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在江苏布政司的苏州、松江和常州三府，义庄不断地出现，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赞扬。嘉道时期学者、常州江阴人李兆洛说设立义庄，厚待同祖的叔伯弟兄，使人人得尽自己的义务，真是“今俗之逾于古者也” 。比他稍晚的苏州吴县人冯桂芬说：“事有创自晚近，不必为三代之法而转足以维三代之法之穷者，士大夫家之建义庄是也” 。然而义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为什么这个时期它有较多的出现，它起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反映了何种历史趋势，理清这一问题，对于了解清中叶的历史将是有作用的。
一、义庄遍布苏、松、常三府
义庄，最早出现在北宋。宋仁宗皇祐中（1049—1054年），知杭州事范仲淹在家乡江苏吴县，“置义庄”，“以赡族人” ，开创了设立义庄的先例。自此以后，义庄陆续地出现。南宋初年，平章政事张浚“置义庄，以赡宗族之贫者” 。元代，婺州永康吕文遂的祖辈“立义田，以食族人” 。宋、元两代，义庄偶尔出现，是其开创时期。到明代，义庄有所发展，数量增多了，有的规模还比较大。如明孝宗朝首辅徐溥在常州宜兴“置义田八百亩，赡宗族” ，皇帝特免其徭役。明神宗时首辅申时行致仕后，在苏州以一千一百多亩土地设立义庄 。同时期，他的同乡佥事沈玷、吴之良、沈德仁等分别建立了各自宗族的义庄 。在无锡，翰林院侍读吴情置吴氏义庄，华云置华氏义庄 ，在这个地区建立义庄，成为一股热潮。
明、清的易代，使义庄发展中断了，到乾隆年间，官僚地主又开始重视义庄的建设。他们把建立义庄当作实现最高尚道德准则的神圣事业。乾隆时礼部侍郎沈德潜说，欧阳修给范仲淹作神道碑，不写创建义庄的事情，显然是因他政绩多，这件事算不了什么；但是沈德潜不以为然，他强调说，“尊祖敬宗收族莫善于此” 。这表明清朝人比写作《宋史》的元朝人更认识到义庄的重要性。乾嘉学者钱大昕讴歌范仲淹，称他“义田遗泽尚如新，古貌依稀佛地人” ；又说范氏义庄建立已经七百年，“其规条具在，可谓善之善者也” 。还有人把范仲淹建义庄编成歌谣，定为祖训，进行传颂：“子孙贵盛，家门之幸。当思范公，顾恤同姓……” 。于是一些有条件的人纷纷设置义庄，一些条件不足的人在准备条件，或者指令后人完成，有的人刚在修理祠堂就打算设义庄了 。
随着社会上层对义庄的重视，义庄的建立增多了。李兆洛说义庄“至今而几遍天下” ，冯桂芬也说“今义庄之设普天下” 。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建立得更多一些。
苏州是义庄的策源地，又比别处为多。作为楷模的范氏义庄，后来的族人不断经营。雍正七年（1729年），大同知府范瑶增置田一千亩，使该庄土地达到三千亩之多；乾嘉时编修范来宗加以整顿，增田一千八百亩，市廛百余所，每年有一万两银子的收入 。在范氏义庄整顿扩建的同时，苏州及其邻郡松江、常州相继效尤。现据民国《吴县志》、光绪《锡金县志》、光绪《常昭合志稿》、《国朝先正事略》、沈德潜的《归愚文钞余集》、光绪《奉贤县志》、嘉庆《松江府志》、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邓琳的《虞乡志略》、彭绍升的《二林居集》、《毗陵薛墅吴氏家谱》、道光《江阴县志》、李兆洛的《养一斋文集》、光绪《黎里续志》、任兆麟的《有竹居集》、同治《上海县志》、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民国《黄埭志》及俞樾的《春在堂全书》等书记载，从康熙时期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苏、松、常三府出现的大大小小义庄计二百多个 。最大的系吴县范氏义庄，占田三千亩 ，最小的系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庄的无锡怀仁周氏义庄，占田一百一十二亩 。从中不难看出，在义庄遍天下之时，苏、松、常三府的义庄具有为数多和其他一些特点：
其一，非官僚人士建庄增多。
清朝以前义庄的建立者大都是大官僚，如范仲淹、张浚、徐溥、申时行等都是宰辅。但是，到清中叶及其后，许多义庄的建设者并非都是官僚地主，家族也不都是望族，而是所谓“素族”。
其二，清中叶是义庄发展时期，而清朝晚期达到发展高潮。
从整个清代看，清初义庄设立很少，中期的雍、乾、嘉、道（前二十年）计为七十五个，是发展时期，鸦片战争后继续发展，同治、光绪时期达到高潮。
清中叶苏、松、常三府有七十多个义庄，数目不算多，却占有土地不少，一般的为一千亩，多的至二三千亩，少的也有数百亩。每一义庄，就是一个大土地拥有者。把它们的土地合起来，也很可观。如元和县九家义庄，土地总计为一百零五顷余，该县的耕地在乾隆年间是六千一百六十六顷 ，义庄土地占到总耕地的百分之一点七。又如长洲县七家义庄，有土地七十八顷余，占该县总耕地七千一百七十八顷的百分之一点一。以少数人口的家族占到这样的比例，其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
纵观义庄的发展，在清中叶的苏、松、常，它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成分。但是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它所占的比重毕竟还是微小的，因此不能夸大它的地位。
其三，义庄与宗祠义塾的融为一体。
有的宗族在义庄田之外，还有祭田、书田。祭田，各地称谓不一，也叫祠田、祀田、烝尝田。它的收入用于宗祠祭祀。祠田多的宗族，还用余财赈济贫穷宗人，这种情况就和义庄的作用差不多了。书田，是宗族学田，为举办宗族学校而设。义庄也往往建有家塾，义庄田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书田。有些宗族在义庄田之外还有书田，表示对办学的特别重视。义庄田、祭田、书田，都是宗族的所谓“公田”，而以义庄田“公”的程度最大，作用范围也最广，所以从宗法观念讲，宗祠和祭祀最重要，但在宗祠的经济基础中，义庄田、祭田、书田等宗族公田结成一个整体，其中义庄田尤有特殊地位。
二、义田的性质和作用
考察义庄的建肇史，可以发现，既是土地兼并的产物，也是土地兼并的表现形式之一。义庄田是官僚、地主和少数大商人建造的，他们靠俸禄、贪赃、田租、高利贷、商业盈利等手段聚敛的钱财购置土地，建成义庄。如吴县人州同丁锦心和他的父、侄用一万五千多两银子购买一千亩土地，建成丁氏济阳义庄，知县丁士良又置书田三百亩，设义塾 。同县陶篠经商二十年，买田一千亩，构成陶氏浔阳义庄土地的主要部分 。无锡地主屈人秀经营农业，置四百亩粮田赡族，他的孙子屈廷栋遵其遗命，陆续添置土地，建成拥有一千亩田地的义庄 。
建庄者不管采用何种手段购买土地，基本上是搜求农民的小块土地集聚而成。乾隆时的状元武进庄培因和儿子珍艺的祭田，在山桥头的三十亩，“佃户恳求放赎，即以田价归还” 。这就表明祭田原是小土地所有者农民出卖或出典的。在湖南辰州，有一份五百多亩的义田，其中有一百七十亩，是从只有一到三十八亩土地的十二户农民手中购买的，并役使他们为佃农 。这都说明义庄经营者是靠掠夺农民小块土地来积累义庄田或其他义田，并且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义庄田的形成，既是兼并土地而来，那么它的性质又是怎样呢？魏源给它下了一个定义：“井田废，而后有公恒产者，曰义田” 。义庄田是一种不动产，当然是一种恒产，问题就在这公产上。义庄建设者说义庄田是他们捐给宗族的，是宗族的公产，他们还以公产的名义向官府备案，如吴江任氏义田条规中“立户”条云：“同族所捐田号、数目、坐落地方，存有底册，其田亩总计若干，共立一册，册名‘任祠义田’” 。但是，要弄清所谓家族公产义庄田的性质，必须根据这种土地的真正支配者、经营方式、分配方式诸方面的状况来认定。
义庄有一个管理机构，设有专门的办事人员，一般叫做“庄正”、“庄副”。义庄的筹建者在庄内享有特殊地位，所谓“生则高下任意，没而子孙轮管，因缘为利” 。他们是义庄的当然监管人。即使他们及其子孙不直接管理，所用的庄正也是富裕农民。如常熟庞氏祠田，“择子姓殷实者司之” ，武进庄氏祠产选择“有身家能干办廉励者” 经管。由殷实者、有身家的人来管理，可知宗族内的一般农民是不能染指于义庄的管理事务的。筹建义庄的大地主官吏、富有商人，以及他们吸收的一些同族地主或亲信，方能掌握义庄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义庄的土地经营，完全采取封建的租佃形式，出租给农民耕种，同私人地主一样收取地租，而且一样地残酷。如昭文归氏义庄一千亩田出租，实行定额税制，每年收租米九百八十石，合每亩一石米，大约相当于农民收获量的一半。常熟屈氏义庄，一份田四百九十亩，额租米四百石；一份田四百六十亩，额租米四百石，另收钱六十余千文；一份棉花田三百五十亩，收豆、麦二百九十石，钱九十八千文 。义田主人还采取种种措施保证实现地租的征收，如武进庄氏祠堂规定了详细的地租管理办法，内有“征租法”一项：“至有刁佃缺欠成色及掺和水谷等弊，经管同督管须合心着力征讨，毋得循纵，偶有挂欠，亦必簿上注明，以便下熟并追” 。这些条规，显示了地主对佃农抗租、欠租的绝不通融。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义庄不向本族人出租土地。早在北宋年间，范氏义庄规定“族人不得租佃义田”。到清代，吴县杨氏义庄也有同样规矩：“族人无论远近，不得租种义田” 。义庄的收取地租，数额同于一般私人田主，并且为了保证如数收租而不出租给族人，从这种状况来看，它同私人地主的经营方式和分配关系没有差异，从而表明这种土地制度是道地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义庄地租的开销情形也能反映土地所有制性质。义庄的收入，交纳国赋以外，一般还有三项支出：一为赈济本族贫穷族人；一为奖励族人进学；一为义庄管理费用。这里不可避免的是义庄司事者的擅作威福和侵蚀中饱。有的义庄更要给它的建立者提供大量费用。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记有一事：江西南安府有个叫陈朝赞的巨富，将二十万家产捐入始祖祠，十万给予支祖祠，约定每年收入，三分之二归宗祠祭祖和赡贫，三分之一归其子孙。又据记载：吴县朱宗元“创义庄”，“与族人共”，“而岁收其赢备私用” 。祭田在江宁府高淳县的方苞，说他“药物及随身用度”，“取之祭田” 。这都说明义庄地租，有相当部分落入建庄和管庄者手中。
由义庄的田产来源、经营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决定了它的地主性质，可以名之曰“义庄地主”，它同贵族地主、官僚地主、无身分地主、商人兼地主、寺院地主等一样，是构成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在清代，由于义庄的发展，这种地主已成为清代地主阶级的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义庄田采取宗族公有的形式，是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及历史作用的。
封建社会后期，大土地所有制更加发展，江南地区尤其严重，常州人钱泳说土地转移极其迅速，“十年之间，已易数主” ，反映了土地兼并的激烈。而其结果，迫使农民进一步失去土地所有权，造成贫困，促使贫富矛盾激化，农民要求占有小块土地。在江南，农民“抗租霸种，习为故常” 。清朝地主为保持自己的利益，发展义庄或其他义田，作为掩盖土地兼并、瓦解农民抗争的一种手段。具体说来，义田起了以下的作用：
（一）地主、官僚以义田掩饰土地兼并。如前所述，义庄田是土地兼并的产物和一种表现，但是它的主人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建立宗族公产的外衣，因而使一部分人拥护这种兼并，或者对它熟视无睹，漠然置之。
（二）义田掩盖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地租剥削的本质。义庄建设者赋予义庄田以宗族公产的美称，似乎贫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和义庄主一样，都是义庄土地的主人，这就隐匿了义庄田为宗族上层分子所掌控的事实，以及它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本质。
（三）义田保障了义庄建立者对土地的长期占有。义田的作为家族公产，有助于它的稳定性。当时就有人对占有土地的不同形式作过比较，方苞说：“每见士大夫家累巨万，不闻置义田，即祭田亦仅有而少丰满，俄而其子孙已无一垅之植矣” 。这是经验之谈，实际情形也确实如此。如苏州人宋宗元先以一千四百亩土地建设义庄，不久给子孙分家只留四百亩做义庄田，待他死后五六年，他的子孙因打官司把家产卖光了，只剩下义田 。俞樾在记叙陈朝赞义举故事时大发感慨，说“陈翁此举非独高义，抑亦明智也；拥三十万资于一家，不三十年必尽矣！今推之于一族，而仍使归其所入三分之一，则是子孙长有十万也”。此中道理，康、雍间吴县孙璜做了总结，他说“义行”是“一以行惠，一以保家” 。以“行惠”来“保家”，保家才是真正的目的。事实上，义庄土地也像私人地主土地一样不能长期保存，但一般讲它比后者保存的久一些，能够保留几世以至更多。有鉴于此，富人以之作为保产的良方。
三 义庄维护宗法制度
在清代的江南，宗祠不甚兴旺，宗法遭到相当程度的冷遇；相反，人们却热衷崇信其他神灵。康熙朝理学名臣汤斌说吴中“婚丧不遵家礼”，“仁孝之意衰，任恤之风微” 。雍正时陈祖范说苏州人“颇忽于祭先祖，恪于祭外神” 。乾隆时沈德潜说“吴中富厚之家惟是美居室，饰车马，饮食相征逐，于尊祖敬宗之事略焉不讲” 。这些议论，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江南宗族制度式微的状况。一部分社会上层成员有鉴于此，力图恢复宗法关系。汤斌在苏州一面毁淫祠，一面“讲《孝经》、《小学》，使人知重伦常而敦实行” 。一些士大夫和大地主为了维护宗族制度，兴修祠堂，举办义塾，整饬族规家范，义庄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与要求下较多出现的。所以义庄是作为不景气的宗族制度的补剂而产生和发展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一）义庄是宗祠经济基础的重要成分。
“尝思礼义明而彝伦自立，亦惟财用足而族谊可敦，古人所以设立义田以供一族之公用也”。这是道光八年（1828年）武进冯氏建立祠堂公积金碑记里说的话 ，它明确说明祠堂与义田的关系：敦族敬宗，不仅要讲义礼伦常，还必须有充足的钱财，即有义田才能办到，否则祠堂的活动就会减少或将难以维持。武进的另一个家族——蒋氏宗族中的一个成员以该族的祭祖史说明建立义田的必要，他说本宗族的祠堂已经设立多年，但是没有祭田，祭祖、扫墓所需费用临时向子姓摊派，经费不足，所以祭祖仪式、上祭物品以及祭后的合族会餐都是草草地进行，达不到祭祖的意义 。在封建社会，一个宗祠要维持下去，需要办几件事：一是祭祖，这是尊祖敬宗收族的体现，是最必要的和最重大的事情；一是修族谱，族谱记载祖宗源派、子孙流派，是宗族的历史，为联系同宗之人所不可或缺，而族谱几十年就要增补一次；一是设义塾。进行这些事务，当然需要一定数量的常年收入。出租土地和房屋、放债都是祠堂经济来源的手段，其中地租是它稳定而有保障的主要来源。
（二）义庄在赈贫同时宣扬亲亲之道和宗法伦理。
义庄将“亲亲”列为崇高的目标，把“赡贫恤族”宣布为建庄的准则，希望以其财力，使生者有所养，壮者能婚配，病者获医药，丧者得安葬，使族人互助相亲，全宗族雍雍穆穆。
赈济同宗贫民，是义庄的一个重要职责，拟有详细的规则和办法，如吴江任氏赈恤事项为：“赡寡”，接济贫穷的寡妇；“养老”，给八十岁以上的族人祝寿和生活困难者救济；“劝学”，予有功名的人以奖励；“恤病”，资助病残无依靠者；“助丧”，帮助不能安葬者；“救急”，实行临时性的补助 。项目颇多，贫困者的方方面面难处都考虑进来了。义庄和宗祠的救济究竟能否解决穷人的生活问题，任氏家祠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其他宗族则有所提供，如武进薛墅吴氏每年给族中无法维生的孤儿寡妇米、麦各三斗 。宜兴篠里任氏每年给鳏寡孤独残废而生活无着的族人米二石，极贫至三十岁不能娶亲者助婚银三两 。江阴袁氏宗祠规定：凡苦节而无恒产者，每月给钱五百文；凡贫乏安分无力娶亲者给钱五千文；无力出嫁者给钱三千文；无力安葬者给钱四千文；孤幼无依者，每月给钱三百文；贫苦产子者给钱七百文 。以上都是宗族用祠田收入来赈济的。在义庄方面，据广西陆川县连氏义庄的资料，该义庄规定，凡本支大口每季给米九斗，小口五斗四升，近族一户每季二石，远族减为一石八斗 。可以看出有条件的宗祠、义庄都发放一些救济，解决了贫穷宗人的部分生活问题。这种经济上的顾恤，就使宗法的亲亲之道得到某种宣扬。
（三）义庄以附设义塾培养士人，巩固和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
义庄一般设有义塾，拨给一部分土地或款项作为经费。义塾接受所以的家族子弟，特别是接收贫寒子弟入学，即所谓“设家塾以培寒酸” ，不收学费，还供给廪膳、书籍，对学有成就者给予奖励。如武进吴氏宗祠规定：文童府县试给招复钱，中秀才给襕衫费，补廪生给花红钱，参加乡试给宾兴费，出贡和中举都给花红钱，会试给公车费，中进士给花红钱，殿试给册卷费，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和钦点鼎甲给花红钱 。这样义塾为宗族子第特别是贫宗子弟的就学和进学提供了条件。
义庄、宗祠办义塾，是所谓“养与教兼行” 。义庄赈济是养，义塾是教，即对青少年进行宗法伦理与文化教育，如吴江江氏家塾，聘请“有学有品之儒”做塾师，以为学生榜样；以四书五经为教材；要求学生专心课业，遵守礼法，不得从事学业以外的杂务。经过这种教育，即使混不上功名的人，“亦能知礼义，改嚣凌亢暴放恣之气” ，若能取得功名，为官作宦，光宗耀祖，扩大宗族的势力与影响，从而维护了宗族制度。有的宗族，原来科甲就比较兴盛，先发者办义塾，又培养了人才，进一步发迹，更有条件兴学育士，如此长时期保持兴旺不败。如武进庄氏，科名鼎盛，被誉为“江左科名之盛颇推吾郡，而吾郡科名之盛尤推庄氏” 。该族庄存与中榜眼，其弟庄培因中状元，是为兄弟鼎甲，传为佳话。在道光前的清代，该族中有二十七人中进士。长洲彭氏在康、雍之世也出了两个状元、一个探花，进士代不乏人，“科名仕宦相继不绝” 。所以义庄、宗祠设立义塾，是维护、巩固宗族制度的一个措施。
四 义庄得到政府的鼓励
清朝统治者充分意识到族权对于政权的辅助作用，因此鼓励建立义庄。雍正帝在阐述康熙《圣谕十六条》时，鼓吹宗族“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庄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 。乾隆帝于二十六年（1751年）南巡到苏州时，亲自去范仲淹祠堂察看，赐其园名“高义”，并亲书匾额，又赏赐范氏后裔以貂币 ，以示旌表奖。
清朝政府着力于保护义庄的土地所有权及其土地的稳定性，发给义庄立案执帖，明确规定“倘有奸徒捏冒诡寄，及不肖子孙自行盗卖，富室强宗谋吞受买，许给出帖首告，按律惩治”。凡卖义庄田“十五亩以上者，悉依投献捏卖祖坟山地原例，问发充军，田产收回，卖价入官。不及前数者，即照盗卖官田律治罪” 。政府不仅一般地承认包括义庄在内的公田的不可侵犯性，还用祠产“不入官”的措施给以特殊照顾。如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下令查抄湖广总督毕沅家产，但他在苏州的灵岩山馆，由于做了家庙，抄家时“以营兆地，例不入官”，得以保存 。
除了经济上保护，政治上还予以鼓励。清朝政府把义庄建设者当作“孝义”加以旌表，还以“优叙”来奖励，布衣可以取得官衔，候选的提前补用，如候选员外郎陶篠建庄后，经过巡抚的推荐，乾隆帝特命“原衔即用，以示奖励” 。
清朝政府如此提倡、支持义庄，因为在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有其特殊意义。丁银摊入地亩征收，编审制度随之成为具文，人民离开乡里的可能性增大，“于是游手纷于镇集，技业散于江湖，交驰横骛，而上之人不得问焉” 。清朝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搢绅之强大者，平素指挥其族人，皆如奴隶，……愚民不畏官府，惟畏若辈，莫不听其驱使” ，于是借重宗族，即在官府与人民之间，利用祠堂和族长管理宗族人民，维持对人民的统治。而义庄庄规、祠堂宗约正是与政府的治理相配合。比如武进唐氏宗族宗规：“如有犯不孝不祶，父兄指事告祠者，重则送官律治，轻则祠堂责处” 。同县吴氏宗族条戒：“戒窝藏来历不明者，察出责究” 。无不表明宗祠对那些不合于封建伦理的人，都要进行干涉，协助协助逮捕，或自行给以惩处，以维持社会治安。
总之，清朝政府实行“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的政治统治 ，企图造成“人心维系，磐固而不动，盗贼之患不作” ，稳定封建秩序。清朝的历史表明，政权自上而下地支持族权，宗祠又自下而上地维护政权，两者结合，维持清朝统治。
（原载上海《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