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夷火器在明清之际此衰彼兴的原因

红夷火器在明清两朝发展的概况：1626年明军独恃西洋大炮取得宁远大捷，到1643年在关外以1∶10的火器劣势处于“茫然无恃”的境地，此令生前的徐光启是万万意料不到的。无论从文化传统、技术力量和外部援助等各方面来说，八旗军的条件均不如明军，但明军坐失良机，清军后来居上，这是值得深思的。

其一，从根本上讲，红夷火器在明清之间兴衰的实质，是彼此间新旧事物较量的结果。明末社会危机严重，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其军队在后金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明统治者不得不引进红夷大炮来解燃眉之急。然而，围绕着红夷大炮输入明朝这一事件，反映着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深。在朝廷内部，朋党之间争斗不已，对于西方火器技术中一些较先进的成果，常常拘泥于迂腐的“华夷之见”，不能够充分加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有徐光启等一批有远见、有学识、一心报国的士大夫也与事无补。据载：明亡后，徐光启关于引进红夷大炮的《徐氏庖言》一书留存于钦天监内，顺治帝看后，“读不释书，叹曰：‘使明朝能尽用此言，则朕何以至此也！’”（注：徐宗泽：《明清间耶酥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可见，明朝的失败首先是因为内部腐败所致。与此相对照的是，清朝作为新生力量，在入关前后，随着清太宗皇太极统治政策的调整，清朝已显出蓬勃向上的活力与对明人的征服力。他们征朝鲜，绥蒙古，击明军，占有关外辽阔的疆土，已与明朝形成新的南北对峙局面。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经历，若以文明程度而言，尚处封建制的初步阶段，而汉族已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若以人才而论，他们起初没有一个称得上精通红夷大炮原理和制造的人，西洋传教士也从未去过辽东。然而，清统治者内部比较统一，政治也相对清明一些。事实证明，他们采取的许多内外政策是成功的（注：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其二，西洋火器在明清两朝的推广受到传统的社会制度、军事制度的制约。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华夷意识”和长期视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传统，使得明清之际的许多士大夫对西洋火器采取排斥的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天主教惑世诬民，夷人不可用。此“华夷争辩”的实质是明末中西文化两极遭遇之后的第一次大冲突。同时，由于明代重文轻武的制度以及卫所制下的军籍制度，军队缺乏有效训练，士气低落，使西洋火器的掌握和应用受到严重制约。可以说，红夷火器的拥有固然重要，但训练和掌握更加重要，而这种训练和掌握又与文化形态、社会激励机制、军事制度等密切相关。相对而言，（后金）清的社会与军事制度与明朝相比要合理一些，如对红夷大炮的重视、制造，对质与量的孜孜以求，招降纳叛，组建炮队，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以沈阳和锦州为中心的军工基地，实属独具慧眼。

其三，早期西洋火器的自身缺陷，直接影响到它在明军中的推广和使用。在明季，无论是明廷自制的火炮还是从澳门买自葡萄牙人所制的红夷大炮，毕竟还有许多缺陷，它自然影响在敌我作战中的推广。红夷大炮与传统火器相比也不例外，临阵时如果没有步骑兵和配合和保护，还不足以稳操胜券。所以，尽管从它铸造所遵循的“模数”、施放时的“炮表”化、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射程的远近、爆炸力的高强度中可看出，其威力着实惊人。但其局限性有：（1）它是西欧16至19世纪之间的前装滑膛炮，与19世纪中叶以后所用的后装线膛炮相比，无论从形制上还是从制造工艺上都要简单得多。其内装火药为黑火药，与其后所用的无烟火药相比，威力上差距悬殊。（2）它长于攻城，拙于野战，装填发射的速率不高，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在野战时，明军每役所能动员的火炮数尚不足以构成有效的火网，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敌我情势发生逆转，则往往无法机动反应。因此，明末在辽东的多次战役中，明军虽拥有红夷大炮，但却无法有效压制以“骑射见长”的满蒙的重铠铁骑的勇猛冲杀。这种尴尬打击了明作战官兵应有的热情。

四、红夷大炮在清中后期由盛而衰及其原因

清军于1644年入关后，农民军、南明政权和各地反清武装，虽然还能利用原有的不成规模的火炮与精于骑射、擅长野战与炮战的清军抗衡，但是他们再也无法阻挡以先进的红夷炮群装备为主的清军统一全国之势。清军入关前后，攻城略地，皆依赖火炮。清顺治年间，出于镇压农民军和消灭南明政权的需要，火器生产的势头有增无减。清廷在北京设立炮厂、火药厂，由兵仗局统一管理，由此导致了清代第二次红夷火器生产的高潮。

康熙初，因战事减少，造炮规模一度锐减。但1673—1681年间为消灭三藩之乱，1681—1683年间为统一台湾，1685—1686年间为同沙俄侵略军开战，清军掀起了第三次造炮的高潮。此时乃至以后清代火炮的发展趋向，是在明末偏重发展重炮的基础上，逐渐向轻型火炮方向发展的。如平定三藩之乱，因为战场在西南和东南山地，重炮运动不便，乃侧重发展轻炮。《清圣祖实录》卷49记载，康熙帝谕示兵部：“大军进剿，急需火器，着治理历法南怀仁铸造火炮，轻利以便登涉。”据《清朝文献通考》卷194《兵16》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1659年来华，从康熙十三年（1674）到二十八年（1689），为清政府制造火炮共计566门，随后，清政府在紫金城内的养心殿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康熙一朝共造炮900多门，工部下设的火药厂每年的生产量达50余万斤。这些炮药装备于清军中，在几次关键性的战役中，均起了巨大作用。

康熙三十年（1691）建立了专门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练习火炮，掌皇帝的守卫扈从。营兵从满州八旗中抽调，共辖官兵近7800余人。它的建立，标志着清代炮兵兵种的正式成立。此时红夷大炮在中国的发展无论是造炮规模、数量、种类，还是火炮的性能和制造技术，都已登峰造极。如1689年铸造的61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红夷炮，体型硕大，花饰精美，别具特色，代表了当时铸造火炮的最高水平（注：舒理广等：《南怀仁与中国清代铸造的火炮》，《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

但是，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朝利用红夷大炮定台湾、逼沙俄，平噶尔丹，并西藏、青海，周围已无敌手。自以为八旗军骁勇无比与火炮技术天下无敌，此后就不再注意武器的改进和发展。此后各届朝廷都沿袭康熙朝之例，对火器制造进行专横的控制。《清史稿》卷14《兵志》中记载：雍正即位后，“以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重新强调刀矛弓箭的作用，使火器制造技术更加衰落。至乾隆年间，火器制造更是墨守成规。乾隆二十一年颁布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中，列举了85种炮名，但没有创新的炮种。

1792年英使马葛尔尼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使华，自此揭开了近代中英两大帝国相互接触、认识的序幕。在带来英王送给乾隆的礼物中，就有显示英国军事力量的舰炮模型及枪支，但乾隆对此毫无介意，着人送人圆明园车库封存。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侵略分子们见到英王送给乾隆的马车和榴弹炮，仍然零件俱全堆积着，他们惊诧清政府据有这些火炮，却从来没有设法改善它的性能（注：陈亚兰：《清代君主集权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3期。）。红夷火器知识和技术的传承失调，也显露在许多方面。如嘉庆四年（1799）曾改造160 门前朝的“神枢炮”，并改名为“得胜炮”，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竟然还不如旧炮。

历史到了1840年左右，中国在此时的火炮，与明末清初的红夷大炮相比，并无实质性变化，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但从总体上讲，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中英双方火炮没有决定性的差距，只是在火炮的制造工艺方面有精密和粗糙之分。由于制造工艺的粗糙，导致清军只能使用较小之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炮的威力，使当时同属前装滑膛炮的中英火炮性能存在某种差距。然而这种差距却并非实质性的，而只能属于数量意义上的。清军的大炮虽不及西方68磅级别之威力，但对于彼之中小型火炮而言至少不相上下。当然存在的问题还有：中方红夷大炮发射的球形实心弹侵彻力不够和命中精度不高。侵彻力不够的原因是火药不好；命中精度不高，原因是火炮笨重，缺乏可以灵活转动的炮架（注：吕小鲜：《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两军的武器和作战效能》，《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欧洲火炮的技术原理在19世纪中叶以前也尚未进入后装线膛阶段，仍旧属于以黑火药做发射药的前装滑膛枪炮时代，这与当时的清朝火炮并无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18世纪末以后的欧洲火炮，在火炮理论、炮身铸造、炮膛精度、发射药、炮弹、射程、机动性、炮车等方面均优于中国，如在制造工艺和爆炸弹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遂使鸦片战争时的双方火炮技术存在着某种实质性的差距。此是中国人惊呼英人“炮利”的秘密之所在，也是导致清军所以败绩的一个重要原因（注：潘向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火炮技术比较研究》，《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在一些战役中英军使用了一种球形空心爆炸弹，杀伤力十分大。而当时仍沿用实心球形弹的中国军队，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注：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清华学报》（台湾）新竹，新26卷，1996年第1期。）。稍后，林则徐（1785—1850）命火器研制家黄冕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形制在中国罕见流传，连同其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清军武库之中（注：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清华学报》（台湾）新竹，新26卷，1996年第1期。）。

可以说，中国从1620年在徐光启倡导下引进红夷大炮开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欧洲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同时，从15世纪到19世纪，虽然欧洲火器技术的发展相对于中国来说要快一些，但就欧洲火器技术发展的绝对速度来说，这一时期欧洲“火器的改善进行得非常慢”（注：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但是，西洋火器的东渐，尽管使中国的火器界有机会较系统地接触了西方火器，使在走向衰落过程中的中国火器科技出现了一次复兴。但是，从它引进后的200年间，红夷火器从本质上没有大的发展，并在近代火器化军事革命过程中，中国已渐渐落后于西方。此是由下述一系列因素使然。

其一，从根本上讲，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期落后的生产方式制约了火器技术向更高阶段的推进。16世纪以来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快地成长起来，手工工场成为当时工业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并在17、18世纪逐渐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生产。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为火器的军事变革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唐宋以来中国得占火器化军事革命先机，受益于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宋元明和清初各代火器有所发展，都和当时不断发展的手工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但是这种工场手工业始终处在强大的封建生产关系严密包围当中，全国范围内的小手工业生产方式很难转化为大工场手工业。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至清康熙时期（1662—1722），在长期小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中国火器界部分地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但落后的生产方式最终不能推动火炮制造业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明中期以来，中国虽然也有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零星的，更缺少近代科学的试验方法，冶金、机械、化学等工业尚未发展起来，这就决定了时代未能为火器技术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物质条件。火器在此时的发展几乎是孤立进行的，缺乏协同技术，火器的制作看不到技术组合的痕迹，性能的改进没有相应的机械实验设备，这就阻碍了对兵器性能的精确测量，导致火炮在质的飞跃方面缺乏动力（注：徐新照：《文化价值观与古代兵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2期。）。

其二，从主体的能动性方面来看，火器制造受到了最专制的封建王朝的严重束缚。从明清之际的东西方火器交流史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两朝似乎有一个追赶世界火器革命的机会。因为此时欧洲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就是在清乾隆朝后期，东西方人科技的频繁交流以及中国强大的君主政权政治，似乎应该将火器科技的发展再向前推进一步。然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6页。）。因为火器的改进、生产和用于装备部队是离不开科学的，提高火器水平、改进大炮构造、提高射击精度不仅需要化学和数学知识，而且这些需要所提出的问题又反过来成为科学发展的焦点。可以说，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背后，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治制度的开明。而这一点，作为中国最专制的明清两朝的统治阶层是最不愿看到的。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两朝处于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君主集权政治是建立在落后的地主制基础之上的，皇帝是落后阶级的总代表。皇权政治代表着落后的生产关系对新生产力的束缚。君主个人的品格和才能“可能改变事物及事变的局部后果的个别外貌，但终究不能改变事物发展的一般方向”（注：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0页。），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种趋势的产物。因此，君主集权政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火器科技的推动力，但却是整个近代意义上的火器科技产生和发展的主要障碍。

其三，从火器理论的重要性来看，受明清两朝的火器界没有理论、实验、技术这三者之间循环加速的内在机制的制约，是其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西欧军事科学的发达源于科学理论、实验、技术这三者之间循环加速的内在机制的促进，自15世纪末以后，科学理论和实验首先出现了加速发展，技术则于18世纪开始起飞。科学理论、实验、技术三者趋于一致，成为一个不断加速发展的整体。而西方枪炮技术也从15世纪末就开始了科学、理论和实验三者的研究，到了17、18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确立以后，真正得以有了长足的进展（注：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及整个文明形态，使中国古代兵器科学技术具有连续、缓慢增长和技术发达的特征，科学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之间以及学者和工匠之间是离散的平行的关系。明末以徐光启、孙元化等人为代表的火器技术家，他们著书立说，引进和传播欧洲火器科学技术的先进理论，使明末至康熙年间的火器研制，能够在新理论的指导下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条件的限制，徐光启等人还不可能从更广阔的范围内吸收国外的最新信息。火器家们往往用阴阳五行学说这种感性的思维，代替严密的科学理论研究，而且由于阴阳学说解释一切问题的消极影响，造成一种惰于实验的风气。进入清代以后，康熙帝虽曾延请南怀仁主持制炮之事，但是他并未在培养火器研制人员，引进和推广欧洲近代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等方面作过努力，相反地到是在其禁海政策的推行下，关上了欧洲近代火器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大门。在这种闭关自守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的火器研制事业，不但不能获得新的近代自然科学理论的营养，甚至连明末徐光启等人所取得的成果，也随着这批科学群星的陨落而不能为继（注：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所以直到鸦片战争以前，我国的火器研制者仍然只能把徐光启等人的遗篇，当作经典著作来拜读，制造了200 年前就已定型的陈旧火炮。其落后的状况，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了。正因为如此，当西方国家开始在机器工厂的车间里，穷思极想用机器制造机器时，清帝国的火器科学技术却在偶然和孤立的进展中缓慢地积累和爬行。

其四，清统治者长期对中国火器持夜郎自大的心态，也是其得不到发展的一个原因。清八旗军崛起于辽东的后金，几经征战歼灭关外明军主力，也获得了对关内明军作战的火力优势。清军入关后，火器都处于优势地位，农民起义军、南明政权以及各地抗清民众都不能抵挡清军统一全国之势，清军长时间在统一战、割据战和农民战争中的火力优势和一连串的胜利使清朝统治者满足于现有的火炮鸟枪和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自诩“以武功开国，弧矢之利精强无敌”，反复强调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注：转引自萧大维等《火药化军事革命在古代中国的沉浮对我们的几点启示》，《中国国防报》2003年12月25日。），不愿组织研制新型火器，改善军队装备和国防设施。之后由于对外封闭，不了解世界的另一端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危机意识淡漠和战略需求不足，几乎使古代中国的火器业军事革命难以开展下去。同时，这种对火器持夜郎自大心态的背后，必然伴随轻视发明创造和闭关锁国的政策，隔断东西方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的交流渠道。这就使得在清代许多火器研制者创造性的工作得不到政策上的扶持和社会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