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学

　　1975年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 1929-）出版《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社会生物学的诞生。威尔逊将“社会生物学”定义为系统地研究所有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在书中总结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将达尔文主义与动物行为学综合起来。在最后一章，他将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成果推广开去，试图将进化论也用于解释人类的行为，把心理学和社会学也和进化论综合起来。恰恰是这一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议，引发了自《物种起源》出版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进化论大辩论。在威尔逊看来，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其他动物的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基因决定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尽管其本意不过是试图为人类行为的起源提供一个进化论的解释，而不是宣扬什么政治主张，但是这种有遗传决定论嫌疑的主张让人联想起了20世纪初期“优生学”运动的悲剧和纳粹的罪恶。因此，在人权活动家看来，威尔逊是种族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又因为威尔逊认为男女的行为差别由遗传决定，因此在女权活动家看来，威尔逊是性歧视主义者。右翼保守分子也同样不放过威尔逊，因为他居然认为进化论可以解释宗教、道德的起源。威尔逊有一度如过街老鼠，在各地做学术报告时经常遭遇抗议示威，甚至遭到袭击：他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年会上做完报告后，一个听讲者朝他泼了一脸冷水。连他的同事好友、遗传学家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 1929-）也与他反目成仇。他们两个人曾在芝加哥大学一起将群体遗传学结合进生态学。威尔逊搬到哈佛大学后，也请列万廷搬了过去。为了抗议越南战争，列万廷放弃了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头衔，成立“科学属于人民”、“生物学辩证法组织”，反对任何形式的打着科学旗号的反动势力。在列万廷看来，威尔逊已与反动派为伍了。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面对着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威尔逊能够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的证据很少。其中最强有力的，是有关人类乱伦禁忌的研究。对人类乱伦禁忌的起源，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认为乱伦禁忌是文化现象。弗洛伊德相信，人类普遍存在恋父、恋母情结，乱伦禁忌做为一种强加的道德观念抑制在家庭成员中自然产生的性欲望。与弗洛伊德同时的芬兰社会学家威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 1862-1939）的观点恰好相反，把乱伦禁忌当成遗传现象。他认为其起因是因为熟悉消灭了性欲望，也就是说，儿童发育时期的亲密关系（母子之间，同胞之间）导致性吸引力的消失。威斯特马克认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乱伦后代得隐性遗传病的机率大大增加，具有生存劣势。也就是说，生物学的原理是支持这种解释的。以后的研究证实了威斯特马克的观点，乱伦禁忌的确是遗传决定的。这些证据来自三个方面：一、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表明，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存在乱伦禁忌，那么人类做为灵长类的一员，似乎也应该有这样的本能。这种现象，最早于五十年代在日本的一个动物园观察到。那里饲养的日本猕猴存在着社会等级制度，最高等级的雄猴与任何一头雌猴频繁交配，却避开了它的母亲。以后这种现象在所有的灵长类中都被观察到，包括最为淫荡的矮小种黑猩猩。在许多灵长类，为避免近亲繁殖，青春期的成员将加入别的群体，而那些呆在一起的同胞，一般也避免彼此交配。二、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表明，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多么野蛮，也都存在乱伦禁忌，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与文化无关的一种本能。也许有人会举出反例：古埃及、印加和夏威夷的王室要求王室的同胞通婚。但是这只是王室的特例，可以认为是为了保证王权不旁落而采取的违反自然天性的举动。三、社会学的调查也支持熟悉消灭了性欲望的说法。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庄，成员的儿女被混在一起集体抚养。调查表明，那些在同一组里一起长大的小孩，特别是那些在三到七岁之间一起长大的小孩，彼此之间虽然感情深厚，却不存在性的吸引力。近年来，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家阿瑟•沃尔夫（Arthur P. Wolf）调查了台湾14400名妇女的婚姻史。这类婚姻都是包办婚姻，但是分为两类：一类是童养媳，一类由媒人撮合，在结婚当天男女双方才见面。结果也支持预测，前者的离婚率更高，生育率更低，表明小时候一起生活的确破坏了性吸引力和婚姻幸福。

　　威尔逊开创的这个研究领域，虽然仍不乏争议，却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近十几年来，行为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已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至少人的某些行为，是受遗传因素影响的。遗传因素必定是长期进化而来，那么，用进化论解释人的本能行为的由来，就成了一个可以成立的课题。社会生物学中针对人类行为的这部分内容因此独立出来，形成一门被称为进化心理学的新学科。但是，这门学科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已先天不足。它既不可能在人类进化史上找到任何心理“化石”做为直接证据，也不会被允许以人为材料进行进化实验，因此注定了它不可能像进化生物学一样成为真正的科学，而必定像它所希望取代的社会科学一样在科学与非科学甚至伪科学之间徘徊。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只能依赖从间接的证据得出推论。这些间接的证据来自四个方面：生物学的原理（一种行为有无生物学上的优、劣势，自然选择能否因此起作用），跨文化的研究（如果一种人类行为在不同文化中都存在，就可能是先天的），与其他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的比较（如果一种社会行为在其他动物中也存在，那么可能是一种本能），以及在人类社会中做的调查。显然，一个进化心理学的结论能否令人信服，取决于这些证据是否确凿。对乱伦禁忌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进化心理学的一个胜利，但是进化心理学的结论很少像乱伦禁忌这样有强有力的证据，而且不涉及敏感的社会问题。毕竟，把乱伦禁忌视为本能，不会冒犯任何人。当触及敏感的社会问题时，就可能遭遇强烈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