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大量伪军哪里来的？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伪满洲国军外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但有不同版本的说法，认为实际数量可能超过200万人。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换句话来说，是国民党向日本“提供”的，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

那个时候，一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所谓“伪军”主要有三大系统：汪精卫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和满洲国军。汪精卫南京政府军分七个集团军：任道援第一集团军，张岚锋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吴化文第四集团军，庞炳勋第五集团军，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孙殿英第七集团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由齐曼元统率；满洲国军被苏军缴械，国共则争夺其它“伪军”。除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向共军投降，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大部被共军解除武装外，其余“伪军”被国军接受，编入国民党军。

　　抗战之后，国民党从不曾认真检讨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打着青天白日遍地红旗帜的军队跑到日本人那里打自已的同胞，更不曾记念过牺牲的共产党军人。事实上，抗战胜利时关在日本人监狱里的中国共产党人，胜利后同样还是关在监里，只是狱守换了戴青天白日帽的士兵而已。而在若干年后，伪军留给昔日根据地的将士们的痛楚是这样深，国军的老兵也得不到一点象样的尊重，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迷失该留给我们怎样的反思，似乎无法总结也无力总结，只能以并不全面的眼光，看过那一段岁月，并告诉愿意与自已一同看的人们。

　　日军要使用这么多伪军，有其自身的原因。一方面日军占领的地域很大，如果每个县城都驻军，主力师团一下就会分光，被抗日武装各个吃掉；另一方面守卫、巩固政权、收税收粮的事情对军事的要求比野战要低，让汉奸去做正合适。因此在华北、华南日军大量地把占领区交给伪军驻守，只派驻顾问一类监控，这样好腾出精锐部队。由于伪军数量众多，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军也常常把他们编入野战一线使用，充当前进时的炮灰。投敌伪军以军统的投敌部队较为有名，军统的部队虽然野战能力弱，但是其出身就是情报特工，在后方充当夜袭队一类汉奸武装攻击抗日游击队、斩断地下组织非常专业。

　　伪军在被派驻某地后，军饷给养是不由日军负责的，一切任其在当地“自筹”，说白了就是交足给日本人的，剩下刮的就是自已的。大中城市里有日本兵驻扎控制，小县城里一切都是自已说了算，四处搜刮勒索。一支连国家民族都失掉了的军队，在做这些事情上不可能对同胞还有什么余地，何况随时会被拉去和共产党人作战当炮灰，大部分人都是多活一天是一天，谁给钱就拥护谁。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就曾在一份呈上的意见书上记载：“一、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而没有汪精卫“主席”惠顾的伪军“发财”的手段则是千恣百态，很重要的一点是跟抗日武装做生意，走私违禁物资，盗卖军火弹药。很多时候八路军的弹药也要靠他们“接济”。由于参与作战时日军要给他们发弹药，日本人也很恼火伪军两头通吃的行为，在冀中一度不得不按子弹壳来给伪军核发弹药。

　　“国军”向日本人走私，伪军向“共军”走私，这也是抗战时的一大奇景。

　　而日本人对伪军很明显不会信任。这种信任不仅表现在高层的顾虑，而且伪军每每被怀疑通敌，或成为战斗损失的替罪羊。例如43年“华北战地参观团”的覆灭，日军便怀疑是伪军内线通报，大量撤换伪军。伪军只要被怀疑，随时会被处死或拉到矿山做苦力。可以说，伪军是一支被国民党和日本配合玩政治手段下边缘化的畸形军队。没有国民党重庆、南京两派同日本的三方政治博弈（这种博弈从政治角度看是很有手腕和技巧的，但从道德上看是十分下作），就没有这支打着青天白日旗向同胞开枪的军队。

　　而这种博弈的牺牲品，不仅是伪军自身和沦陷区的民众，还有抗日武装。不去打抗日武装，日本人要这支军队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