汉族3500万，汉胡混血儿500万，鲜卑杂胡116万。所以隋唐北方汉族血统大概为(3500+250)/4116 = 91%。

至于辽，金，蒙元，满清时期，混血不说，胡人汉化，汉人也胡化。宋辽金时期是北方民族以空前规模进入中原、并加速与汉民族融合的时期.迁徙杂居、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语言风俗的相互仿效,都促进了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金亡以后,北方地区已经形成了融合北方民族文化的、与以前历史时期明显不同的民族文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原各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 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迁徙明显有两大流向:一是中原汉族向边疆地区的外迁;一是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内聚.辽金时期中原汉人大量北迁,而东北女真人则纷纷南迁.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北方汉人、契丹人同列为同一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辽金时期北方各族人民的迁徙流动,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改变了我国北方各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极大地促进了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融合。元朝统一全国后，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进入中原的,元朝统治者本想对汉人、南人实行军事监视，不料却导致了他们的汉化，经过长期的杂居交往，蒙古人与维、回、西夏遗民等色目人与汉人已达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识别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蒙古、维、回、西夏遗民为避免歧视多改汉姓。改姓这一举动不同程度地加速着新的民族同化，许多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扩大了汉族的外延。

不得不说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仅在构成“民族”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共同心理素质上差异甚大，而且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早在1929年，我国学者就发现了汉族ABO血型南北人群的差异。近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的《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一书更是指出，汉族南北之间存在着遗传结构上的差异。南北两地的汉族血缘相差甚远，南北两地的汉族血缘比南北两地的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要大。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讲，我国的汉族只是文化上而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 总的来说，北方人是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而南方人则比较复杂，混有大量马来人种的成份。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中国地区的人种从中亚，南亚等地迁移而来时就形成了这种格局，即黄河流域一带以中亚迁徙来的蒙古人种为主，而长江以南则是南亚迁居来的马来人种，二是在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民族迁徙中，北方的蒙古人种又大量南下与长江以南的百越等民族融和混血而成。

总之,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族在这里肇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原地区形成，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合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姻，最后融合为一体的时期。可以说，研究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的一个窗口。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以迄明清，民族融合同化时间之长，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况的多样、复杂，均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