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人
杨显惠
1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
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
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

　　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
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
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开
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
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
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
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
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
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各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
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
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
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
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

　　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
—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
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
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
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
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
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
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
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
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
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
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
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
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
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
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
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
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
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
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
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
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
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
样，一蓬一蓬的，茎杆比骆驼草的茎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
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
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
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
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
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
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
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
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
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
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
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
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
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
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
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
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
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
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
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快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
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
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
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
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

　　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
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
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
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
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
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
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
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
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

　　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
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的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
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
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
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
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
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
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
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
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
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

　　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
初。

2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
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
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
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
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
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

　　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
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
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
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
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
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
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
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
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
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
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
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
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
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

　　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

　　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
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
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
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
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
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
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
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捱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
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
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
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
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
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
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
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
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
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
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
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
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
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
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
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
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
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
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
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
很少了。
3

　　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
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
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
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
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
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
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
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
定要办。当然哕，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
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
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
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档。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
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
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
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
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
北。我真后悔，后悔投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
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
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
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
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
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
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
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
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
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
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

　　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
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问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
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
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
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
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
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
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
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 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
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
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

　　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

　　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的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
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
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
片乱纷纷的窸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
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
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
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
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
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
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
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
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
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
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
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

　　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
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
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
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2005-8-6 17: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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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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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
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

　　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

　　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
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
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
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
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
能回来？

　　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
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
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
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
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
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

　　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
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
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
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
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
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
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
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
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的
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
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
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
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
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
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
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
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
可是丈夫投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

　　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
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
：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
劝一点儿作用也投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
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
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
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
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
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
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
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
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
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

　　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
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

　　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
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
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
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
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

　　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
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
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
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
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

　　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
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
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
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
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
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葡萄糖的粉末
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
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

　　…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
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
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
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
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
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
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
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
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
年再来呗。人都说人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
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登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
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
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