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我魂魄 (5) |
送交者: vj 2006年11月22日09:32:3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追我魂魄 文/云杉 追我魂魄 五 南艾铺生死决战———我以我血荐中华——美丽的灵魂如花瓣飘落——兔唇上山了——最后的记者 王俊在培蕊的大照片前注视了好一会儿,然后肯定的说:“我认得她。”接着他又说:“她会唱《清水河》。” 我觉得心扑的跳了一下,感到一阵兴奋,我终于找到谜底了,一切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 在这之前,我曾无数次想像过培蕊的生活,她一直在你的墙上凝望着你,带着她永不褪色的青春和美丽,你无法不浮想连翩,她应该有一段难忘的感情经历,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他们既然舍生忘死,人生也应该回馈丰厚。 “不对,”王俊断然说,“李营长其实并不认识她,他只听过她唱的歌,也只是一首歌。” “清水河?” “对。” 我有点迷惑的望着王俊,笑了。我觉得王俊近乎激烈的态度,带着老军人的迂气,“那没什么不好么,你又何必?” “我说的是真的,”王俊解释说,一边在字斟句酌,想确切的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是刚刚知道她的名字,李营长也是。她原来叫培蕊。” 王俊的说话方式很特别,似乎李营长和他在一起谛听我的答案,并且若有所思的说,原来她叫培蕊。 晚上,我一遍遍的听《清水河》的录音带。这首歌唱的是雨中的小茅屋和亲娘,很柔和,但我听不出什么特别之处。我感到奇怪的是,歌中并没有提到什么河,为什么这首歌叫《清水河》呢? 我给铜寿打了电话,向这位民歌专家请教我的疑问。铜寿先夸奖了我,说我研究民歌很上路,民歌就是这种研究法。我不好承认我不想研究民歌,我只是想研究李营长,培蕊还有一张照片留下来,对于李营长来说,他的一切空灵飘渺,“只留下一首歌了”。 铜寿沉吟了一会儿说,从歌词看,这首歌是怀念母亲和家乡的,用清水河来比喻母亲,也很贴切。不过我倾向第二种可能,怎么说呢,叫寄喻性吧。 什么是寄喻性?我问。 “他的家乡可能是山区,没有水,或者土地贫瘠,人们向往河畔肥腴的土地,清水河成了幸福生活的象征,那么,风雨中的家,永远存在的母亲,长久守望的姑娘,就是人生中的清水河。” 不知为什么,我叹了一口气。 日本兵已经漫山遍野的出现了,钢盔在阳光闪闪发亮,像一片嗜血的硬壳甲虫,他们密集而沉默,人数之庞大,超出了李营长的预计。 李营长向后撤的队伍看了一眼。山道狭窄,人流分成了几条巨龙,正艰难的向高山爬去。在这一刹那,李营长看见了一个背着红色小鼓的身影。 李营长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一眼认出她,也就是这一刻他突然明白,无论他死了还是活着,那个女孩会一直深藏在他心里。 女孩抓住了旁边一个姑娘的腰带,她们回过头来,向八路军的阵地望了一眼。 阵地和我们的生命同在,小姑娘。 两分钟后,战斗开始。 机枪的扫射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在山谷间回荡,阵地上的硝烟遮天蔽日,互相看不见人。 日军的六架飞机轮番轰炸,火炮在阵地上犁出了一尺多深的浮土,阵地后的一片核桃林被整整削去了半截,像人体的残肢般露出了惨白的树干。 阵地上的火力仍旧顽强而猛烈。 八路军769团是红军主力团改编,英勇善战。这一次又显示了英雄本色。 王俊现在还能说出一长串名字,他们像李营长一样一直存在在他的生活里,继续分享他的快乐和悲伤。他总是说柱子这个人很奇怪,他是讨厌老蔫呢还是真心的佩服老蔫呢,他为什么选择了和老蔫一模一样的死法呢? 柱子是独生子,参军的时候十六岁。与众不同的是,柱子的后脖颈上,独独留了一小绺头发,四周都剃的光溜趣青的。柱子作战很勇敢,他入党的时候老蔫代表组织和他谈话,指出柱子同志必须剃掉那绺毛……据说柱子又跳又叫的不干,说这是我娘给留的,仗打完了我还这样去见她老人家。党小组长兼介绍人老蔫一听就生了气,拍了桌子说柱子你这是什么觉悟,党和人民要继续考验你…… 从此柱子就和老蔫结了仇,主要形式是柱子专门揭挑老蔫,而且只在老蔫的痛处下口。 老蔫最大的乐趣是讲故事,尤其是在战斗间歇的时候。老蔫的故事内容只有一个,就是老蔫的媳妇如何死缠烂打的爱上了老蔫、他又因此备受困惑的事,但是情节每次都有所不同。 老蔫入伍前刚娶了媳妇,媳妇是个百里挑一的漂亮姑娘。可是老蔫自己长得却不大好看,有点驼背,大高个儿,眯缝眼儿。老蔫说他媳妇一见他就要嫁给他,要死要活谁也拦不住。老蔫可怜她才娶了她,娶过门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她要是三天看不见老蔫肯定要上房揭瓦。老蔫的表情好像殉难在爱情的烈火之中,摊开手说你看你看,娶老婆真是个麻烦事儿。 这时候同村的柱子就会笑上一声,说老蔫同志娶媳妇的真实原因是他从小是个馋嘴,他最喜欢吃瓜,大瓜小瓜西瓜香瓜,他没有瓜吃就站在瓜把式的地里发愣,一年又一年就引起了瓜把式女儿的误会,将错就错的嫁给了他。 王俊说李营长过去不参加这样的谈话,自从收到兔唇转交的布袜子之后,有时候也走过来听一听,然后深沉的一笑。这时候老蔫就趁机抽好多李营长的烟叶子,告柱子一状:营长,柱子这小子特孬,我想换个弹药手。 战斗开始后老蔫就负了重伤。八路军阵地上的散兵线很长,战士之间的间隔也很长,这样是防止伤亡过重。李营长已经估计到这次战斗特别残酷。 敌人的山炮几乎把山头削平,可是八路军的伤亡并不大,火力仍旧猛烈。日军开始用飞机低飞扫射。 王俊说老蔫突然在弹雨纷飞中跳出了战壕,他抱着机枪和飞机对射,飞机两处中弹,掉头逃窜。壮哉,老蔫! 老蔫的两条腿全断了,血流如注。柱子到处找不见卫生员,后来看见卫生包挂在一棵断树上,柱子才明白卫生员已经牺牲了。 柱子哭着给老蔫包扎,说老蔫你挺住呵,你媳妇等你呢。老蔫笑了笑说,你小子这次说对了,没有我,她能把房顶揭喽! 王俊说,八路军把人的勇气发挥到了极致。这是王俊的原话,我一字不易。 那是两翼敌军出现的时候。36师团屡攻八路军的防线不下,其它两部敌人翻过山岭,满山追杀正在撤退的八路军总部机关。 日军在手无存铁的人群面前,真正感到了杀戮的狂喜和欢乐,他们不再像硬甲虫那样一声不出,而是发出一种非人非兽的可怕嗥叫,这种嗥叫像浪潮般卷过了山冈和山坡。 八路军战士想用火力封锁住突然出现的敌人,但是日军像潮水般的涌出,并且从两翼攻上了阵地。 白刃战就此开始。谁也没看到老蔫什么时候爬出了阵地,他全身捆满手榴弹,手里举着一颗冒烟的手榴弹滚了出去,老蔫变成了一串爆炸的火光冲向了敌群。王俊不能断定柱子看见了这一切,但是陷入重围的柱子被刺刀刺中时竟然微微一笑,拉响了系在腰间的手榴弹。 八路军战士用的是让日军心胆俱碎的打法,日军再一次溃退。 暮色苍茫,血战后的阵地突然之间沉寂了,这是激战间的寂静,寂静中就带着妖异。 王俊突然看见,李营长直立在阵地之上。 王俊向李营长飞奔过去:危险,营长! 李营长站立不动。他说:王俊,你帮我看看,我们的人全冲出去了没有?他停了停,又说,我的眼睛模糊,我怎么看不清楚? 王俊望了一眼李营长,热泪突然迸出:“冲过山口了,敌人追不上了。” 李营长摸索着,把露出的肠子塞进了腹腔,满怀希冀的问:“鲁艺的同志呢?都冲出去了吗?” “都冲出去了,营长,真的,我骗你一句枪毙我!” 培蕊没有冲出重围。25日下午,她背着那面红色的小鼓走上了北山的峭壁。 极度的恐惧使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她唯一能想起的是那面红色的小鼓,她觉得小鼓无论如何不能落入敌人的手里。 满山片野都是日本人的嗥叫声,他们甚至摘下了钢盔,露出了丑陋的青色的光头,他们只用刺刀,像冲入羊圈的恶狼。 带着她们突围的是编剧老杨,他的白边眼镜用细麻绳紧紧系在耳朵上。他带着剧团最小的几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开始哭泣。 “不要紧,我保护你们。” 日本兵追上他们的时候,老杨突然转过身体,张开两条细瘦的胳臂,像保护鸡雏的母鸡,他厉声喝道:不许! 日本兵的刺刀贯胸而入。老杨的嘴里喷出鲜血的泡沫,老杨嘶哑的吼道:跑啊! 培蕊拼命向前跑去,她在一条涧流前站住了,溪水从上游汹涌流下,已经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人们向峭壁走去,那儿站着一个年轻人,他拉着一匹正在惊跳的骡子,他的大而黑的眸子在落日里闪闪发亮。 “有枪的留下,没枪的跳崖!” 他的喊声变成无数人的吼声,如浪潮般的卷过。 培蕊系紧了她的红色小鼓,走上了峭壁。 日本人停止了嗥叫,像一群突然静默的野兽,嗜血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惧。 战场在一刹那变得寂静。山风在落日下的悬崖间呼啸,在幽深的谷底盘旋。 那些被围追的人,从悬崖纵身扑向大地。深谷接连不断的回响着物体坠落和撞击的声响。他们有儒雅的学者也有稚嫩的少女,他们是身怀六甲的母亲也是敦厚平实的工人,他们选择尊严的时候也选择了死亡,而且选择得从容不迫。 我想起了王默磬给岳父信中的话。 中华有不朽之儿女,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王俊向南艾铺望去,在郁郁秋草中,当年的战场显得宁静而美丽。我问王俊:你断定李营长最后挂念的是培蕊吗? 王俊垂下头,沉思了一会儿,说:“是的。” 王俊不像我们当初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激烈了,也许这些日子里他也在思考,也许眼前的苍茫秋色给了人那么多的感触,我们俯视六十年前的战争,也在俯视人生。 王俊说,李营长只见过培蕊一面,仅仅一面。 那是在大扫荡前夕。那天王俊随李营长到团部开会,回来的路上已经天黑了。王俊想起晚上总部剧团来演出的事,身上就像揣了一只跳上跳下的小兔子,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李营长喝了一声:“王俊,你慌什么!” 王俊突然停住了。他听到山下传来很清亮的歌声,也能看到3营的驻地前一片光亮,显然演出正在进行。他知道从下午起3营就像过节那么快乐,每个人又洗又涮,现在已经打扮停当,像一排排刚擦过的子弹那么锃亮。他把头侧过来又侧过去,想听清那女声究竟唱什么,可是女声已经不见了,战士们的歌声却如雷贯耳的传过来。 “嘿,我的傻哥,”王俊抱怨说,“看把他们兴头的!” 王俊随营长回到驻地,演出已经结束。几个演员正在收拾乐器,有个女孩子抬头看见他们,就笑了一笑。李营长就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的演出很好啊。王俊不满意李营长的套话,就说,这是我们营长,刚巧没赶上看你们的节目。那几个演员不安了,说那怎么办?营长瞪了王俊一眼,说下次吧下次吧。王俊看李营长转身走了,就咬了咬演员的耳朵:知道吧我们营长,作战最勇敢了,可是人特爱害臊,一害臊就说套套儿话,说套套话就是想看节目了。 李营长没走出多远,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营长,等等! 这个女孩子就是培蕊。 培蕊很美,就像照片那样,宁静,纯洁,又很有生气。还有一点,她的声音很好听,像一串风铃在摇。 培蕊说:营长,听我们唱歌吧。 李营长两手乱摇:那怎么行那怎么行! 培蕊说:就唱一个,我唱。 培蕊说完了,就跳跳蹦蹦的回来了。 李营长也慢吞吞的回来了,脸上的表情像做错了什么事,远远的找了个位置坐下了。培蕊就问王俊:唱什么好? 王俊说:唱《清水河》吧,营长可喜欢听了,他不会唱歌,老跟着瞎哼哼。 李营长咳嗽了一声。 培蕊说:哦,红四方面军那边的歌。 伴奏的团员点点头,拉出了前调。 这是首湖北民歌,是怀念母亲的,多少有点伤感,它能和那些激越的红军歌曲并存,并且流传下来,真是一个谜。 山雨呀山雨清凌凌的下, 山湾湾旁边是我的家, 一盏油灯窗前亮, 娘亲盼儿早回家。 …… 《清水河》有八节,可以反复咏唱,一般情况下演员只演唱其中的两三节,但是培蕊把这首歌一字不漏的唱了一遍。王俊说他现在还能想起培蕊唱歌的样子,他说她很像一只鸽子,美丽又纯净的鸽子,她身后是黑暗的起伏的山峦和旷野,她的年轻的身影在黑色的背景下显得那么奇怪,她的歌声柔和悦耳,她似乎在述说比今天和明天的战争更长久的什么,那种回响在人生中的希望和忧伤。 李营长一直静静的听,一动不动。 歌声在他心上淌过,就像清泉流过干硬的土地。这一刹那发生了什么样的裂变,谁也无法猜测。 这是一种特殊的、难以解释的感觉,它介于痛苦和欢乐之间,它让人想流泪又想歌唱,李营长只是觉得生活第一次对他神秘的微笑了一下。 李营长不知道这是什么,却把它永远留在心里了。 过了两天,部队出发。李营长突然问王俊:那位同志叫什么名字?王俊莫名其妙:哪位同志?李营长突然火了:“当然是那位唱歌的同志,女同志,你怎么不长记性?” 王俊怔怔的望着营长:“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培蕊走上峭壁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李营长。我和王俊仰望这个陡峭的山崖时,只能想像出她像花瓣般的飘落。峭壁下面是一条深深的峡谷,大约有两公里长,据当地的老乡说,当年这条峡谷里到处是殉难的八路军人员的尸体,还有拉下来的骡和马。 壮耶悲耶?我问铜寿。 …… 还有一个人,铜寿说,这么多年,我还想找到她。 谁? 兔唇。 兔唇回到铜家峡的时候,铜家峡已经变成焦土瓦砾。区工作队带着闻讯赶来的乡亲,正在忙着抬埋尸体,寻救伤者。 兔唇是三天前去区里报信的,黑村长发现老魏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就断定要出大事。他派兔唇连夜出发,无论如何要找到区里。 可是日本人来得更快。 昔日安谧的小山村已不复存在。 兔唇只问了一句:我舅哩? 邻村的大娘们就抱着兔唇的头说好娃好娃哩你不要去看。 兔唇就一句话也不说了。她一直抱着腿坐在大树下,从这里可以看到黑黢黢的太行山也能看到黑村长他们死去的小河滩。 山上的枪炮声一阵阵传来,好像山那边地动山摇。区工作队的同志和乡亲们都站在那儿听。有一个说听说????日本鬼儿包围咱们八路军呢,有的说不对不对是咱们八路军在打????日本人呢。 兔唇的眼睛亮了一下,问是李营长他们? 区工作队的同志说:对,孩子,是李营长他们。 人们发现兔唇的时候,兔唇已经走到半山了。人们急慌慌的喊起来:上山危险啊危险啊,你干什么去? 兔唇停住了,问了一句: “李叔呢?” 山下的人手乱摇,山上在打仗呢快下来! 兔唇又停住了,她又问: “李营长呢?” 一位老大娘吆嗬嗬的哭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娃你不要命了你疯了!” 兔唇掂着猎枪,上山了。 我刚回到北京,就接到穆易的电话,他说陈辉不行了,让我到医院去。我想了想,拨通了铜寿的手机,没人接,我给他留了短讯。 我已经隐约感到铜寿和陈辉之间会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陈辉病房外的走廊里站着很多人,穆易也在。我没想到陈辉还会有这么多关心他的朋友。穆易身边还有一位矮小的老妇人,神情悲伤,但是镇定,她对穆易说,你让我待在这里。 病房的门打开了,医生出来说了一句什么,大家好像没听清,问是不是叫家属?老妇人立刻站了起来,向病房走去。医生说不是,病人叫记者进来。 大家面面相觑。穆易突然对我说,你进去。我茫然不解,但是穆易坚定的说,你进去。 陈辉深陷在医院白色的被子下面,眼睛睁得很大,他看见我,就微微一笑。死亡这种力量很奇怪,它像一阵狂风,把尘世的一切浮尘吹落,露出人生的本来面目。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在是那个郁闷失落、被儿媳撵得居无定所的陈辉,他又变成当年那个刚勇无畏的战地记者,他忠诚、快乐、生气勃勃,选择了自己的理想就会一往无前。 他伸出手指,对我说:你记,你写,你写下去。 我突然明白了,我对他说:是,我记,我写,我写下去。 晚上的时候,陈辉死了。 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看见一个穿了黑衣服的女人,她大约有四十多岁,看样子保养得很好,还很苗条。穆易沉郁的眼睛好像闪烁了一下,他径直向她走过去。 “你是陈辉的儿媳吧,我要和你谈谈。” “谈什么?”女人警惕的问,但是脚步没停,向门外走去。 “谈陈辉的事儿!”穆易不依不饶,虎着脸追了过去。 女人站住了,冷淡的看着他。“您这是干什么?我又不认识您,”她又用英文加了一句,“先生,请你自重。” 穆易终于爆发了,他高声叫道:“陈辉死了,可我还想问问你,你就一点儿也不愧疚吗?你们就那么自私,那么冷酷吗?” 人们听见吵闹声就呼拉拉的围了过来,穆易还是又跳又叫:“抢夺国有资产轮到你了吗?剥夺工农权利轮到你了吗?”我看穆易说得离谱,用力把他拉开,然后附耳对他说,我来修理她。 陈辉的儿媳身边正围着几个人劝解。女人说,我不生气,和一个脑软化的人计较什么! 接着就说起在美国的丈夫儿子的事。众人都在等车,便走过来听,气氛渐渐融洽。 我看看她,突然一笑说,你的眉毛,是花百十块钱绣的吧? 女人一怔,下意识的用手按了按眉毛,不解的看着我。我推心置腹的对她说:“这个就不对了。国内的时尚是——我是说高尚人士,做一次美容,没有一千多块做不来的,这是品牌意识,要的名牌名店,花的是感觉。你看看,你这样走在街上,别人会轻慢你,会可怜你。” 她脸色沉了一下,不说话了,样子有些沮丧。 她的眼圈微红了:“当然,在外面要打拼,还要供房,我容易吗?我不卖国内的房子,供得起吗?他们还不理解,还——” 声音嘶哑了,终于涕泗滂沱了。 我在大门口看见了铜寿,看样子是刚下火车。他看了我们一眼,就冲进了医院。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穆易:铜寿和陈辉是怎么回事儿,那个孩子是谁? 1942年,二十一岁的陈辉随着区工作队冲进了铜家峡,铜家峡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烧毁的房屋还在冒着青烟,街道上,水井里,到处是村民的尸体。这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孩子,大约两岁的样子,赤身裸体,浑身熏得乌黑,他逡逡而来,好像目无所视,在每一处半坍的门前停下来,叫一声:娘! 这幅情景肯定永远留在陈辉的心里,它成为北平学生陈辉的人生转折点。 穆易说陈辉抱起了这个孩子,哭得象一个傻子,还说仗打完了叔叔来看你。 穆易说,陈辉一直在找这个孩子。 我想起临走前铜寿给我的诗稿,我从手提包里掏出来,递得穆易,诗稿上写的是《我的歌》,卷首上是: 追我魂魄 八千儿女浴血疆场,天地为之久低昂, 青山寂寂碧血无痕,追我魂魄呵还我刚阳, 中华女儿呵令人难忘,她好像百合花凋落在太行, 热血男儿从容赴难,留下这美丽的故事永远传唱。 我对穆易说,他终于找到他了。 文/云杉 事实比我写下来的更撼动人心。 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追我魂魄》会有这样大的反响。 2004年2月,热情的读者把它贴到网上之后,几天之内,传遍世界许多中文网站。远在国外的朋友也把他们看到的评论发给我。 在网络上,你几乎是面对面的看到读者对作品的看法,人们对这篇作品表现出的热忱使我非常感动,有的网站组织网友去寻访培蕊的殉难之地,而对没有留下名字的李营长,大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好消息,李营长找到了”的评论。人们感兴趣的是,这到底是一篇文学作品还是真实的采访记录?它背后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追我魂魄》虽然是文学作品,但是它涉及的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八路军总部突围的那次战役,其惨烈的程度远远不是我的笔墨能够涵盖。关于这次战役,正面描述的很少,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仅在后来编撰的《彭德怀》传中有所提及,大约不足百字,文章中说突围人数是两千人。 但是根据我接触的亲历者回忆,人数应该在八千人左右。这不仅包括八路军总部的直属机关,也包括学校、兵工厂、银行、剧团、医院、报社等随队转移的人员,我想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至于说有多少人牺牲,那大概是一个永远的谜了,不是不想统计,而是根本无法统计。我在文章中说到溪流被染成了红色,山谷里铺满人和骡马的尸体,到处散落着机器的零件,不是我的想像,而是原话就是如此。我只能说的是,事实比我写下来的更撼动人心。 我特别惊诧于当事者后来那种平静,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平静。我提出要采访一位跳崖后侥幸活下来的女同志时,她“愁得一夜没睡,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事迹”,“就是剧团的演员,连枪也没有”,“后来从悬崖跳下了,队长也跳了,大姐们也……八路军么,就是不能当俘虏……” 不少读者喜欢左权与李营长那几句简短的对话,认为很凝重。那是真实的,生离死别,却平静得尽在不言之中。 是英雄而不自知,那是真英雄。 我想起了一个细节。在为数不多的资料里,也提到了这支由外国共产党员组成的支队。他们人数不多,大约一二百人的样子。其中不少是朝鲜人,也有其他国籍的同志。这些人的特点是文化程度都很高,通晓两三种外文。他们坚决要求留下来阻击敌人,但是领导不同意,参加阻击任务的八路军指战员也坚决不同意。 要求参加阻击的人很激动,要求他们撤退的人也很激动。 在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花絮吧。 当我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年参加战斗的老人看着我,很奇怪我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他回答说:他们有文化,是人才,应该留下来…… 留给战后的中国,抑或是那个向往中的大同世界? 这是热血而慷慨的生命,他们赴死的时候从容,也留下对未来的祝福。人性至此,我也无言。 不过我还是补充一句:还是有一些外国同志要死要活的留下来了,和八路军战士一同阻击“黑鸦鸦的、看也看不到头的日本军队”,“都打疯了,站起来打,机枪就架在肩上”,然后…… 资料说,他们“牺牲得很英勇”。 中国革命,要比文字能流传下来的惨烈得多。 《追我魂魄》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原型。培蕊的原型是山西人,出身于基督教徒家庭,两个哥哥都在抗战中牺牲,后来这个唱诗班的小女孩也走上了战场。与文章不同的是,她坠崖后被树枝挂住了,得以幸存,但是留下了终身的残疾。李营长固然有他的原型可循,我没有给他留下姓名,是因为他是一代中国军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出身于最贫苦的社会底层,是中国革命把他们百炼成钢,成为那种“无法让人忘怀的、战神一样的英雄。”他们留下来的故事,丝毫不比人类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英雄史诗逊色。 我特别要提到的,还有新华社的前辈,那些老战地记者留给我的印象。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他们一直恪守着忠诚和信念。新华社前驻柬埔寨的记者杨木,是最后一位见到波尔布特的外国记者。波尔布特垮台后,美国人四处搜寻他的藏身之地,美国大使约见了杨木,提出用重金收购他与波尔布特在山洞前的合影。当时的波尔布特已经被整个国际社会所抛弃,处境就好像今天的拉登一样,而杨木已经退休,过着清贫的生活。如果杨木交出了照片,谁也不会说什么,可是杨木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从来不会出卖信任过自己的人。 我是做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报道和研究的,在一次军事专家和朋友的聚会上,我无意中讲了这次八路军总部战役,大家说如果你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就是犯罪。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上纲上线的激将法了,应该说没有这些朋友的激励,我可能不会写这部小说。 一个月后,我来到了太行山的南艾铺,也就是当年发生激战的地方。时值深秋,夕阳西下,那种青山寂寂、碧血无痕的感觉一下涌上了心头,我突然找到了《追我魂魄》内在的旋律。和我同去的一位新华社的同事,可能是心有同样的触动吧,她为《追我魂魄》的主题歌谱曲时,我听到后马上对她说,对,就是这种感觉。 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一位同事把它发给了正在加沙的战地记者,这位女记者在导弹呼啸声中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阖眼了,手中的电脑是她和祖国唯一的联系。她非常喜欢《追我魂魄》,但是她提出了一个字的改动,建议把“一位新闻记者的追索”改为“一名新闻记者的追索”。 我理解,这不仅仅是谦逊,还有对职业的认定,“在事件面前,我们永远是微小的”。 我的前辈,我的同事和朋友,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这部小说,我不再是写一段过去的历史,而是“我们”和历史之间无法回避的思索。 去年的一个深夜,我还在网上浏览,突然一位网友的话跳入了我的眼帘:喂,现在还有人没睡吗?我刚看完了抗战小说《追我魂魄》,中国,我为你自豪! 这位年轻人——不知为什么,我无端的认为他很年轻,而且很可能是正在读书的学生——可能不会想到,此时此刻,有人正在静静的倾听着他的声音。 如果那些抗日先驱英魂有知,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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