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完
作者: 老田
日期: 2006-12-25 10:34

娃娃们指出并批判了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贴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武秀芝”的大标语。开封师范学院一下子开了锅。不少学生说艺术系的娃娃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猛烈轰击的第一炮，好的很，娃娃们就是勇敢的革命小将，纷纷写大字报，大标语表示支持。校党委和工作组则相反，指责娃娃破坏了学院的教学秩序，破坏了师院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责令参与此事的娃娃们承认错误，悔过自新，揭发闹事的右派、反革命。要求各系党总支都要切实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排除干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密切注视运动的动向，严密掌握每个学生的基本态度。妄图封杀艺术系娃娃们的革命热情。娃娃们不服气，不认输。他们集合起来到院部要求招回在省里办展览的高年级同学，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也又被院党委指责为请愿闹事，遭到围攻和非难。凡是参加请愿的和为请愿活动说公道话的，都被文革小组找去谈话，在班里接受批判。凡是在讨论发言中，涉及对党委有意见的，就一律斥为“攻击党的领导”，不但要给以批判，还要作为政治问题整理专案，内定为右倾学生，放到运动后期抓“右派”。刚刚开始的文化革命，就这样被压下去了。这就是开封师范学院文化革命中爆发最早的“六·五事件”。
北京开始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 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因镇压学生运动被撤职罢官，《人民日报》为之发表了《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的社论，党中央这强有力的举措，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受“校文革”和工作组压制的学生们，象久旱逢甘霖，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我没有在班上参加运动，就被抽到系材料组当组长，受院党委直接领导，任务是抄录当天贴出的大字报，汇总整理后上报院材料组。我是六二届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又一直是党员培养对象，运动期间，更是党组织考验自己的关键时候，所以我努力地工作着，吃住都在材料组里，每天都是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才休息，生怕向领导反映的情况不及时。可是大字报的内容多是批判见于报端摘录，没有什么新东西。但学生们私下传递的传单和小道消息却多的很，其中反映上层斗争的火药味也特别强烈。似乎党的存亡，国家的命运，主席的安危，人民政权的得失，都系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搏之中了。院党委三令五申，严密注视学生的思想动向，对个别学生跨班级、跨系进行的串连活动，更是要严密监视，及时上报。校园的空气紧张得很，沉闷得很，好象一场暴雨就要来了。我从所接触到的消息中，得以了解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结合学校的实际进行思考，求索。就说“六、五事件”吧，伍秀芝在舞台上给人的印象是好的，可意想不到的是，她那虚弱的躯壳里隐藏的是不可公开见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灵魂。现在被赤裸裸的暴露于光天华日之下，让纯真的人们再也无法正视于她，原先的一朵鲜花竟显形为不齿于人的丑类。就事论事，娃娃们是在天真无邪地批判资产阶级，本无可厚诽。院党委和工作组为了捂盖子，保自己，乘机向娃娃们大打出手，人人过关，追查什么“反革命”、“小右派”，岂不是白色恐怖，残酷无情的政治迫害！ “六、五”是被压下去了，但是“六、五”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的危险也是存在的，中国的前途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并没有真正解决。
北京的消息越传越多，特别是清华、北大的情况更具体。但学院里的大批判还是没有一点生气。材料组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整理上报的了。我有充裕的时间和便利，经常接触中文系以外的同学，和他们交流思想，阅读他们从校外传来的最新消息和“中央首长讲话”。还有一些从未读过的主席语录和内部讲话，读了之后，叫人豁然开朗，信心百倍。“过去一切剥削阶级都说‘造反无理’。是马克思把这个千古不变的教条翻过来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但归根结缔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我和材料组的靳景贤、李九云利用材料组的便利，连夜加班把这些语录、讲话油印成传单，向各系散发。凡是读过这些传单的同学，心里都象燃了一把火。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六十五分钟的时间，在长江里畅游了十五公里的长篇通讯和巨幅照片，号召革命青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到“江河湖海”里去学习游泳，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经风雨，见世面。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主席健康的体魄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使革命学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学校里的大批判，在党委和工作组的压制下，又起来了。这一次主要形式是“大字报”和“大辩论”。班组里面，观点对立，阵线清楚。本班同学已经无法坐在一起心平气和的讨论了，只能靠大字报来发表自己的观点。院党委和工作组退居幕后，变换了遏制革命的手法，一切由校文革小组出头露面，他们自己观点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组织好多赞同大字报、大标语，贴在周围来支援。一张与他们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组织好多相反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在周围，进行围攻，甚至在大字报上乱写乱画。费了好大气力写出的一篇大字报，贴出不到一晌时间，就被乱画、覆盖，糟蹋得一塌糊涂。于是人们只好站在自己的大字报下看着，用口头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观点。你不同意，咱们就现场辩论。双方同学各站一边，推出自己的发言人，各自抱着双臂，规规矩矩的站在自己阵营的前面，不能指手画脚，一对一地辩论。如果一方的发言人是女的，还要拉开一个的距离，站到圈儿里，以免对方节外生枝。但不同意见的学生之间辩论，往往是多数派的学生被辩得哑口无言，最后被揭开了假革命的老底儿无法存身，只好靠人多势重把获胜的少数派哄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于文革小组意见的少数派，要想发表出自己的意见是非常困难的。但被压制的少数派，在艰苦的努力着，奋争着，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意见。他们自发的开始打破班级的界限，两个系、几个系的少数派把大字报贴在一起，把一个大墙面一下子贴满，校文革组织的围攻大字报只好贴到远处而威力大减。这期间，我虽然在材料组，不能回班级和同学一起写大字报，但我和各系的少数派是消息相通的，我为有他们这些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学而自豪。我根据大字报上的观点和署名，在各系之间又认识了不少的充满正义感的同学。除了我们中文系大四以外，结识了其他年级的汪俊峰，王在文，楚战国，段文德等，还和外系的张继烈、郭爱琴，刘震，高撼，韩玉生，李素娥，王富德，陈春思，刘万杰，冯润生，党锁，王先顺，廖旭登，白志林，张洪，王建，李全中等。
随着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和发展，北京又成了革命的中心，北京的革命形势直接影响着全国。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并全文转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揭发校党委和市委工作组，在北大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不久，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也从北京传到了开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毛主席在大字报犀利无比，切中要害，其中所说的情况，和我们学院是多么相似呀，在那受压抑的日子里，我们读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倍感亲切。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毛主席和我们真是心连心哪！
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们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真是久旱禾苗逢甘雨，待放花蕾遇春风。毛主席，党中央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压在心头的石头搬掉了，个个都心情舒畅，振奋异常。“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句句都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带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了首都红卫兵。我端详着报纸上毛主席的照片，那慈祥的笑容，温暖着我的心，一股暖流在我周身融动。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不能再在材料组为镇压革命学生的党委和工作组服务了，我要投身到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去战斗，我决计冲击开封师范学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计对推行这条反动路线的走资派韩倩之造反！
八月二十一日我贴出了《造韩倩芝的反》的大字报，列举事实，公开指出院党委书记韩倩之站在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残酷迫害贫下中农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捂盖子，保自己，实行白色恐怖，充当开封师院的匡亚明，是镇压艺术系“六·五”革命小将的侩子手。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批判，彻底打倒！。用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开封师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大字报一起贴出的是我的《改名声明》，把原名“韩兆修”，改为“韩卫红”，以示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志向和决心。我的大字报得到了不少同学的支持和声援。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我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行动起来，先着手做群众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于是我从各系对院党委持批判观点的同学中，选择性的串连一些既有代表性，有活动能力的同学，作为在各系发动和组织揭发院党委韩倩之的联络人。八月二十二日吃了早饭，我就到各系逐个去找我认定的同学串连谈话，沟通思想。这些同学大多和我的想法一样，都认为组织起来力量大，所以我们相见，一拍即合。当天我串连到的有：中文系的曹增瑜，常呈斌，刘纪纲，张俊山；政教系的李素娥，王富德；艺术系的张继烈，郭爱琴；体育系的李全中；外语系的张洪，王建；数学系的刘万杰。历史系的廖旭登；地理系的张聚兴；化学系的白志林；物理系的党锁等。一切进行顺利，所以我也更加起劲儿。一吃晚饭我就又跑了一圈，约定第二天上午九点在中文系资料室开个碰头会，大家相互认识一下，共同讨论一下师院文化革命的形势。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钟，全院相约的同学准时到达资料室。大家第一次聚在一起，除了和我认识外，他们之间却很少相识。只知道来的人观点是一致的，所以都能袒诚相见。碰头会由我主持，先是学习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不能牺牲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但归根结缔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接着，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大家从各系应约而来，虽然互不相识，但却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个目标，就是关心国家大事，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为了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为了反修防修，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就是为了避免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而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私利或别的什么目的。再一点就是我们都有一颗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的心。是这颗赤诚的心和共同的革命目标，把我们聚到了一起。过去，我们只是同学，互不了解，但今天起，我们坐在了一起，共商国家大事，共商开封师范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同志，就成了一条战壕里的革命战友。为了增进了解，我提议，各位同志应该开诚布公的，实事求是的，向大家作一个自我介绍。介绍的主要内容是姓名、年龄、出身，现在哪个系，哪个班。然后简明扼要地说明你对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委书记韩倩之的认识，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下面，我先自我介绍：我，原名韩兆修，现名韩卫红，中文系六二年级四班学生。河南原阳县人，贫农出身，从小要饭，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全家。父亲解放前扛长工，解放后是农会骨干，当过供销社主任，现任生产队长。大哥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二哥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现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三姐是中学政治教师，母亲在家务农，大姐、二姐逃荒时撇在徐州。三哥解放前给了人家，前年才回来，现在是大队会计。社会关系的主要成员历史清白。我从小学起就一直靠救济金、助学金读书上学。现在是中文系文革材料组组长。我认为院党委书记韩倩之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是走资派。我在大字报中阐述的就是我的政治立场和基本观点。我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风吹浪打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做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我说过后，自左而右，一个接一个都严肃认真地作了自我介绍和政治表白性发言。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一、回去后积极串连观点相同的同学，搜集材料，批判韩倩之的反动本质，揭发他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严重恶果。二、充分利用大字报这个锐利武器，打破系与系的界限，组织高水平，大分量的大字报，形成规模。抗击校文革对大字报的围攻覆盖，不断扩大大批判的阵地。三、确定建立联络小组，各系参加一个联络员，以便于互相支援。当场定下的人员是：中文系刘纪纲，政教系李素娥，艺术系张继烈，体育系李全中，外语系张洪，数学系刘万杰，化学系白志尧，历史系党锁，物理系王先顺（因去北京有廖旭登代理），地理系张聚兴。韩卫红总召集人。王富德，靳景贤负责相互联络。联路地点就定在中文系材料室。会议直开到十二点散会。
中午吃饭路上，我和刘纪纲商量，把中文系相同观点的同学通知到风雨操场开个通气会，鼓鼓劲。随后告诉靳景贤，让他通知楚战国，汪俊峰郑中信，祝红军等人，然后再分头通知各班。我匆匆地吃了饭，到风雨操场时，已经有二十多个人了，还陆续有人神秘兮兮地走进来，越聚越多。现在想起来的有曹增瑜、黄泽生、白石头、李天运、张信科、张金成、潘震德、祝钟铨、刘仁惠、刘纪纲、靳景贤、尚家贞、张俊山、高丁臣、石长义、杨锦纶、郑国友、王法全、王广西、邢永义、王在文、段文德、楚战国、汪俊峰等。这是中文系的第一次秘密集会，没有多余的话，没有激烈的口号，不声不响，神情严肃，大家目光坚定，心心相通。我站在大家面前，心里噗噗直跳。当时的我，真觉得到了雷池的边沿。这一造反，就意味着对自己以往观念的决裂。一生的命运祸福，包括家庭和亲属的前途和未来，就看这跨越雷池的一步啦！这意味着，我终生选定了毛泽东，跟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决定为了国家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甘愿放弃个人得失。而且文革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只有胜利才有为国为民争得实际利益；如果失败，不可避免的就要出现毛主席所预见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党，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我就不可避免的沦为资产阶级的阶下囚，劳动群众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阶级的本能，使我不能容忍地主、资本家、资产阶级翻过来再奴役我和与我相同命运的苦孩子，我不能容忍任何人攻击共产党，我不能容忍任何人攻击使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能容忍任何人诽谤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必须选择造反的不归路！在这么多的同学前面，我再一次揭露了韩倩之站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利用权力为其地主老子置办柏木寿棺，尽忠尽孝；在学校顽固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迫害贫下中农学生上吊自杀，特别是文革以来，他坚持反动立场，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扭转斗争大方向，把艺术系“六、五”小将打成了反革命。韩倩之就是我们学院要斗跨的走资派，开封师范学院文化革命的大方向就是造韩倩之的反。我又向大家介绍了上午各系碰头会议的精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冲破阻力，打破班系界限，互相串连，互相支持。号召大家发扬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字当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资产阶级的反，造韩倩之的反，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风吹浪打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做永远忠于毛主席好战士！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但归根结缔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不能牺牲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伙伴的尸体，踏着他们的足迹，英勇地前进吧。” 现在我们观点的人还是少数，但我们真理在手，正义在胸，只要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斗争，就会得到大多数的支持。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
闻讯来参加会的人越来越多，我的话讲，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共鸣。到场的同学都很激动，散会时，大家高声朗诵着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走出了风雨操场。
几乎与中文系同时，各系也都召开了相类似的会议。
散会后，我从黑板报上看到二十四日下午在大礼堂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会的通知。根据这一情况，我认为是一次争取大会发言的好机会，于是就让靳景贤通知王福德，分头通知各系联络员，下午两点在中文系资料室开会，讨论如何争取大会上发言问题。两点钟，联络员准时到会。我便向大家说明我的想法，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校文革通知，明天下午要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韩倩之肯定要在会上作讲话，根据现在的情况，他们肯定还是要矛头向下，批判“六、五事件”，还是要抓“右派”抓“反革命”，批学生，揪老师。我们要针锋相对，借大会之机争取发言，揭露他们挑动学生斗学生，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批判学院党委推行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揭露韩倩之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控诉市委工作组操纵校文革对“六·五”革命小将的残酷迫害。这样，势必会受到大会的阻拦。我们要想发言，就得有一个争取发言的办法。所以请大家来共同商量。接着大家就讨论开了。先是大家一致同意争取发言，接着讨论落实三个发言人和发言内容。第一个是外语系的张洪，揭露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外语系造成的恶果；第二个是艺术系的张继烈，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六、五”革命小将的残酷镇压。第三个是韩卫红，撕开韩倩之的虚伪面纱，揭露韩倩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充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嘴脸。接着又讨论如何取得发言机会。可是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出一个行得通的好办法，我也很是着急。结果还是毛主席的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烈的行动。”我们既想发言，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韩倩之，又想让他们许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要发言，要批判就只有一个办法，革命！造反！除了造他们的反，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于是大家开始认真、详细地讨论造反方案。第一方案是三个人上台要求发言，直接作揭批发言；第二方案是不允许发言，我们就造反。坚决制止韩倩之矛头向下，镇压学生运动，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错误行径。把大会变成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变成控诉韩倩之反动罪行的大会。争取第一方案能够发言，但不抱幻想，按第二方案作好造反准备。这第二套方案具体起来就是：一、认真落实各系能联系和发动起来的同学人数；二、要求我们的同学要尽量地聚在一起，坐在前面。三、中文、艺术、政教三个系的同学比较多，开会时要集中坐在舞台的两边的台阶附近；四、靳景贤和王富德分别负责左右两个通向舞台的阶梯，保证畅通。五、我和张洪、张继烈三个人上台要求发言，若被拒绝，就抢占麦克风开始揭发批判韩倩之。六、如果发言遭到阻止，台下由艺术系王明贵负责贵带一铜锣，以锣响为号大家一齐上台保护发言，一定要把大会变成控诉韩倩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七、我作为总联络员，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络处置，进行统一指挥。八、强调严守机密，造反方案不得向外泄露。这次会直开到将近六点才结束，各回各系分头准备，约定第二天中午一点整在中文系资料室汇总准备情况。
二十四号中午一点，各系联络员陆续来到。汇总情况落实发言的人都准备好了发言稿，参加的人数也已落实。按原计划准备基本就绪。所以不到十分钟就散会，分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