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www.HB.xinhuanet.com　 2005-07-12 15:43:11　武汉之窗
楚文化是一支瑰丽多彩而有独特风格的南国文化。它为楚族楚国楚地人民所创造，在缔造和发展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曾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公元前223年楚为秦灭，楚文化遭了厄运。虽然暴力消灭不了文化，但经过秦火的焚劫和时间的冲涮，楚文化，特别是它的物态面貌，逐渐被后人遗忘。加之先秦儒家治史的人，对楚文化抱漠视或鄙夷态度，记载甚少，或语焉不详，致使楚国前期的历史简略得近乎空白,即或后期留下的资料也很少。“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等古籍虽有对楚的记述，但都经过儒家的熔炼、筛汰，打上了儒家的烙印，如重伦理，轻科技；贵义礼，贱货殖；尚理性，少激情；务实际，拙玄想……而楚人所习的典籍文化如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木寿杌》等等,均已荡然无存。这样,楚人筚路蓝缕八百年艰难跋涉的历程，辉煌业绩，高度文明以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姓名、生平都晦暗莫明,甚至于淹没无闻。纵使后人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茫然。如先秦古籍里，连大诗人屈原的名字都没有,等到两百多年后的司马迁为他立传时，很多关键性的材料已不甚了然，只好把“传纪”写成抒情散文式的东西。以致后世直到现代还有人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

秦末起义者多为楚人，汉王朝的建立，可算兑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楚人从秦人手里夺回了天下。但这时的楚文化已不可能全面复原了，它只不过与其他区域文化融合，共同组成带有新质的彬彬之盛的汉文化。有人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文化一脉相承不可分割，这是今人的认知。就精神文化，特别是就文学艺术领域而言，这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就总体而言，楚文化的独立体系已不复存在。武帝纵然爱骚，但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楚文化的某些个性融入到汉文化的某些共性中才得到延伸。汉文化里有较多楚文化的基因，但我们要了解、确认先秦楚文化的面貌和特征，却不能以汉证楚，必须以遗存作出实证。

两汉研究和记载楚文化最宝贵、最权威的材料，自然是司马迁《史记》的有关内容。但或因客观条件所限，或因着眼点不同的关系，书中还没能充分显示出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当时楚国实有的文明高度，对楚的物质文明、技术手段展示不足。当然,这是不能苟求于司马迁的,我们只能珍惜他已提供的东西, 不能责怪他还未为我们提供什么。除《史记》而外， 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韩婴的《韩诗外传》等书以及汉人其他著作,也记有一些楚人楚事，但都零星散落，很不系统，很不全面。

楚的精神文化能流传后世，恐怕主要得力于屈宋创作的楚辞，它“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自传于后。它是楚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最高结晶，也是楚文明发展高度的标志，对后世的影响乃或在三百篇以上。楚文化的生命力通过楚辞在汉代就顽强地表现出来了。有汉一代的文学正宗——汉赋，就是直接承接楚骚而兴起。楚辞研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自汉以降，历代的楚辞文化研究出现过许多里程碑式的成果。如刘安的《离骚传》、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以及清人近人的众多著论,蔚为大观，已成一门楚辞学。不过就文学研究而言，自汉起至于近代,楚辞学还不算显学，显学仍然是诗经学，因楚辞不属儒家经典。到了本世纪80年代，情况似有了变化，随着楚文化研究热的出现，楚辞学已取诗经的显学地位而代之。只是传统的楚辞研究,限在辑集、注释、考订、评论方面(这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程)，自汉至近代一脉沿袭，少有拓新，不免视野偏窄，尤其缺乏从文化视角进行多维的、立体的、交叉的综合比较研究，对楚辞的文化意蕴、文化信息发掘不够。本世纪以来闻一多、郭沫若、鲁迅三位大师才有所突破，视野渐开，80年代以来才有长足的长进，打通了楚辞学与文化学、美学的通道，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

汉以后楚文化研究多方面的成果，若按时代顺序作番回顾的话,大致说来有：晋人习凿齿的《耆旧传》,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楚志,较有价值。晋代还有张方的《楚国先贤传》，盛弘之的《荆州记》、 罗含的《湘中记》、 庾雍的《湘洲记》及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其后有唐人余知古的《渚宫旧事》、宋人卢藏的《楚录》、路振的《楚青》及明人陈士元的《楚故略》、何迁的《全楚志》、高世泰的《三楚文献录》、陶晋换的《楚书》,廖道南的《楚纪》与周圣楷的《楚宝》等。追踪考索，纵观诸作的内容：或列人物，或叙政事,或记名胜,或定区域,或约论注,或记风俗。多属辑撰、方志之类，社会影响未开,且多数已经失传,现尚传世的除习氏《耆旧传》外，就只有盛氏的《荆州记》、宗氏的《荆楚岁时记》、余氏的《渚宫旧事》和周氏的《楚宝》等，也都流布未广, 传世较稀。 就中体大富赡的是周圣楷的《楚宝》，实为集成性的撰构，存目在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纪传类。它“载楚地、楚人、楚事,皆有论断,不苟与昔人同。”(蔡道宪《楚宝原序》)全书以人物为主，记上下数千年全楚人物，如叙一家谱系，实为不易。

就上所列，可以见出历朝楚文化研究，以晋人、明人两代着力为多,实绩颇著。但其共同缺憾是暗于楚的物质文化。清至近代楚文化研究虽未辍笔，有影响的专著、专论较少。

秦火之后,楚文化的辉煌成就，虽未能很好的保存承传，但却有不少深藏在地下。本世20—30年代,由地痞、劣绅、军阀组成的盗墓队，为帝国主义的冒险家打开了楚文化地下宝库的大门，在我国安徽、湖南等地盗掘出土了一批器物，抛到了欧美市场，识货的洋人如瑞典的工程师加尔白克，日本的梅原末治等辨认出是中国楚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发表研究文章,这样，我们国内的爱国学仁“吃反销粮”,才有机会从古器物方面认识楚文化,重视对楚文化的研究,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没能为这种研究提供应有的条件,进展缓慢。1951年, 新中国刚刚诞生, 便开始了对楚文化的科学发掘，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湘、鄂、豫、皖等地发掘了数以千计的中、小型楚墓，出土了大批令人叹为观止的珍贵文物。楚人创造的许多不见载于文献的实属当时世界第一流物质文明成果，得以昭彰于世，使人们的眼界大开。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对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及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作新的评估。
大冶古铜矿遗址的发现,随县曾侯乙墓大型编钟的出土，江陵马山楚墓丝绸宝库的打开，“鄂君启节”的现世，共同烘托出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泱泱大国。

从地下冒出来的楚文明，激励和鼓舞了楚文化研究者和热爱传统文化的学仁，他们审视这些出土的古宝、拂去历史的雾霾尘封，发现了一个超出文献记载的新的文明楚国，见到了一种新的楚国文明,楚文化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东周楚墓年代学逐步建立，楚文化考古学特征日益清楚。随之楚青铜器年代学也就逐渐明晰起来。

80年代更是楚文化研究的黄金时代，进入综合研究与专题深入的新阶段。在改革开放大潮的裹挟下，出现了楚文化热，且波及港台域外。1981年中国楚文化研究会诞生。南方湘、鄂、豫、皖诸省成立了相应的分会。中国屈原学会也于1985年在楚文化发祥地荆州古城隆重成立。一时间，大江南北，辽宁、天津、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市都先后建立了屈原研究会。以“楚”命名的各种国内的和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活跃空前。随之，各种研究成果、专论、专著大批面世,如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王光镐的《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等都是拓荒性的著作。至于单篇论文则数近千计。研究领域在拓展，观念方法在更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角度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局面，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看，都比以往的研究有了长足的长进。可以说楚文化研究是80年代中华大地上最持久最有生机的学科活动和文化活动之一，进入90年代，其高涨势头未减而有加，新的成果仍在源源不断地在涌现。

纵使这样，楚文化研究还有待深入和提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现今我们还不能说对楚文化的面貌、文明程度已经认识清楚。楚文化的许多问题，现尚笼罩在迷雾之中，就连一些起步性的问题，如“荆楚”名称、楚文化界定、楚族源流、丹阳地望、楚人何时立国、楚文化的特征、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都还众说纷纭,歧义旁出，悬无定论。种种疑案和问题，足可写一部“楚文化志疑”来。而楚文化文献史料散杂，也急需收集汇编；对现今的大量研究资料也需整理：或编出“主题摘要”或作“题解”或“制定论文资料索引”，或筛选出几百万字优秀专著和论文，出高水平的资料汇编或丛书。这些都是深入研究、写出高质量论著的重要条件。否则不仅影响我们对已有成果的了解和评价，而且也妨碍着楚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如目前研究中存在一种论题重复，观点雷同，材料陈旧，新见不多的弊病，是和不了解已经取得的成果有关的。如直到80年初楚文化考古已取得惊人成果,足可破除传统的“中原中心论”了,但却有人仍在作《古代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为什么比南方发达？》（《中国青年报》83年9月29日）这类命题就站不住脚的文章，宣传“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中原中心论”就是实例。

楚文化是光辉的，遭遇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楚文化研究正方兴未艾、前途光明灿烂。但要做的工作很多，可开拓的领域还很广很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