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我魂魄　（１－２）

文/云杉

　　——一名新闻记者对一场战争的追索

　　　　人可以落魄，但不能失魂。一个失魂的人就会成为被人摆布的木偶，他的命运会比死亡更悲惨。——穆易


　　序言

　　我承认，李营长、兔唇和培蕊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因为无从捉摸而令人兴奋不已。他们存亡未卜，连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世都渺不可考。唯一真实存在的，是培蕊在太行山麓留下的那张照片，因为新华社一级技师的精心补救，培蕊年轻的面容才从褪色的底版上浮现出来。我首先惊讶的是她的年轻和美丽，而这两样东西是极具穿透力的，它们穿透了六十年的岁月，带着莫名的活力，浓雾般的包围过来，这使我为她的死亡而伤感，并且认为，她的青春和美丽因此具有了永恒的意义。

　　培蕊的八路军装在褪色的照片上显得浓重，仿佛是黑色的，而她身后的太行山，却因为照片的老化，显得云雾飘渺，若远若近，就像我现在看见的那样。

　　我和民俗研究会的老铜寿爬上十字岭的时候，铜寿已经气喘嘘嘘，于是那一口山西话就越发显得缠绵：“就是这儿了唉就是这儿了！”

　　秋天的暮蔼已经重重叠叠的浮动在山坳和远方，山的浓绿和峭拔都变得恍惚，而远处那个叫做南艾铺的垭口，笼罩着淡青色的雾气，半隐半现，美如仙境。我无法想像这里曾发生过极其惨烈的厮杀，数千手无寸铁的八路军机关人员、文工团员、学生和新闻记者，在冈村宁次数万精兵悍将的追杀下拼死突围，掩护这些人突围的，是一支不足三百人的八路军武装部队，在敌我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这些八路军战士把勇气和疯狂发挥到了极致。我想那一定是天地为之动容的场面。

　　当年的通讯员王俊说他在整个战斗中一直在阻击敌人的阵地之间疯狂穿梭，报告总部和人们的突围情况。他说李营长站起来把肠子塞进了被弹片切开的腹部，好像卷起来一条垂下来的皮带。

　　王俊说李营长还问了他一句话，然后他露出了悠然神往的神情。他又补充说这句话其实无关紧要，你可以从文章中把它删掉。

　　“鲁艺的同志都冲出去了吗？”

　　追我魂魄 一

　　　　为了一张照片去寻觅一场战争——新华社这次忘了哭泣——铜家峡惨案——爱也如渊，恨也如渊

　　人生有惧，便曰浮生。我怕开会。

　　风闻开会，整个编辑部就忙碌起来，做好应付一个冗长、乏味下午的种种准备。编辑和记者们携巨型水壶、保温杯，席卷半个编辑部的茶叶，暗藏治疗颈椎病的棒状仪器，宛如一支准备穿越沙漠的驮队。待尘埃落定，会议开始。编辑部主任姓罗，高个儿，有点胖，露出一脸端容，左右睥睨鹰视，见无人做小动作，便掏出一大叠纸头，张口便念。

　　我见众人都葱笔价矗着头听，心里直抱怨：为什么要长篇大论的念呢？难道编辑部还有不识字的吗？又细看罗总编，觉得他长得有点儿像佛。如此这般，瞌睡上来了，朦胧之中已不知身在何处，仿佛觉得罗总编用手拍桌子，厉声道：不许睡觉！我在梦中惊跳起来，大叫道：我没睡我没睡！

　　人们正木着脸听罗总编口干舌燥地念，忽听我叫得奇怪，都楞了一下，方恍然大悟，都哄笑起来。我正没法可处，天籁似的，走廊里有人叫我的名字：接电话！

　　电话是资料室的管理员打来的：“那张照片的作者找到了，他叫穆易。”

　　“是不是去柬埔寨的那个穆易？嗨，要他的照片可真难。”

　　管理员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他就在这儿，你来一趟吧！”

　　资料室在地下室。宽阔深邃的大厅里排满五六十年代那种深黄色的木柜。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站在书柜的中间，和管理员说话。我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从塑料夹子里取出那张照片，我猜想这个人就是穆易。

　　他转脸看见了我。他脸上有一种沧桑的、聪颖的神情，这种特别的气质使他与众不同。

　　如果一个人经历了几十年里发生的几乎所有战争，他一定会有什么变化。

　　“这是1942年拍的，没错。”他把照片翻过来，上面有一行变成黄色的钢笔字：培蕊，1942年5月，太行山，年17岁。

　　“这些字是，我写的。”

　　我们走到书柜后面，那里有一张书桌和两张单人沙发。

　　“她是鲁艺的文工团员，唱歌的。”他非常肯定地说，“如果照片已经无法送给本人，我就会记下来姓名、地址等等。”

　　培蕊，1942年五月，太行山，年17岁。

　　这些字迹确实散发着伤感的气息。

　　“我是那年五月遇见她的，当时我是晋察冀军区的报道员，去太行山采访，回来的时候在山下遇见了鲁艺文工团的一大群女孩子。其中一个对我说：嗨，记者同志，给我留个影吧！”

　　“她就是培蕊。很年轻，她回头招呼别的人，那些人笑着不过来，她也在笑，她的笑容很灿烂。我的底片已经用完了，但是还有我们称为‘尾巴’的一小块空白，我决定试一试。我问她：要是照片洗出来了，怎么给你？她笑着招招手说：到前线见！我也说：前线见！那时我们非常年轻，非常快乐，觉得生命很长，而且会充满许多快乐的相见。”

　　“她死了，是吗？”

　　“你听说过八路军总部被袭事件吗？”穆易看见我一脸茫然，就说，“1942年五月，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三万精锐部队包围了八路军总部，被包围的人都是机关、后勤、学校、文艺团体的人员，培蕊的剧团也在其中。”

　　“我至今都不知死了多少人，”穆易说，“很多人都跳下了悬崖，那条很深的峡谷里到处是人和骡马的尸体——后勤人员在跳崖的时候把骡马辎重都拉了下去，什么都不愿落到日本人手里。”

　　“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但是这些被包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女性，都从悬崖上跳下去了。”

　　为了报道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历史材料中打滚，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

　　“你可以查一下资料，”穆易注意到我的神情，“新华社华北分社在这次战役中死伤惨重，肯定会有记载。”

　　穆易站在窗口吸烟，他说话的时候目光炯炯，一点儿也不像年过古稀的老人。

　　我和穆易顺着地下室黑暗的甬道往外走，他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会对这张照片感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告诉他，“关于抗日战争的纪念报道已经结束，你知道，我们总是这样，热闹一阵，然后风平浪静。可是我忘不了这件事，这可能是职业的兴趣。”

　　穆易点点头，表示理解。他随手掏出一张纸，用笔写了几个名字交给我。他说这几个人都经历过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可能对我有点什么帮助。

　　穆易的话的确没错。关于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史料记载很少，即使有，也是一笔带过。在山西辽县志中，这样写道：

　　1942年9月18日，辽县、辽西县合并，正式更名为左权县，纪念在本年五月“反扫荡”战役中英勇牺牲在辽县麻田的左权将军。

　　显而易见，这不是一场胜仗，八路军总部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大亏。没有一份材料能够表明，被包围的八千人中，到底有多少人牺牲，我唯一能肯定的是，那决不是一个小数。

　　新华社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42年5、6月间，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纠集三万多精锐部队，突袭我八路军总部，进行“铁壁合围”。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四十多位同志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新华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有一百一十多位新闻工作者殉职，但在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就死了四十多人，将近二分之一。我已经可以想像这次战争的惨烈。其中，对一位女记者黄君珏的记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黄君珏，女，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2年在八路军总部突围战中跳崖牺牲，英勇殉国。

　　对黄君珏简单的介绍中，附有她的爱人王默磬的一封给其岳父的信，这封不同寻常的家信记述了妻子殉难的过程。王默磬也是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当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就倒在离黄君珏不足五十米处。侥幸的是，他活了下来，成为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唯一见证这惨烈史实全过程的人。他在给他的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烈士记实》）

　　当天晚上，我定了去山西的火车票。

　　后来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对这张照片和它背后的故事念念不忘？这个念头一直萦绕于怀，直到我走上了十字岭。

　　铜寿是省文史办的人介绍给我的。他们介绍说，县民俗研究会长铜寿是太行山下的铜家峡人，是这一方土地的人精子、地里鬼。他写的《晋中情诗》、《谈鞋论袜》堪称民俗研究文学的精品。他说不定会对我有所帮助。于是我一路上想像一位慷慨悲歌、挥洒自若的民间艺术家，身穿大红套头毛衫，他听到我的采访目的欣喜若狂，肯定会鼎力相助。

　　后来我发现自己是一个过度乐观的人。县招待所空荡荡的大厅里蹲着一个人，他大约六十岁左右，瘦小而黝黑，正眨着眼看我，神态不那么恭敬。他看到我发愣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估摸是你哩！”

　　他身边放着一个油腻腻、鼓囊囊的大书包，露出纸夹、笔记本什么的，脚边是一只补缀过的网兜，装着饭盒和水杯，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显然是从什么地方赶过来的。

　　“你有甚事尽管说，能帮上就帮上。”他不卑不亢地说。

　　没有比这场面更令人灰心的了，他旁若无人的从大书包里把一卷卷揉皱淋湿的稿纸、笔记本掏出来，摊在茶几和地上：“不碍的，你说。”

　　我刚想说什么，他突然发出一声悲叹，口中啧啧有声：“你说可巧不可巧，下车就来了雨了！”

　　民间艺术家想继续惊呼，看了看我的脸色，不做声了。那些稿纸虽然淋湿了，可还看得出是抄写得十分工整的民歌，大约是男女酬唱的情歌之类。我向来觉得这种东西古怪，今天格外觉得烦恼。铜寿仿佛觉得有些歉意，对我解释说：“都是难得的，唱家越来越少了。这是老羊倌儿唱的，你听听：

　　哥住九十九丈崖上头，

　　妹住九十九道沟下头，

　　哥想妹妹想得紧，

　　百丈崖头跳下来。”

　　“好是好的，”我勉强笑道，“只是再见面，岂不是拄拐了？”

　　民间艺术家紧紧闭上了嘴，他肯定认为我是一个十分粗俗的人。我呢，已经决定和这位只会吟弄情诗的窝囊艺术家分手，直奔县政府党史办公室。

　　当时已经下午两点，六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让我饥肠辘辘，我突然说吃饭吧，我想吃真正的山西刀削面。铜寿沉闷的脸似乎开朗了一下，说：“这话对。北京的面条儿算什么呢，糨糊！”

　　铜寿指点的那家小铺在一条矮巷的尽头，铺面很小，三张红漆桌儿。在白腾腾的蒸汽后面，铜寿脸上的不快已经消逝，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应该去资料馆找找，毕竟年头太久了，这不是歌儿，不会传下来的。”

　　我喝着汤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说：“我怎么觉得是歌呢？”

　　铜寿的目光闪动了一下，又开始吃饭。

　　“再说，我要鲜活的材料，过去的资料太不够了。”我问他，“你不是铜家峡人吗？那里不是太行山区吗？”

　　我似乎觉得他的身体收缩了一下。

　　“哦，不错，”他怔怔地看着我，“可是铜家峡人已经死光了，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铜寿放下筷子，他的胳臂抱在胸前。我记得新闻系的老师讲过，这是典型的身体性语言，表示抗拒。在我看见他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他的抗拒。可是，他抗拒什么呢？

　　他想了想，好像下了决心似的对我说：“谢记者，真是对不起，我想来想去帮不了你什么忙。这么多年我主要是收集民歌，打仗啦政治啦什么的不是老百姓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他看我不说话，继续说：“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

　　如果说一个小时前我还想和铜寿分手的话，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我逐渐感到好奇。我感到铜寿坚硬的眼神后边，他的灵魂象一只悲凄恐慌的小老鼠，伸出头来说：不要碰我！

　　夜里十一点，我拨通了穆易家里的电话。我知道这个时间打电话很不礼貌，可是我心情沮丧，一大杯速溶咖啡让我更加自怨自艾，我甚至对这次采访都充满怀疑，我相信在很多人眼里，这是愚蠢、可笑和冲动的。我为什么冲动呢？为了六十年前的一张美丽的照片吗？我根本不认识她，而且永远不会认识她。

　　“顺利吗？”穆易的声音清醒有力，看来他还在自己的斗室里伏案写作。

　　我报告了在这里的情形，但是我特别倾诉的是我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伴随着我，当我来到太行山采访八路军总部突围战役的时候，这种困惑走到了极端，我甚至感到了恐惧。

　　“如果我到太行山贩卖柿子，所有的人都会理解我，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实干的人，但是我寻找的是一场过去的战争，哪怕它是史诗，别人也会认为我是脑筋有点儿问题、不切实际的人”。

　　穆易好像没有听我唠叨：“你刚才提到铜家峡，这位艺术家是铜家峡人？”

　　“是啊，怎么啦？”

　　“他没说错，”穆易斩钉截铁的说，“1942年，也就是总部突围那一年，铜家峡二三百口人全让日本人杀光了，这是一件有名的惨案。”

　　“全死了？”我疑惑的问，“你的意思不至于说铜寿是一个鬼魂吧？”

　　“当然不是，”穆易说，“我是说他没有骗你。这个地方后来就荒芜了，如果有人，也是解放前后陆续迁过去的，他们当然不会了解情况。”

　　我突然惊醒的时候，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突然感到恐惧，怔忪之间，突然听到了一声嘶哑的哀嗥！非常清晰，仿佛在我的身边，又仿佛在不远的什么地方。那声音那么悲伤，那么恐惧，使我情不自禁的颤栗了一下。我拧开灯，声音消失了，四周充满寂静，我可以在这种寂静中听到我的心跳。后来我一直回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它让人无法相信一个活的生物，会发出这样的悲鸣。那一刻，我相信了灵魂的存在，因为灵魂在沉沦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让人血液凝固的声音。

　　我冲出门，过道是昏暗的，只有门洞里亮着一盏灯。我忽然想起，这个招待所里人很少，这层楼里可能只住着我和铜寿！我想起救星似的大喊起来：铜寿！铜寿！

　　我背后的一扇门打开了。铜寿伸出头来看我。

　　一切都很安静。我听到楼梯上女服务员说话的声音，还有人边走边打哈欠，那可怕的声音没有了。

　　我呆在那里不知所措，我感到铜寿惶惑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

　　“该睡觉了。”他说。

　　早餐的时候，铜寿对我说，他要赶八点钟的长途汽车。这在我的预料之中。我突然感到歉意，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因为朋友的一个电话，就不得不做他没什么兴趣又力不能及的事。我说：谢谢你了，以后到北京去玩儿吧！

　　铜寿沉默了一下，他的脸色似乎更憔悴了。

　　“我到铜家峡就打电话给你。可能有一个人知道你想了解的事儿。”他说。

　　“谁？”

　　“杨太婆。她是铜家峡最后一个活着的人。还有一个人，就是——我。”铜寿往门外走的时候迟疑了一下，“我有很多年没有回铜家峡了，我只能试试看。”

铜寿走后不久，我就听到楼下有人粗喉咙大嗓门的叫我名字。跑下楼一看，服务台那儿站着一个留平头的男人，手里挥舞着一卷纸，他说他是县政府的，给我送一份北京的传真。

　　没想到是穆易发过来的，他真有点钻头觅缝的办法。

　　这是一份1942年《新华日报》的影印件。上面写着：

　　日寇制造铜家峡血案真相

　　记者陈辉报道：5月29日，日寇在对我大扫荡中，屠杀了太行山铜家峡村215名村民，其中有几个月的婴儿，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晋冀豫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昔日安祥的铜家峡，已变成一片焦土瓦砾。记者赶去的时候，焦黑的废墟还冒着呛人的清烟。这里躺着二百多具乡亲的血体。

　　在水井旁，一位怀抱幼儿的年轻妇女倒卧在血泊中，她怀中的孩子依然用死去的小眼睛凝视着母亲。村长郝玉生的遗体散落在村前的河滩上，已经被日本人的狼狗撕咬的惨不忍睹。看到这惨景的人们无不失声痛哭！

　　要告诉大家的是，铜家峡村的二十万担八路军公粮，一粒也没有落在敌人手里！

　　“我找到杨太婆了，她在等你呢！”

　　铜寿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晰，我甚至能听出几分激动。这有点不像我认识的铜寿。他告诉我，杨太婆就住在圩头镇，离县城不过十几里，他反复叮咛我去找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姓肖的人，是他的朋友，从他那里可以借一部车，送我去圩头镇。

　　我从电话里可以听到淅沥的雨声，还有很嘈杂的人说话的声音，仿佛在议论什么，我听见铜寿很权威的喝了一声：没有问题的！然后铜寿对我说：听见了吗？这里下大雨呢！你不要坐长途车，我们会在路口等你。

　　我们？还有谁呢？我心里有点疑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铜寿开始接受我了，这使我心情大为振奋。我和肖——很巧的是，他就是给我送传真的年轻人——去圩头镇的路上，他一直在谈论铜寿，他好像很惊讶我用了什么办法把铜寿动员起来。

　　“铜老师从来不这样，”肖说，他把破旧的吉普车开得颠颠簸簸，“他只关心民间艺术。什么刺绣啦剪纸啦等等，还有民歌，他自己就是一位诗人。他很低调，不大和外界来往。”

　　肖是山西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很开朗。他把铜寿形容成带有神秘气质的艺术家，他特别欣赏铜寿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态度，他说这是一种境界，普通人无法领会的境界：文雅，优美，忧伤。

　　肖告诉我，铜寿是他的校友，六十年代毕业的。他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当一位大学教师或者机关干部。可是他在哪儿也待不长，一直到他回太行山，才安定下来。三十多年了，一直做他的民间艺术研究。老婆没跟来，离婚了。现在的夫人是很贤淑的农村妇女。

　　我们的车在山路上蜿蜒而行。空气清馨而潮润，起伏的太行山岭层染着火焰般的红色，美丽得令人惊叹。

　　“这不是枫叶，”肖解释说，“学名好像叫栌。这种树越往山里走越多，尤其到了深山里面，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看过去，好像血那样红呢！”

　　追我魂魄 二

　　　　杨太婆语出惊人——日寇如刀俎，百姓如鱼肉——孙二水留不住程长官——一溃千里的中国军队

　　车到路口，果然看见铜寿在雨中等着，旁边还有几个人，看见我们，便欢呼起来。其中有一个高个子，远远的就伸出手来，说：你们早应该来呀！

　　铜寿好像活跃了许多，脸色泛红，一一介绍，那高个子叫广元，上角村的民办教师，是个业余作家，其余两个人是镇文化馆的，都是太行山区的人。他们热情而开朗，很以太行山的抗日历史自豪。

　　我也很高兴，我终于不再被人看作一匹斜冲出来的黑马了。

　　我们是在路旁的小饭铺开始这场令人兴味盈然的谈话的，从记者的角度说，这是浪漫和现实、悲伤和神奇交织的前所未有的采访记录。广元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太行山人抗日的书《热血集》，准备自费出版，“我养了一群羊，把羊子卖了，就够两千元出版费了。”

　　然后他开始历数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日本人的大扫荡啦，神枪手刘玉堂啦，还有铜家峡。但是在他的讲述中，铜家峡不是一个悲惨的事件，而是和一个叫黑村长的人有关系的、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

　　“日本人把全村人和黑村长押到河滩上说：把八路的公粮交出来！不交出来统统死了！黑村长掏出小烟袋锅儿，不紧不慢的说：死不死的不要紧，先给我把烟袋点上！鬼子队长愣了一下，哼了一声，翻译官赶紧颠颠的过来了，黑村长瞪了一眼二鬼子，‘呸’的吐了一口唾沫，鬼子官想骗出公粮呀，没办法，只好自己来点火了，黑村长抽了两口说：捺紧点！拿着鬼子的手指头就当烟签子使——真是他老人家啊！”广元陶醉在自己的情绪中，镇文化馆的两个人想补充什么，广元不容置辨的说，“黑村长死了，谁看见了？前些年老人们不是都传见过他？这事我从小就听说过。”那两个人不说话了，看他们的样子，我猜想这样的争论经常发生。

　　铜寿一直在吸烟，他的眼神有些恍惚。我问他：“黑村长是谁？”

　　铜寿说：“郝玉生。”他静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郝玉生死的时候不是全尸，老乡们一直传他活着。”

杨太婆的家就在镇上。一个很普通的小院子，种满了丝瓜和葫芦，绿藤缠绕，果实累累，显得很有生气。我坐在门槛上，听老人叙述六十年前的往事。她说到铜家峡的时候，眼光就会深深的从那青翠的小院子望过去。

　　杨太婆因为耳聋，声音便出奇的响亮。“黑村长呃，”她说，“论起来，还是我没出服的堂叔。好个火爆性子人呢！那一年，他硬是不叫八路军吃饭，把人家的锅给挑了！”

　　众人意外。坐在门槛上的广元断然道：“你老人家糊涂哩！”

　　“我咋糊涂，真事儿么！”杨太婆反驳说，众人的讶异使老人有些自得起来，我忽然觉得当年的杨太婆，一定是个俊俏伶俐的小媳妇儿。“俺叔听说李营长他们吃完了大萝卜，还要吃焖山药，脸就黑沉沉了，好你们些清水大肚汉哩！众人拉也拉不住，俺叔抄起一根顶门棍儿，直嗵嗵跑了出去。”

　　“李营长他们没进庄户院，野地里架上一口锅，带皮焖些山药，俺叔，他老人家，吆吆喝喝跑上去，一棍把小锅挑了多远！”

　　广元脖子上的红筋绽出，纳闷而诧异的听着。

　　“后来那年，李营长和日本人在山上打上了，满山枪炮响……呀，兔唇那娃，掂着俺叔的土铳就上山了……”

　　杨太婆的目光向青翠的小院子望去，她太老了，我看不清是悲是喜。

　　李营长、兔唇和黑村长穿过六十年的迷雾，终于出现在我的记录中了。关于李营长，我们所知甚少，比较确切的是，他当时是八路军129师769团的营长。广元因为黑村长挑翻了李营长的山药锅而懊恼，我说我完全理解黑村长的心情。

　　我是和广元在清远寺那间冷雨敲窗的客房里谈论这番话的，那天我们就宿在镇外的清远寺里。山雨蒙蒙，我们从窗外只能看到清远寺拾阶而上的朱红回廊，油漆剥落，非常触目。当年这条回廊里挤满了避难的百姓，他们无处可逃，便躲入了寺庙，庙外枪炮之声不绝，庙内妇孺哭声震天。清远寺的住持是一个年轻的僧人，他出来安抚众人：这是佛门净地，日本人不敢来的。接着他拔步曳衣，喝令手下：快快关上山门！

　　这一切在广元的叙述下栩栩如生。我好像看见那个穿着灰色僧衣的年轻人目光坚定，他相信佛门能隔绝屠杀。铜寿一直在看那部黑白小电视放的怀旧电影《茶馆》，这时候他突然闷闷不乐的说，我每次听王利发的那句台词，就会掉眼泪。我们中断了谈话，回头看他，铜寿说：中国的老百姓呐，盼哪盼哪，就盼着一个能做主心骨儿的政府，盼着这个政府说，咱们苦也不怕，难也不怕，要死死在一起！

　　房间里突然静默了。我想到刚才的话题，问：“后来怎么样了？”

　　傍晚的时候，山门被撞开了，冲进来一队鬼子兵。年轻的住持跑过去，挥舞着双手，想说什么，为首的鬼子，只一刀，把他从肩膀劈成了两半。

　　天真的和尚。

　　杨太婆说那年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老百姓觉得自己像没娘的孩子。我一直觉得杨太婆的这句话深奥无穷，因为它可以诠释一部中国的现代史。

　　当时流传着一句民谣：大官儿包金裹银，小官儿拔锅卷席，小百姓哭栖惶看天望地。大小官员跑了个罄尽，跟着潮水般的难民后面，就是如入无人之境野兽般的日本兵。太行属晋中，县城不大，也有几十户店铺，不少士绅人家，觉得无处可逃，当地一位名绅温显忠老先生，慌不择路，带着病妻到山中避难，却撞上了一队日本兵，日本兵先用刺刀一阵乱捅，杀死了温老先生，又强奸和残杀了那位老妇人。消息传来，县城里的，士绅们便像塌了天似慌作一团。日本兵奸杀劫掠的消息虽然比比皆是，但士绅们在慌乱中还有一些安慰，认为只是对小百姓和“暴民”的，中国人尚中庸之道，商会会长丘立本侃侃而言：谁来了不纳粮？我忠厚传世，诗礼之家，又怕谁来？到了这时，丘会长也慌了神，独自捶胸大叹：咱中国的军队去哪里了？

　　恰逢其时，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某部奉命弃土南撤，路经县城。带队的姓程，保定军校毕业，原也有一番报国之志，只是看到大官小官跑得奇快，便想：识时务为俊杰之人。但一路撤下来，心中不免有些赧然，因此约束部下，并不十分薅恼百姓。程长官原想在县城略事休整便走，没想到城门大开，城中鞭炮齐鸣，缙绅百姓列队欢迎，程长官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一个胖子就跄踉上前说：大军一到，救民水火，解民倒悬呀！

　　接着大摆宴席。原来丘会长早看出这队伍待不久长，心里有个计较。丘会长有两个女儿，都在太原读中学，如今避难在家，成了会长的心头病。会长见程长官三十来岁，人物也还整齐，就想把程长官入赘在家，一来，留住队伍，二来女儿也有了着落，强如受了日本人的害。丘会长原也是有些怕兵的，更不知如何与兵们“沟通”，忽然想起会里有个帮闲孙二水，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就和孙二水面授机宜，让孙二水陪说，用现代话说，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翻译。

　　孙二水也是一头雾水。照他的理解，把普通的事情，说得粗俗俏皮，就是和兵们“沟通”。饭桌之上，程长官对着满桌佳肴并不动容，只是略动了动筷子，就放下了，见商会的人抬着猪、羊、瓶酒进来，就说国难期间，何必如此？丘会长听了，心中越发敬重，心意已决，桌下踢了踢孙二水。孙二水便凑近程长官，一脸暧昧笑容，说程长官您不想找个女人吗？……呵呵！手还在空中打了个榧子。程长官笑了笑，说兄弟不是这样的人。

　　孙二水说不是一般的女人呵，是会长的令千金。丘会长的脸早像红布一样了，他怕孙二水说得更加不堪，狠了狠心，把一盒子银洋细软推到程长官的面前，说：“不知长官有无家室。虽然是小地方，弟兄们的饷粮，统统在鄙人身上……”

　　程长官心中了然了。他已经有四五个老婆，撤退之前，他想让女人们各自随娘家逃难，没想到话没落音，大老婆就揎臂扬拳的吼起来：自己兔子似的溜了，剩下老娘们谁管哩？女人们又抓又咬，把程长官按倒在地。程长官勘定内乱，着实费了工夫，现在如何敢再搅揽女人？再者，一头毛驴能驮三千现大洋，驮女人只能驮一个，这个账谁也算的过来。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程长官含糊应道，“留或不留，需要请示上峰。”

　　众缙绅见程长官没有封口，各自欢喜，便安排下去，叫各庄户筹集军饷。

　　村里庄民们直忙乱了一夜。第二天，铜家峡的人抬着肥猪粮草走到半路，只见社首、保长气吁吁的赶来，面如死灰，拍膝打腿的道：罢了罢了！原来，程长官的队伍半夜就溜了，丘会长带着人追到城外，哪见半个人影？社首等人去时，丘会长正在城门口跳脚大骂。社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说着说着，流下泪来，说：回去和大家说一说，有投奔的就寻个活路去，我不信天塌下来能把人都砸死？

　　程长官走后十几天，铜家峡人在村口看到了另一支队伍。杨太婆还记得，那是下午时分，这支队伍人不多，大约一百多人，衣服破旧，乌眉黑嘴的，但是精神饱满，模样也和气。他们看见村里人站出来看，就高兴，起来，吆喝着：“乡亲们！我们是来抗日的！”

　　带队的是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黑眉毛，模样很秀气。他看见村民们伸着头呆看，脸就有点红，低声说：跟上！队伍走整齐！这几十人踢踢塌塌跑起来，队形一阵大乱，情绪却格外激昂，呼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天下工农是一家！

　　村里人没见过这形态，都张了嘴瞧。女人们就嗤嗤的笑起来。这一笑，便将几个月来铜家峡的愁云惨雾吹掉了不少。据说，村东头那位算命瞎子已经把老婆遣走，原打算后半夜悬梁自尽的，也把绳子解了下来。

　　这支队伍就是后来著名的马自芳爱民模范团，英名远播，可是当初并没有那样风光。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南逃，太原的铁路和煤矿工人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成立了工人自卫队，参加了八路军。可是这些工人出身的自卫队员，却从来没打过仗，连枪也没摸过。八路军129师派出了红军主力团的一位军事干部，姓李，给这支队伍做营长，算起来也不过半月的时间。

　　李营长和他那支热情高涨、缺乏训练、又雄心勃勃的队伍走入铜家峡人的视野时候，仿佛命中注定，要和铜家峡人产生一段生死与共的情缘。铜家峡的人们是如此期盼一支能抗击日本人的军队，根本没注意到，这支队伍的武器是多么简陋，衣衫是多么褴缕，不但不能和程长官的正规军相比，就连那些到处薅恼的国民党溃兵游勇都比他们阔气些。总而言之，铜家峡人被期望冲昏了头脑，一个有力的证明是：猎户郝玉生放下正剥皮的野兔，走进社首家的堂屋，蹲在地上抽起了烟袋锅儿：打日本的队伍呢，能不管些支应？

　　“有了支应，兵们便不跑么？”社首用红红的眼睛看着郝玉生，“我是想明白的人了，蚁民，蚁民，百姓的命，和虫蚁一样哪！”

　　家里的几个女人，正在进进出出的藏埋东西，连土炕上的席都揭了。社首家是这一带出名的俭省人，老婆和寡媳原本就穿得邋遢，如今除了八十余岁的岳母，老少女人们都用香灰和锅黑将脸涂抹了，又一道道的流下黑色的汗来，样子十分可怕。

　　郝玉生便和社首、村中那些年高德韶的长者议定了，将还没有窖起的萝卜、山药送几担过去，一来这东西携带不方便，二来村中也赔送得起。

　　这一仗打得日怪。可能连李营长也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快和日本人交了火。那天上午，放羊的羊倌儿出去就看见了日本兵！羊倌扔下了羊，一口气奔，回了村里，刹时间，儿啼犬吠，村里人就乱成了一锅粥，那时侯还没有跑反的习惯，人们能想起来的就是关门闭户，有的把猪崽鸡娃都藏到了炕上。

　　李营长带着人就出了村。他们刚隐蔽在一道山梁后面，日本兵就过来了，大约一百多人的队伍，刺刀和膏药旗在阳光下泛着白光。

　　那一刻李营长并没有开火的意思。他想观察一下日军的意图，而且，他的新编营也没有实战经验，除非万不得已，他不会主动出击。

　　有个队员可能太紧张了，身下的土块咕噜噜的滚下山道，日本兵听见了，用日本话哇啦几句，就向这边开了几枪。队员们一下跳起来，大喊着：打呀！打呀！七手八脚就开枪。李营长按下这一个，又跳起了另一个。日本兵的子弹已经像飞蝗般的射了过来。李营长一面组织他们向山后撤退，一面举枪还击。这一仗来的快去的也快，日本兵开了一阵枪后也没有追来，继续沿着大道向西而去了。

　　到了日西时分，这一仗已经绘声绘色传遍全村了。村民们这时并没有任何褒贬意思，只是客观的评述：好像土坷拉惊起一地麻雀，扑楞楞的四下里飞哩！

郝玉生一直没说话，沉着脸听人们的议论。不时有小青年来报告李营长他们的动态：

　　“……进村了。”

　　“那些些萝卜都吃了，带皮吃。”

　　“……现在点火呢，要煮山药。”

　　“好你们些清水大肚汉哩！”郝玉生怒气勃发了，一阵风似的冲出门，于是，那口刚冒热气的铁锅，跳了几跳就滚下山坡，在李营长他们心里撞出一声巨响。

　　铜家峡在惊悸过后又恢复了平静，炊烟开始悄悄的漾出。

　　李营长在村口看见了两个女人，社首的妻和童养媳出身的寡媳，她们抱着一只死鸡，蹒跚的走了过来。

　　“他叔，”老妇人木木的在李营长面前站住了，“鸡也遭罪哩……”

　　她的儿媳有些智障，眼泪在家兔般温顺的眼中滚动：“他叔……”

　　她们听到日本兵的消息后，魂飞魄散的逃回屋中，并且把那只下蛋的母鸡也抱到了炕上，鸡吱嘎乱叫，慌乱之下，两个女人用破棉被捂住了鸡，鸡扑腾几下，不动了，待风波过后，鸡已经直挺挺的死在了炕上。

　　惊恐又六神无主的两个女人向门外走去，也许，她们只是想找人诉说诉说。村口荒凉的大道上，一动不动的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李营长。

　　她们的脸上涂满煤烟，花白的头发随风飘荡，在夕阳下怪异而丑陋。她们令人忍俊不禁又令人热泪盈眶。

　　这一幕使李营长永志不忘。王俊说，它碰撞了一个男人最深沉最温柔的情怀，激起了一个军人最壮怀激烈的感觉。

　　“你越说我越不懂了！”我对王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