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的语言关系与语言分类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邓晓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方言研究与语言接触理论的建构》，于1999年5月立项，2003年9月结项，其最终成果是专著《语言的关系与语言的分类》。该成果研究语言的关系和语言的分类问题，运用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来区分语言的历时和共时的关系，这是语言学科最具挑战性和前沿性的课题。现将该成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一、南方汉语方言的发生和接触关系----以闽客方言为例。

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研究，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认为闽客族的方言文化特质及其地域性变异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其呈现出多样化的地域性方言变体可以从汉人入闽的时代层次不同来解释，或者是由于闽客族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来源不同。这种理论观念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本课题组在研究华南的语言分区时，惊奇地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即现代福建方言的分区，竟然跟福建史前文化分区完全重合。这使课题组重新认识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史学的观点——福建汉人社会是中国北方（中原）汉人自六朝以来“衣冠南渡”的结果，并开始怀疑这种观点的可靠性。与此相对应，课题组认为，地域文化传统决定闽、客、畲族群方言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及地方性。解释汉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要充分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因素。以往学者往往使用“祖先同乡说”的观点来解释闽、客、畲的族源问题；在研究闽、客、畲族群方言文化特质时，只注重传统历史主义的进化论或传播论，这种一元化的“线性理论”，很难解释闽、客、畲族群的方言文化的多元性现象。本研究认为闽、客、畲之间的族群互动关系以及族群文化认同和地域共同文化传统是决定闽、客、畲族群文化性质的关键。而作为主流文化的“汉文化”入闽，经过“地方化”、“在地化”后，形成了福建境内的三大族群，这应是我们解释福建文化共性和特性的理论根据。我们认为闽南族群是在中原汉人自汉、六朝、隋唐三次大规模入闽后，与沿海的当地土著民族——南岛民族发生文化互动关系，经过“南岛化”即“在地化”后所形成的独特族群。客家则是宋元时北方汉人与当地土著畲族互动融合而形成的“合成”族群，客家话中仍保存着大量的苗瑶语族、壮侗语族词汇，客家文化中保存着许多重要的非汉族的畲文化因素。而畲族的汉化是通过“客家化”过程来实现的。畲文化是苗瑶、壮侗、客家在不同历史层面上多元互动而形成的。其族源不能用一元化理论框架来解释。闽、客虽都来自中原汉人，但入闽的时间、地域不同，特别是“主流文化”“在地化”“地方化”的过程不同，族群互动的对象不同，成为分立的族群，其不同的文化个性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适应，可从母文化、自然生态环境及族群文化互动过程三方面获得解释。

本成果首次提出客家话有100 多个最常用，最具有客话特色的基本词汇跟苗瑶语、壮侗语同源，反映客话的词汇系统有跟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的特性，从而论证了客家话是北方汉人南迁至闽粤赣交界地区后跟当地土著畲族产生文化互动而融合形成的，而并非传统学术界所认为的完全是北方汉语的线性“移植”。这说明不能用一元化的理论来解释畲族及畲语的形成，其形成应是多元的；客家话及畲语有三个来源：苗瑶语、壮侗语和北方汉语，其中苗瑶语的成分更大些。

而关于畲族的来源问题，学术界的意见主要有二种：即来源于古百越土著民族的“土著说”和来源于洞庭湖“武陵蛮”苗瑶语族的“外来说”。这两种意见相左，非 “土著”即“外来”。客话跟苗瑶、壮侗语族的同源词表明：客话的来源是复杂的，既有外来洞庭苗蛮语言，也有土著原住民即古代百越后裔的语言。客话的形成是 “多元一体”的产物。

本研究认为：隋唐以来，来自洞庭湖区域的苗瑶语族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后，跟当地土著的百越人后裔壮侗语族接触融合，形成了畲族；自宋元以来，北方汉人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区跟当地的土著畲族发生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形成了客家和客家话。

从Swadesh 提出的核心词的角度出发，认为古闽方言并非完全来源于“六朝江东方言”，古闽、客方言亦非完全来源于古北方汉语。闽、客方言的形成是北方移民语言与土著居民语言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闽、客方言的音韵系统层面为不同时期北来汉语的层叠;但词汇则受南方土著语言影响深刻。客方言保存江东方言层次。就谱系亲缘关系来说，闽、客关系较近，而客、赣方言关系则较远。

本研究主张“汉语非‘汉’”说；反对南方汉语方言形成的古典进化论“单线演进说”。南方文化区包括几个区域性的文化，构成一个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形成的基础。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 “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结果，南方汉语的形成是中原汉文化区与南岛文化区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南方汉语具有“地域共同传统”，即一个地域内的许多不同的区域性文化，彼此之间的交往对于形成这个地域的共同特征具有很大作用。南方汉语保存了古南岛语底层。

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发生和接触关系----以苗瑶语族、藏缅语族为例。

课题组根据一种语言中的不同的词汇范畴具有不同的变化程度，即使是基本词汇的变化程度也不能假定为一种相同的值的理论，认为斯瓦第什的100 词可以用作苗瑶语分类的标准；同时，根据苗瑶语的人文特点，在斯瓦第什的100词的基础上，排除借词等文化接触方面的因素，补充到111词，最后，画出语言数理种系树形图，得出苗瑶语言的分类并计算出每对语言之间的亲缘距离程度。这种方法是可以用公式来推导，并可反复使用和验证的。我们比较传统的分类和其它的用计量方法来研究苗瑶语的分类，认为语言的亲缘关系分类不同于语言的亲疏关系的研究，词源统计法并不同于词汇统计法，前者研究历时，而后者研究共时。从分类的结果看，我们跟传统的分类有着重要的分歧之处：我们把苗瑶两分，而传统苗瑶畲三分；我们把布努划入苗语三大方言内，由原来的方言之间分类改变为语言之间的分类，而传统则苗、布努分立；传统无法精确计算每对语言的距离程度，凭经验认为畲跟瑶亲缘距离最近，而我们的树图则表明川黔滇跟瑶亲缘距离最近；我们的数理树图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全部12种语言的相互关系，并可以发现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而传统则只能作每对语言的定性比较，无法作数理分析。

长期以来，传统的历史语言学总是希望通过同源词的定性分析，从而重建“想象”中的上古音体系，虽然也强调建构各个语言自己的结构系统，但不作量化分析，凭经验作定性分类，更无法作亲缘距离关系程度的数量描述。其结果问题很多，难以完善。运用词源统计分析法对语言作数理分类，并描述出语言之间亲缘距离的程度，这种研究在国内仍属开创阶段，尚无人问津。但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能够很好地跟计算机和生物学领域的最新发展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对中国历史语言学的重新发展极具突破性的意义。

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在民族-国家理论的视野下，试图揭示语言跟族源、族群认同、民族识别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分析了语言分类与民族分类的同质性与相异性。

传统的藏缅语族语言的分类只重视语言差异的定性分类，而无法作语言间亲缘关系距离程度的量的分析。本文运用词源统计分析法，对中国境内的藏缅语族语言作出数理分类以及亲缘关系程度的描述，并通过树枝长短来表示距离关系。显示藏缅语族语言的类簇和分级层次。同时计算出藏缅语族诸语言的时间深度，并分析其形成过程。

本研究首次运用词源统计法作藏缅诸语言关系及其时间深度的研究，与传统分类相比较，虽然材料和方法不同，但分类的结果与传统分类大致相同，并能发现传统定性分类的缺陷，用数理方法测量出语言亲缘关系的相关“程度”。同时树形图研究证明白语、羌语、土家应当分别独立为一个语支，这对解决长期以来的学术界因为传统的分类而产生的争论，提供一个数理分类的样品。以100核心词为对象，计算及分析汉藏诸语言的同质性和多样性、变异性，语言的同源和接触等各种复杂关系。计算出藏缅诸语言分裂的年代，其结果与人文科学研究结论大致相同。希望揭示东亚语言与民族演化进程的特殊性以及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性。从而提出东亚语言与民族演化进程的几点思考：1.文化-文明，多样性与同一性。2.区域文化的交互作用圈理论。3.“主流文化” 和“汉化”与“地方化”和“非汉化”的两条演化路线以及族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4.地域文化传统是语言分布格局的基础。

我们对古藏缅语的形成和演变提出一个假设：古藏缅人来自非洲，经过高加索、中北亚进入中国，但进入的时空不一致，又发生与土著人的杂交融合，形成相对独立的语言文化系统格局，但经龙山-夏商以来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各个相对独立的语言文化单元经过换用规则，产生相似性，这便是汉藏语系诸语族形成过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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