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卫红：峥嵘岁月――回忆文命初期跟着毛主席造反到天安门毛主席接见
作者: 老田
日期: 2006-12-24 20:03

峥嵘岁月――回忆文命初期跟着毛主席造反到天安门毛主席接见

韩卫红

象我这样平庸无为的草民，大半辈子也没有干过什么大事，唯一能提起来的就是参加过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毛主席用了后半生的精力，带领着全党几千万共产党员和全国亿万工农兵革命群众，历时十年才完成的一场伟大的、触及人们灵魂的、震惊世界的大革命。

在文革初期的一九六六年，我先是响应党的号召，跟着毛主席造走资派的反，后是作为红卫兵代表参加国庆观礼，住进中南海，登上天安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一段经历，是我有生以来最荣幸、最难忘、最值得回忆的。

对文革这件事儿，我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是时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上些年纪的人是都有些怀旧，可作为一个人，一个加入了共产党，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对于文革这样大的事被彻底否定而不感到心痛，岂不是昧了良心？须知，彻底否定了文革，也就基本上否定了毛泽东的后半生。也就基本上否定了新中国，否定了建国以后的共产党。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否定过去不是比忘记更严重吗？以革命的名义回忆过去，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清醒地把握现在，端正方向，增强信心，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在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3周年之际，回忆紧跟毛主席，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的日日夜夜，使我们倍感和毛主席心连心。至于别人对文化革命如何看是另外的事，我们同意的是毛主席对文革的论定。一九七五年他说：“对文化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一定一致。”一九七六年毛主席临终前，召见那个叛主窃国的华某人，当着身边工作人员又一次说到文化革命：“‘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待一下。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我作为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当然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而且毛主席离开我们越久，就越怀念毛主席，越怀念文化大革命。

一提起文革，我就想起毛主席青年时期的那首《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朋友，你一定也读过这首词，你在读这首词的时侯，感到激动吗？我们这些从文革时期走过来的老“红卫兵”、老“革命造反派”，这种激动是非常强烈的。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和谁谈起文化革命那个年代，都不能不说那是一个非凡的年代。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无论他当时的处境怎样，介入的程度如何，要想把它从记忆里抹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毛主席、共产党培养教育出来的，毛泽东时代的“弄潮儿”来说，那种感受，叫我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吧，你读过高尔基的《海燕》吧？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在狂风暴雨中追求欢乐的海燕。你读过郭沫若的《凤凰涅磐》吧？烈火浓浓了，香烟浓浓了，在烈火浓烟中追求永生的凤凰。象海燕搏击那大海，如凤凰翱翔于烈焰，其中的感受那才叫激情满怀。干革命就要有这样的激情。

还有一首叫《东方红》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那里人民得解放。”文化革命那个时代，人们就唱《东方红》，就信仰毛泽东，就学习马列主义，就搞阶级斗争，就讲究为人民服务！你不信仰毛泽东，不学习马列主义，不搞阶级斗争，不愿意为人民服务，咱俩就得斗。大鸣、大放、大辩论，还有革命大字报，咱俩就得辩个清清楚楚，斗个是非曲直，说个明明白白，直到你认了错，再帮你挖出了产生错误的社会基础、思想根源，找到避免重犯错误的道路，才算尽到了革命同志之间的责任，也才体现出了阶级兄弟般的友爱。当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对于我来说，没有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只能是一个食不饱腹，衣不遮体，靠讨饭度日的乞丐。所以在我的心里，谁要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说半个不字，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说坏话，只要叫我知道了，我就绝不答应，就要跟你斗到底！我的这种立场和态度说白了，这是阶级的本能。上了五年大学也没改，坐了六年监狱也没变。直到现在我这个人，也还是这么“不时尚”，还是这么“原生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答案只有一个：马列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对！修正主义错，资本主义错！什么好？什么坏？答案也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好，社会主义好；资产阶级坏，资本主义坏！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鄙？大公无私高尚，自私自利卑鄙！人生价值的追求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讲，就讲诚心诚意地干社会主义，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这些人，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生理念。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只有这样的人，才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这就是我们这些毛泽东教育出来的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也就是我参加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基础。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退居二线。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主持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在此后的时间里，他们一步步背弃共产党紧紧依靠劳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政权变成了谋取集团私利的工具，结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效仿苏修集团，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边缘。他们控制了中央的不少部委和北京市委，把北京搞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时退二线的毛泽东在北京也很难扭转定局。重导苏联覆辙的危险就在眼前，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就要付诸东流了。一九六五年秋，毛主席带着江青，离开了令他感到窒息的北京。毛主席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以姚文元为首的写作班子，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指出：该历史剧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其影响极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开始，人们都还以为是学术界的讨论，后来围绕着《海瑞罢官》的批判的深入，涉及到了政治问题。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于是《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庐山会议上中央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了。我没有看过《海瑞罢官》这个戏，从当时的批判文章中了解到，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纠集军队中的右倾势力组成“军事俱乐部”，和刘少奇、邓小平等预谋串通，在会上向党中央、毛主席搞突然袭击，上书发难，否定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路线，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得不偿失”。提出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发动左派对右派进行 了反击，结果军头们失败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痛遭批判，彭德怀被撤职罢官，由林彪取而代之出任国防部长。我是农民的儿子，家在农村，对城里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不大清楚，但我却亲身经历了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全过程，亲身体验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制）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优越性。在人民公社里，铲除了几千年来剥削制度赖以生存的私有制。实现了党、政、军、民、学五位一体，政权掌握在人民群众选出的管理委员会手里。因为没有私有资产，所以管理委员们也无私利可图，只能给人民群众当“公仆”。他们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同酬，谁也不特殊。什么官僚主义，什么贪污腐败，统统被杜绝。这对于大公无私，不谋私利的人来说，真可谓如鱼得水，称心如意；而对于好吃懒做、自私自利的人也真是百不趁心，寸步难行！。其实“人民公社”就是群众自己创造的。一开始是我家邻县七里营合作社的社员们，在生产大会战中，为适应机械化大生产的需要，几个高级合作社打破社与社的界限，组成了一个大联合合作社，名叫合作联社。毛主席视察七里营时发现了这个新生事物，他非常爱护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他听说群众给这个新形式起了好几个名字，有的叫它农业联合社，有的叫它人民公社，有的叫它集体农庄。毛主席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并亲笔为七里营写了“人民公社好”的题词。《人民日报》随即报道了这个消息，一经倡导，“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很快便席卷了全国。那个时候叫人民公社化。如果说一九五六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铲除了剥削和压迫，巩固了共产党在城市的人民政权；那么，人民公社则在农村铲除了封建关系和私有制，巩固了共产党在农村的人民政权。这样就极大地铲除了资产阶级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彭德怀指责不该搞人民公社，鼓吹倒退和剥削，不就是要我们回到旧社会，重过暗无天日的苦日子吗？《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为彭德怀叫屈，为资产阶级招魂，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显易而见，遭到批判理所当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触动了刘邓司令部的要害，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及其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先是封锁舆论界，拒不发表和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继而把批判《海瑞罢官》框在纯学术的范围内，接着又向学校派驻工作组，对学生运动实行镇压。北京的几个大学成了他们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重灾区。一夜之间几百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毛主席立即回到北京，撤消了彭真等人的中央文化小组，建立直属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通知精神的鼓舞下，右派对左派的镇压，遭到了左派更强烈的反击。一场毛主席亲自点燃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这样势如破竹的展开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我在开封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业已经完成，教育实习告结束。只是由于当地学校的需要，我被嵩县一中借用，代教高中三年级的语文课。四月十八日，嵩县一中召开大会批判《海瑞罢官》，我出于出身贫苦的阶级本能，走上了批判吴晗的讲台。不料我的批判发言竟震动了嵩县一中。这是我第一次介入现实的阶级斗争，第一次意识到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战斗的责任感，第一次享受到了战斗的欢乐和满足！从此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我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在向我招手，我应该毫不犹豫的投身其中。常言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共产党、毛主席叫我翻了身，是新中国，是人民把我培养成了大学生。我的一切都应该属于共产党、毛主席，属于国家和人民，现在党需要我为保卫革命成果去战斗，我必须奋不顾身的冲锋在前，别无其他选择。六六年五月初，嵩县县城又召开了规模宏大的万人大会，批判资产阶级。我作为嵩县一中的代表又一次作了批判发言，我又一次体验了战斗的欢乐。我是贫下中农的后代，我不能忘本，我为我做了应做的事，而感到自豪。那天，我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好象地主、老财、资本家就要翻天复辟，就要向无产阶级，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当枕戈待旦，彻夜难眠。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我接到通知，返回开封师范学院。学校已驻有市委派的工作组，也正在开展大批判，除了《海瑞罢官》外，还有吴晗、邓拓、寥沫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我买到这两本书来读。原来竟是一些“伊索寓言”式的小文章集成的集子。这三个人物在编着圈儿骂共产党。说什么穷棒子翻身没有当家作主的本事，共产党是“三个鸡蛋的家当”成不了大器。基本手法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躲在阴沟里放冷箭。读起来当瞎话儿哄小孩子，还满有味儿；可仔细一品，就叫人如梗在喉，有一种被奚落、被羞侮的感觉。低年级的同学批判的热火朝天，我们是毕业班，最关心的是分配结果和离校时间。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决定。六月五号，开封师范学院艺术系讲师伍秀芝的住室，被她所教的一群低年级的娃娃们查抄了。她保存的那些封、资、修的唱片、录音和一些诸如巴黎香水、口红、高跟鞋、海绵乳罩之类的东西，被娃娃们作了暴光式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