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孙景坛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中国乃至世界理论界都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近几年中国理论界还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争鸣是百花齐放，但所有参加者都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上作文章。应当指出，争鸣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但他们都肯定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是个历史笑话，是儒学反思过程中最美丽、最诱人、最神奇的充满玫瑰色彩的肥皂泡。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以此为基点，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怪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今，反思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呢！下面笔者就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史实不符

历史上一直反复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这一斗争的全过程是怎样呢？我们只要看一下当时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即可一目了然：

先看《汉书·武帝纪》：武帝元年，“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七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徵鲁申公。”“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

对此，《史记》之《孝武本纪》明确记载道：武帝元年，“而上（指武帝——引者）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儒林列传》补充说：“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韂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这里有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

《汉书·武帝纪》又说：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引者）崩。”《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汉书·儒林传》所载与《史记》大致相同。

这次斗争儒家大获全胜，前提是崇信黄老的窦太皇太后崩，其中心人物是田蚡。

田蚡在学术上无作为，但确是武帝初期一个极有建树的政治家。《史记·魏其、武安列传》说：“武安侯田蚡者……辩有口，学《盘盂》诸书，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於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可见，田蚡是武帝初期的实权人物，也是儒者出身，一直是尊儒活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而且是最后完成人。

董仲舒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正是在这次诏贤良的对策中，他才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迟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没参与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田蚡和汉武帝“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所谓的儒者。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新鲜，不过是步田蚡后尘，鹦鹉学舌，沽名钓誉而已。

所以，说汉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采纳的是他的建议，这在历史上毫无事实依据。

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谎言之由来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学术谎言是怎么产生的呢？

应当指出，这一谎言在西汉时期并不存在。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都肯定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整个西汉人亦未有此说。这一谎言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班固这段话很值得研究，它既背离了《史记》，也背离了其《汉书》的《武帝纪》和《儒林传》。在此问题上，我们对史料取舍的基准应是：一、《史记》与《汉书》有矛盾时，应以《史记》为准。因为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同朝为官，不可能有误；二、《汉书》的《武帝纪》、《儒林传》与《董仲舒传》有矛盾时，应以《武帝纪》与《儒林传》为准。因为帝王的活动当时就有史官予以逐年逐月逐日的记载，大的思想或学术事件亦是如此，错误是极少的；三、除非有其他大量的旁证，说明《史记》以及《汉书》的《武帝纪》、《儒林传》错了，否则不能成立，而这样的旁证一个都没有。相反，对《董仲舒传》的不利的证据倒相当多。因此，班固的这段话不可信，亦不为后人注意，唐代韩愈写《原道》时，根本未将董仲舒列为汉代重要的儒学传人。

董仲舒的时来运转是到了宋代。正是在宋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谎言才被正式泡制出笼，而其泡制者则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司马光！请看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之《汉纪》：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武帝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

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武帝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司马光还有一首赞颂董仲舒小诗：“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优。”（1）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精致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神话啊！司马光在这里玩弄的是“打时间差”的诡计，即把董仲舒在武帝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了武帝元年。他清楚：在汉武帝七年以后，思想界风平浪静，既找不到武帝真采纳此建议的证据，也找不到武帝采纳后的任何举措，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将其时间往前提。同时，司马光又从历史上轻轻抹去了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等事实；进而又抹去了武帝七年，“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的另一事实。似乎武帝元年“卫绾奏请罢申商韩苏张”、武帝二年“王臧、赵绾等议立明堂”、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 武帝七年的“举孝廉”和“《五经》策问”均与董仲舒有关，都是汉武帝采纳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结果。这如果作为历史演义，自然无可厚非；若是作为真实的史论，则错谬百出。

首先，对司马光把董仲舒对策时间的提前，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中早就提出了疑疑，并说：“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当今董学研究权威周桂钿先生也证明：“王先谦《汉书补注》说：‘仲舒对策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西南夷传》：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奥后，次年即为元光元年’。以此断定董仲舒对策、任江都相不在建元元年，而在元光元年。”（2）

第二，武帝七年的诏贤良与元年的举文学贤良不同，前者对策的内容为《五经》，后者为各种理论——百家。类似元年的举文贤良，早在武帝之前，汉代就多次搞过，学者可根据皇帝出的题目，随便用自己所学的理论来回答，不管是哪家学说，只要皇帝满意，即被录取。《五经》对策，则必须以五种经学内容为理论根据来回答皇帝的提问，用其他理论回答均不对。前引《汉书·武帝纪》明载：武帝五年才“置《五经》博士”，未置《五经》博士，怎么会有《五经》策问。未有《五经》策问，何来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所以，他对策的时间最早应在武帝七年。

第三，如果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就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为什么还要“卫绾来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和由“王臧、赵绾等来议立明堂”呢？特别是，在“议立明堂”的过程中，王、赵身亡，其师申公放归，窦婴、田蚡还被罢官。要知道，此时汉代崇信黄老的窦太皇太后还健在，董仲舒若真敢在建元元年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恐怕早就没命了，或者当时被杀的就不是王、赵，而是董仲舒了。所以，董仲舒的建议只有在武帝七年即窦太皇太后死后提出，才合乎实情。

第四，司马光在这里还有个关键性的疏漏，就是汉初“黄老”是正统思想，可“黄老”是什么时间和怎样被“绌”的？却没有交代。在他那里，仅有“罢申韩苏张之言”和“置《五经》博士”两事，是不是仅有这两件事就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恐怕不能。“申韩苏张之言”当时不是正统思想，罢了它对尊儒不起什么作用；“置《五经》博士”时窦太皇太后还活着，并且也未同时“绌黄老”，“绌黄老”非要等她死后不可。窦太皇太后是在武帝六年死的。前引《汉书》、《史记》的《儒林（列）传》均载“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是田蚡，可司马光对此却避而谈。事实上，他是怕说出来漏了马脚，若不“绌抑黄老”，儒术怎能“独尊”！

由此可见，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武帝元年是站不住脚的。董仲舒对策不是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起因，而只是其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相信司马迁，不能相信司马光。司马迁不仅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是一个正直无邪的史学家；而司马光不仅跟董仲舒的时代相隔久远，而且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学的祖师爷，他的《资治通鉴》便是其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杰作。《资治通鉴》的基本原则是“谨名分”，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司马光当然要为他“谨名分”给董仲舒“谨名分”的最好办法，莫如移花接木，伪造“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这便是这一学术谎言的成因。

三、汉武帝根本就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

应当说，当前理论界对董仲舒对策的时间不是没搞清楚，如周桂钿先生早已考证出其为武帝七年，而不是元年，可是在拿不出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如证明汉武帝在听取了董仲舒的建议后，即元光元年后，在思想领域对百家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并同时将儒学绝对化的情况下；但却坚持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 又如《中国古代儒学史》的作者赵吉惠先生等，也已发现司马光的说法与正史《汉书·武帝纪》不合，可是在不作任何考证的情况下，却仍然迷信司马光（更置司马迁于不顾）的谎言是对的；（4）还有王葆先生，他也一方面看到了司马光的说法站不住脚，但另一方面却又到汉成帝那里去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黄梁梦。（5）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乎成了巫师的咒语，谁只要一沾上它，任何天才的学者都象中了邪一样，怎样也摆脱不掉。

为什么这一谎言如此有魔力？原因很简单，就是理论界一直未能跨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障碍。事实上，汉武帝根本就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斗争根本就用不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自宋代以来对汉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一种曲解。

我们知道，西汉初期在政治体制上，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原则上恢复了分封制，先是分封异姓王，后来由于异姓王的叛乱，又改封同姓王；经济政策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思想上“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汉初“崇尚黄老”的发明人是曹参，他相齐时即以黄老思想来治理。后肖何死，参代何为相，便把这种政治带进了中央朝廷，“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又《史记·外戚世家》载：后来，特别是“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应当指出，汉初这些政治、经济与思想举措都是对的，它不仅有利于医治长期战乱给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也有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复苏，文化繁荣，使新生的汉政权获得了巩固与发展。汉初的“文景之治”实质就是“黄老之治”。但是，《史记·平准书》说：随着“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因此，好景不长，西汉政权很快又陷入了政治危机之中。特别是在景帝时期，这种危机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西汉初期的政治危机，给思想界提出的反思是：“七国之乱”是否是黄老“无为而治”的恶果？黄老是否能继续作为汉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用什么思想取代黄老更好？一时间各派理论都跃跃欲试。

当时对黄老批评最激烈的有两派学说：一是“申商韩”等学说，另一是儒家学说，仅以《史记》为例，即可见其大略：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贾生、晁错明申、商。”贾谊、晁错是汉初申、商、韩思想的代表，他们与黄老的斗争主要在分封问题上。如《屈原贾生列传》说：“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袁盎晁错列传》）说：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隙。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諠哗疾晁错。”最后，贾谊被流放，晁错被腰斩于市。但是当时持“申商韩”等学说者还大有人在，他们公开批评景帝不应诛晁错，景帝也不得不说“朕亦悔之”。然而，“申商韩”等学说亡秦的教训太深刻了，汉代统治者不能不引以为戒，他们怎么也不敢再将其作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了武帝元年，终于在丞相卫绾的建议下，将其正式罢弃。

儒家是黄老的又一劲敌。儒家虽在秦代遭“焚书坑儒”的打击，但在汉初恢复得却很快，早在刘邦打天下时，据《郦后陆贾列传》）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臱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又说：叔孙通还以儒家礼制思想为刘邦“起朝仪”，“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髃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后群臣按“朝仪”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文帝时，贾谊为总结秦亡的教训所写的《过秦论》，用的亦是儒家思想。

儒家与黄老的斗争，在景帝时就已趋激烈，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辕固生。如《史记·儒林列传》载：“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後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正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儒家与黄老的斗争，至武帝初期达到了白热化。赵绾、王臧“议立明堂”以朝诸侯，就是想用儒家的“礼治”来取代黄老的“无为而治”，结果遭到了窦太皇太后的残酷镇压。武帝五年的“置《五经》博士”是儒学的复起；武帝六年窦太皇太后死，田蚡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是儒家的彻底胜利，武帝七年的“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则是这一胜利的直接硕果。

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武帝元年的“罢申商韩苏张之言”与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能同日而语。过去理论界一直将其合起来作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这是错误的。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罢申商韩苏张之言”乃是黄老所为，不是儒家干的，其性质为黄老与“申商韩”等思想的斗争，“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才是儒家所为，其性质为儒学与黄老的斗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或前提，是百家都要由儒家来罢，既然罢“申商韩”等学说与儒家无关，怎能将其作为儒家“罢黜百家”的证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