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印红标

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8月至9月间，红卫兵掀起了名为“破四旧”运动的狂潮，猛烈地冲击了整个社会，对社会文化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巨大破坏。所谓“破四旧”运动，以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祸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个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由北京的中学生红卫兵首创，在官方传媒的鼓动下，几天之内席卷全国。中共中央对破四旧运动予以支持并努力引导，在表面的一片赞许之声的背后，隐藏着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破四旧”运动的内容，以及领导层之中围绕这一运动展开的矛盾。

　　一、“破四旧”运动的源起和经过

　　“四旧”的概念来源于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文献。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改组以后的第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传达了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月16日《通知》的精神。社论把破除“四旧”、倡导“四新”作为文化革命的重要政治任务。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另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第一条，强调了破除“四旧”的政治意义：“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8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十六条”，随后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解放军报》8月12日社论《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提出：要“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清除，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十六条”在群众中人人皆知，是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的直接思想来源和依据，但是这两个文件里所说的破除“四旧”的概念，泛指与移风易俗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领域的批判和革命，并不等同于后来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

　　1966年8月12日，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作简短讲话，提到了“破‘四旧’、立‘四新’”，但未做详细阐述。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1〕”林彪的这两次讲话是重申中共中央“十六条”的精神，作为内部讲话，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公开，其对群众的影响与“十六条”不可同日而语。

　　清华附中红卫兵7月4日写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27日写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都提到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或者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造反，但是都是与《人民日报》社论的概念一样，是泛指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的革命。只是到北京二中红卫兵的文告和行动，“破四旧”才成了具有特定内容的运动。

　　破四旧运动是北京的红卫兵根据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而发起的。1966年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他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8月18日凌晨0时50分，这份首倡破四旧的文告起草完毕〔2〕。8月18日这一天，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了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红卫兵，这个“首都大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林彪在这次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到：“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

　　〔3〕“林彪这次讲话中的”破四旧“，仍然是泛指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

　　毛泽东的接见给了红卫兵极大的鼓励。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的当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20日北京的许多红卫兵走上街头，开始强行实施他们破旧立新的要求。22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破四旧的活动由此推向全国。

　　上述事实说明，通常所说林彪8月18日讲话煽动起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并不确切。红卫兵的倡议在先，林彪的讲话在后。红卫兵不可能事先知道林彪讲话的内容，林彪也不可能了解红卫兵正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酝酿新的活动。红卫兵的第一个破四旧文告《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称：“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我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阵地，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这里的思想和文字显然来自上文引述的“十六条”第一条。

　　林彪在中央领导人当中比较多地讲破“四旧”、立“四新”，但是客观地说，红卫兵发起破四旧活动，主要是受“十六条”和当时宣传的影响，后来在毛泽东接见、林彪讲话和传媒的鼓舞下形成大规模运动。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的讲话，恐怕也对官方宣传媒介起了直接的影响，使他们对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特别看重，予以积极报道，把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推广为一场全国的运动。

　　运动最初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但是短短两三天之内就发展到大范围的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驱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发表社论，由领导人出面劝说红卫兵，或者通过一部分红卫兵发布文告宣传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为。林彪和周恩来在8月31日群众大会上都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4〕”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破四旧运动中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到9月下旬，“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然而短短一个多月的运动对人民生命财产、文物古迹等造成的浩劫是永远难以挽回的〔5〕。

　　二、破除与提倡：从移风易俗到文化扫荡

　　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散发了数不胜数的传单、倡议、通令、通牒，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要求，其中一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还有很多没有形成文字而直接付诸行动。以下依据现有的文字资料，将他们关于社会文化领域破旧立新的主张归纳为以下几类。

　　1.对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时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红卫兵的第一个破四旧文告，北京二中红卫兵的《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主要针对不符合革命化标准的流行时尚。红卫兵谴责“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等港式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种港式衣裙，“火箭鞋”（即尖头皮鞋），“下流低级的照片”，以及“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红卫兵限令：“一星期内销毁你们的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掉你们的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6〕”8月26日《人民日报》稍加修改，刊登了这份《向旧世界宣战》。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黄色书籍”无非是指言情小说或故事，而“低级下流的照片”，至多是照相馆橱窗里稍稍展示女子妩媚神态的人物照。在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清洗之后的1966年的北京，公共场合哪里会有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被禁止的东西只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要求。红卫兵要求“古书店必须马上停止营业，小人书店要立即消（销）毁一切黄色小人书，一切书店、图书馆必须清理内部，清除一切毒草，不许这些东西再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7〕”这个要求的实行，很快升级为焚烧“四旧”书籍的活动。这些看来幼稚荒唐的要求，经官方的赞扬，就有了不可抗拒的权威性，各地红卫兵纷纷追随潮流，竞相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苛刻的要求。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26中）红卫兵（卫旗）”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旧立新一百例》，汇集了100条破旧立新的要求，其中很多属于这类对生活方式的禁令，如：“禁止戴手蚀（似应为首饰——引用者注）、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照相馆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取消照歪脖像，各种怪象，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相片”、“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东西”、“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儿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再也不能缭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空，在我们伟大的国家决不许任何人玩赌博游戏”〔8〕。红卫兵对服装款式和头发式样的限令起初还能获得一些群众的响应，而红卫兵为实行他们的禁令，上街督促、检查，强行剪掉“奇装异服”，挨户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旧”，要商店停止销售或销毁“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的举动，则很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恐慌。官方媒体起初报道红卫兵对发式服装的要求，后来只笼统地称赞红卫兵破除旧习俗，而回避具体内容，大概是考虑到红卫兵的要求越来越离谱，难于被群众接受。

　　红卫兵文化习俗方面破旧立新的某几项要求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但是红卫兵使用了完全错误的强制推行的手段，如《红卫兵破旧立新一百例》的最后一条，“提倡简化字，以后各报纸刊物标题一律用简化字”，以及禁止赌博、“结婚不许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不许打骂孩子”、不许虐待非亲生子、“破除家长制，孩子可以给大人提意见”等〔9〕。

　　2.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经不准中国人通行的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在红卫兵的倡议下，“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改为“北京市百货大楼”，“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职工在红卫兵的要求下，把店名改为“北京烤鸭店”〔10〕。官方媒体予以赞赏性的报道以后，其他城市的红卫兵也纷纷仿效。上海红卫兵表示要在南京路“彻底闹革命，用我们的铁扫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的永安公司的橱窗上，张贴了许多由红卫兵和这个商店的职工写的大字报，建议改名为‘永红’、‘永斗’、‘红卫’等。”天津最大的商场‘劝业场’被改为“人民商场〔11〕。广州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的职工，把康有为题写的”陶陶居“三个招牌字铲掉，换上自己书写的新招牌”东风楼“〔12〕。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一些红卫兵还要求人们更改姓名，”凡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主动去派出所改名。〔13〕“几天之内，大批的商店、街道换了名称字号，以致人们不知所指，不得不在新名字后加注原名称。红卫兵更改地名、商店招牌的倡议多是一阵风似的形式主义主张，对社会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破坏，官方传媒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赞许性的报道，各地的领导和群众也多顺从青少年的要求。

　　3.要求以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求：“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公园里要多设立主席语录，汽车售票员，火车列车员应把宣传毛泽东主义，读毛主席语录当做自己的首要任务”：“印刷社大量出版主席语录，并在各书店出售，做到全国人手一册”：“现有自行车，三轮车，要挂主席语录牌，汽车，火车要挂上主席像和漆上毛主席语录”：“信封，邮票一律不许印资产阶级的东西，如（猫，狗，美术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个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语录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14〕”。红卫兵的倡议很多被接受。例如红卫兵要求改变警察制服。

　　当时大檐帽、白色和深蓝色的警察制服，被视为仿照苏联式样。国务院决定接受这个建议，9月1日起警察制服改为类似解放军军装的解放帽、草绿上衣、蓝裤〔16〕。但是一些影响重大或者实在荒谬的倡议没有被采纳。例如有的红卫兵提出：“旧国歌一定要由工农兵改成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内容，铲除田汉的这株大毒草。〔15〕”这条倡议当时没有被中央接受，但是由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作者被定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在群众集会等场合也不唱国歌，而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必要时只演奏而不唱国歌，国歌成了国曲。正式为国歌填新词是文革结束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决定，当然不久就宣布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再如北京女十五中红卫兵提出要改变交通信号灯，红色为通行信号，绿灯为停止信号。另一份署名“北京市半工半读市政工程学校”8月24日散发的传单说：“红色象征着前进、象征着□□（此处有两字不清楚——引者注）、象征着革命。……而交通信号灯却与此背道而驰。红灯却成了停止车辆的信号，阻止我们前进，这实际上是阻止我们革命”。国务院没有接受改变交通信号灯颜色的无知和荒谬的倡议，为此，周恩来向红卫兵作了解释〔17〕。

　　4.要求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或者个体经济的残余，反对物质刺激。

　　红卫兵提出：“在无产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准私营存在，我们建议把大街上一切公私合营字样都改成国营，把公私合营企业改成国营企业。”红卫兵勒令：资本家“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不许资产阶级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房间一律交房管局处理”；私有房产主要把私房全部交给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决不许可你们这些吸血鬼存在。”；一律不准资产阶级雇佣保姆〔18〕……应红卫兵和一些群众的强烈要求，政府停止向资本家支付定息，接收私有房产业主不得不交出的房产。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19〕。上海市12个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共没收124万平方米的私房〔20〕。从8月27日到9月9日，到天津市房管部门主动申请交出私有住房者计11，525户，共交私房49，776间〔21〕。红卫兵不仅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个体经济：“大街小巷修鞋的，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由有关部门组织修鞋社，修鞋价钱必须减少。〔22〕”天津市人民委员会9月作出决定，支持红卫兵8月23日提出的要求，取缔个体商贩和修配服务行业的经营〔23〕。其他大城市残存的个体经济也基本停业。

　　红卫兵还反对奖金制度，建议“各工厂企业一律废除资产阶级的奖金制度，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工农兵群众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武装起来的，用不着物质刺激。〔24〕”对物质刺激政策的批判在文革前就开始，文革期间政府在大部分行业取消了奖金制度。

　　在经济收入方面，红卫兵反对资产阶级拿高薪和存款利息，并且有平均主义的倾向。红卫兵要求“资产阶级”：“从九月份起令你们把高薪降低于人民的水平，银行有存款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不许取走一厘一毫，如违此令，自己负责，毫不客气。”红卫兵“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废除银行的利息制度，让人们本着节约爱国精神储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各报纸今后一律不许给过多的稿费，堵住这个黑风口。”“工厂里，一律不给地富反坏右分子退休金，取消一切待遇，要监督他们劳动。”“建议国家考虑工人普遍长工资，资产阶级权威降工资。〔25〕”

　　红卫兵提出定息、房产等方面的经济要求，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资本家在政治上被列入剥削阶级，已经失去资本，却仍然享有定息，经济收入高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和普通市民，住房相对宽敞，生活比较富裕，因而招致一些市民的不满。对私有房产的剥夺，也反映了当时城市居民的住房紧张问题。官方传媒对于红卫兵经济方面的要求基本没有报道，政府采纳了停发定息〔26〕、接受私有房产等建议，而对于工资问题则十分慎重，基本没有改变原有的工资制度。

　　5.红卫兵提出了一些社会生活方面的要求，反映了当时青少年的主流概念。

　　当时政府为解决城市就业等问题，安置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而有些青年不愿下乡。红卫兵说，“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们：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到边疆去参加劳动生产！〔27〕”红卫兵还提出一些意在减轻工人体力劳动强度的要求，反映了当时崇尚体力劳动者的风气，如红卫兵建议：“有关部门要尽力想方设法在各胡同建立公厕，减少清洁工人的繁重劳动。”“邮递员今后一律不管往楼上、大院里送信，楼里自备信箱，大院找专人负责。减少邮递员同志的劳动。〔28〕“红卫兵改革医院某些制度的建议反映了当时普通市民子女的视角，如：”医院住院、急诊一律不许先收费（五类分子除外），烦琐制度要废除。具体的由医务工作者自己起来革命，打破旧框框，洋框框，一切为人民服务。〔29〕“而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卫兵的破四旧要求中，还有从青少年角度对成人的要求，用革命的词句，表达了对传统家长制的反抗，如”家长一律不许用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孩子，废除封建家长制，不许打骂孩子，如不是亲生子不许虐待，一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破除家长制，孩子可以给大人提意见。〔30〕“

　　在破四旧运动当中，少数红卫兵和群众的平均主义的通令或者行动触及了在位的领导干部，引起红卫兵主流派的反击。例如8月24日沈阳31中的学生给辽宁省委贴出通牒：“你们各级高干宿舍太奢侈腐化，……更不合理的是，有的还雇用保姆、佣人。……我们通牒你们，限令你们一天答复，三天之内采取行动。〔31〕”红卫兵的主流派对危及领导干部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8月27日发布《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复辟阴谋》，传单列举“一批阴险毒辣的狗崽子”冲击老干部，“进行疯狂阶级报复”的行为：“他们闯进革命老干部家里，横行霸道，大打出手，揭下房瓦，扔出沙发，搬走橱柜，拆除电话，将文件乱翻一气，说这是‘特殊化’，将勤务人民（似应为：勤务人员——引者注）赶出大门，扬言要老干部自己做饭，说这是‘劳动化’。他们像一群疯狗，横在马路上，拦住革命老干部的小汽车，将他们赶下车，说这是‘脱离群众’，而他们自己却坐上汽车扬长而去。他们像一批杀红了眼的屠夫，冲进医院，‘勒令’取消高干生活待遇和看病优先权，让他们耗费宝贵的时间去排队挂号，企图让他们去等死！他们这群洋奴，强行封闭高干病房，却改之为‘外宾病室’。他们打着平等的招牌，干着强盗的勾当，假借工人的名义，叫喊什么‘房子应当平均分配’。更恶毒的是，为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野心，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各级干部应民主产生’、‘文件不许分等级看’等等，等等。这完全是放屁！……红卫兵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向全市狗崽子下最后通牒：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不许动我们的革命老干部一根毫毛〔32〕”！这些红卫兵的言论反映了作为红卫兵核心的领导干部子女的利益和立场。发起和参与破四旧活动的，是最早成立的红卫兵，即后来被称作“老红卫兵”或者“保守派”的学生，其基本成员是所谓“红五类”子弟，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后三类子女为其政治核心。他们的破四旧是向“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传统意义的阶级敌人出击，而决不允许冲击当权的领导干部，后者是他们优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依靠。

　　6.红卫兵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要求不多，但是有一条不能不提，那就是勒令民主党派解散。1966年8月23日夜到24日晨，北京有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停止办公，并贴出内容大致相同的通告，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据回忆，发出最后通牒的是北京八中红卫兵。经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周恩来指示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中央暂时停止办公，向红卫兵交出印章，由红卫兵在大门贴上封条，避免冲突。于是，几个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主动与北京八中红卫兵联系，先后交出了本党中央机关的印章。据回忆交给北京八中红卫兵的各民主党派印章有10个之多〔33〕。9月3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纺机《红卫兵》、《革命造反队》散发传单：《最后通牒——命令上海市民盟、民建、农工、民进等72小时内解散》传单同时附注：“台盟、民革两民主党派因故暂不解散。”大概是考虑对台湾工作的需要，不清楚中共中央当时对此有没有具体指示。周恩来在给红卫兵的讲话中说：“有人提出要封闭民主党派，要政协停止办公，我们没有答应。……你们占了民主党派的办公地点作司令部。可以停止办公一些时候，长了就不行了。”毛泽东10月24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听取汇报时说道：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34〕。民主党派没有被取消，也没有恢复活动。

　　据回忆，北京八中红卫兵还提议修改宪法，理由是，现行宪法没有突出阶级斗争。〔35〕8月23日，“东方红一中（原北京25中）部分革命同学”散发传单，《最强烈呼吁——坚决要求重新改选北京市、区人民代表》，原因是原代表中有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人物。从现有的资料看，修改宪法和改选人民代表的倡议没有被采纳。

　　三、强制和暴力行动：“红色恐怖”

　　红卫兵的破四旧不仅仅是散发传单和通牒，更换街道标牌和商店的招牌，也不仅仅是在大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破四旧是充斥强制和暴力的活动。红卫兵的文告很少明示其暴力。官方传媒对红卫兵的报道回避了红卫兵的暴力，对于他们的强制性的行为，也只作有选择的、笼统含糊的报道，例如当时报刊中所说阶级敌人“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就是暗指红卫兵的抄家。尽管如此，红卫兵的强制和暴力行动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有目共睹的事实，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砸毁文物、焚烧图书、捣毁寺院教堂等破坏性活动。

　　1966年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教职工和家属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佛像。这只是全国各地难以数计的破坏事件中的一起，破四旧中遭毁坏的文物古迹比比皆是，例如，几天之内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36〕。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另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多万吨，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37〕。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大批私人收藏的文物遭到毁坏。很多居民在红卫兵的暴力查抄活动中，因惧怕遭遇不测而丢弃或者自毁私家珍贵收藏。大批私人和图书馆的藏书被焚毁。

　　在破四旧中，各类宗教也被列入革命的对象，宗教活动被迫停止，许多寺庙教遭到破坏。1966年8月24日，北京10多所学校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要求驱逐外国修女。26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宣称，接受红卫兵和群众的要求，取缔这个修女会，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28日北京公安局宣布驱逐8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外国修女出境〔38〕。北京有些红卫兵提出“消灭伊斯兰教”，立即引起中央领导的警觉。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召开宗教事务和统战部门负责人会议，指示不能这样做，又在接见红卫兵时指出这一点〔39〕。但是各类宗教活动均不得不停止。在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砸毁寺庙的事件。上海的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徐家汇天主教堂均被砸〔40〕。著名的佛教圣地湖南南岳遭到严重破坏，15座寺庙中自唐朝以来铸塑的479尊佛像、395尊菩萨、649尊罗汉和珍藏了千年之久的54部藏经书、503副贝叶象和大量佛事设施都被砸毁，被焚烧，仅从山上拉下来作为废旧物资处理的铜、铁碎片就达60余吨〔41〕。在回族聚集的宁夏海原县，在三四天内就有67座清真寺、17座寺庙被拆毁〔42〕。全国各地此类文化和文物破坏事件罄竹难书。

　　2.对“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范围十分宽泛的政治边缘人群，进行侮辱和迫害，对他们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产，俗称“抄家”。

　　文化习俗层面的破四旧活动开始不久就迅速发展到对一切“牛鬼蛇神”的残酷斗争，斗争的对象不断扩大，范围十分宽泛，除了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外，通常还有资本家、部分小业主、被批判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学校的校长、老师）、“学术权威”、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如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流氓”（按照当时标准行为不端者）等。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的行为有非常大的随意性，即使按照当时的政策，打击面也严重扩大化，许多教师被打，许多人仅仅因为出身不好被迫害。红卫兵发布了对这些人实行侮辱和迫害的勒令，如：“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们，出门必须带（戴）牛鬼蛇神牌，由群众监督，如有违者，严加处理。“”一切牛鬼蛇神，黑帮狗崽子们不经群众通过，不许领薪，我们要降老王八蛋们的薪，只给混蛋们活命钱！〔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