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是当代的“游民文化”经典

芦笛

一、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千年病态

最近看到故李慎之老著《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惊喜地发现吾道不孤，我的某些想法其实早就有人想到过并作了扎实研究，这位先知先觉就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作者王学泰先生。

针对中国社会发展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病态，我曾在旧作中反复提出几个重要观点：

１、从辛亥革命前直到大泽乡“起义”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并不是革命，而是痞子造反，这腐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贯串着一条醒目的红线。

２、“暴力革命”和“造反”的本质区别，不但在于前者是进口来的，后者是土产的，更在于前者的目的是用暴力手段强制改造社会，而后者的目的只是抢夺天下。因为社会改造只可能以和平渐进平滑的方式进行，所以革命对社会发展的破坏力更大，必然引起社会大幅度倒退，制造出一个更加黑暗的新社会来，而造反只能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虽然两者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只能大量消灭人口，大规模破坏生产力，但造反没有革命那种全面的持续的文明摧毁作用。所以，泊来的暴力革命比土产的造反更可怕、更反动。

３、中共革命乃是从外国进口的邪教与本国土产痞子造反的腐恶传统相结合生出来的宁馨儿，是后者最高最活顶峰，把它的出现完全归结于苏联的文化、政治、军事侵略是浅薄可笑的。正因为它结合了外来的以暴力强制骤然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荒谬与土产的痞子造反的狠毒，它才得以构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灾难与文明灾难。

读了李老的文章后，我才发现类似的观点早就有学者提出了。据李老介绍，早在1919年，杜亚泉先生就提出，中国社会中历来存在着一个“游民阶级”，历次所谓“农民革命”就是以这些人为主力军，这种“游民革命”只能导致改朝换代，不能推动社会进步，既非政治革命，亦非社会革命，只能称为“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便产生了所谓“游民文化”，它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富豪为主要特征。

据李老介绍，王学泰先生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作了深入研究，写出了巨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可惜到现在我既未能从国内购得此书，也未能从网上成功下载，只能结合李老与其他网人的介绍总结出以下几个要点来：

１、自宋代以后，人口增长超出了土地承载能力，于是造成了许多没有固定职业的“游民”，包括兵、地痞、流氓、盗贼、乞丐等等，构成了历代痞子造反的“勇敢分子”集群。历史上所谓“农民起义”其实就是这些人造反，跟真正的农民其实没多少关系。

２、游民形成的社会称为“隐性社会”，而大家熟悉的传统社会乃是“显性社会”。李慎之老甚至将游民社会称为“另一个中国”。游民的生存空间称为“江湖”，那儿实行的是与显性社会的游戏规则截然不同的另类规则。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把心狠手辣视为英雄豪迈。其专业就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作没本钱生意，过刀口上舔血的日子，藐视一切既有体制特别是法律体系的权威，与之对着干，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唯一的道德原则就是“义气”，也就是帮内弟兄必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因而把“义气千秋”的关羽当成了尊神，除此之外毫无道德约束。而且帮内等级无比森严，一旦“欺师灭祖”，便要接受“三刀六洞”、“五雷轰顶”、 “万刀砍杀”的可怕残暴的惩罚。

３、游民与知识分子相结合，便形成了“游民知识分子”，由这些人创造了“游民文化”，其经典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等通俗演义。李慎之先生甚至认为游民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其实不亚于所谓“主流文化”亦即儒道释，其依据乃是在国外华工们中，关羽比孔子还香火鼎盛并绵延不绝。

４、王先生认为，“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只有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并不是如李自成、张献忠那样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带勤劳致富和追求发展的农民。李先生认为，王先生此说不但解释了杜亚泉所说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

因为没能看到原著，上面这几点总结当然连管中窥豹都算不上，如有误解，敬请识者指正并向王学泰先生道歉。如果王先生的主要思想就是这些，那我基本同意，但觉得还可以补充几点：

１、在我看来，游民社会的主体除了黑社会组织（诸如天地会，红花会，红枪会，青帮、洪帮、袍哥、三合会等等）外，还应包括民间非主流宗教组织。早在王先生举出的那些 “游民经典”出世前，便有黄巾军、五斗米教、明教（含弥勒教）等等，后来还有白莲教，拜上帝会，义和团等等。因此，愚以为不能忽略民间非主流宗教运动在游民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现代法轮功的兴起，似乎就不能用王先生的理论解释。

２、游民社会的出现不完全是人口过剩的结果。每个朝代初创时，因为人口死亡泰半，都有严重的土地过剩，但游民社会似乎并不因此绝迹。哪怕是在游民出身的朱元璋和毛泽东上台后以铁腕无情地彻底铲除了游民社会（毛还铲除了其他一切民间社会）之后，过上几十年游民社会又出现了。有明一代痞子造反就没有断过。今日的中国社会照样有庞大的黑社会组织。这似乎并不能完全用人口过剩解释。

我认为，游民社会之所以能够与中国历史相终始，乃是因为中国从来都是一个病态社会。中国从未出过合格的思想家，传统社会设计从来没有“费厄泼赖”这一条，其社会理想就是维持既有尊卑秩序不变，将统治阶级恃强凌弱，肆意抢夺社会财富视为“天理大义”或“宇宙运行规律”，至今仍然如此，因而从来无法造出西方那种具有和平解决社会危机可能的良性社会来。主流社会的病态组织管理方式，取消了社会完善自身、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只能将危机积蓄下来，这就是游民社会得以发生、发展和维系的根本社会原因。

３、正因为游民是社会病态的组织管理方式制造出来的，所以无论人口是过剩还是不足，游民社会都不绝如缕，从未在中国历史上断过根。它的所谓“隐显”程度反映了社会危机的“储蓄量”：当人口极度超载，贫富极度不均，贫民大量出现，游民社会便从隐到显，全国都成了“江湖”，直到游民领袖最终健步登上天安门。

在这过程中，民间非主流宗教组织的兴起是社会危机严重程度的最敏感的指针，这是因为这些组织的教义常有原始社会主义成分（起码是在起事前如此），或是据说起到了医疗保险作用，因而为提供了统治者无法提供的危机解决方案，为生活无着的贫民提供了一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另类生活方式，五斗米教、明教、白莲教、拜上帝会直至今日法轮功的勃兴，都是出于同一机制。

４、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乃是由民间士绅组织指挥的保护良民不受造反痞子蹂躏的团练武装。这作法从东汉末年一直延续到国府的剿匪运动。在镇压痞子造反时，团练武装起到的作用甚至可以大过朝廷的正规武装力量，诸如东汉末年民军镇压黄巾，元末民军镇压红巾军，清朝湘军淮军镇压发匪，等等。

这就是毛泽东眼里的“阶级斗争”，他没敢告诉大家的是，第一，阶级斗争乃是社会病态的表现，非但不能解决社会危机，推动社会进步，而且只能祸国殃民。一个社会的阶级斗争越频繁越暴烈，也就越证明统治者和反抗者双方越缺乏和平解决冲突的政治智慧，不是光荣而是耻辱。第二，弱者起来反抗强者在道义上是合理的（所谓“造反有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抗者就一定是好人，起事者往往比镇压者更残忍更黑暗更反动，更具有盲目的巨大的文明破坏冲动。项羽、黄巢、朱温、张献忠、洪秀全等著名匪首都是证明。就连后期在军师们教育下“改邪归正”的李自成，再度堕落为流寇前仍然还要效法项羽把紫禁城一把火烧成白地。至于毛泽东与蒋介石孰正孰邪就更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国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奋起推翻昏庸的统治者，造成的实际恶果比维护秩序更大。造反在道义上或许确实 “有理”，但在功利意义上却极度愚昧，极度有害。

５、所谓“革命的精义”，乃是用暴烈急剧的手段去改造社会原有的生活生产方式，由此造成文明的大跃退，这我已经在上面说过了。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都既是传统的痞子造反，又是进口的洋革命。在俄国人来之前，孙中山的基本依靠力量就是黑帮会，他本人就是洪门的洪棍，中共则集邪教与黑帮会为一身，这应该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吧。中共惩罚叛徒的残忍，就连传统游民社会都得瞠乎其后，顾顺章全家被杀就是生动例子。

王先生至今以为革命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不是因为身在国内不能不作出的安全考虑，就是误以为西方社会进步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西方的社会进步主要靠的还是和平改革。如上所述，东西方之所以有这本质差别，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从来没有出过合格的思想家，提出过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平改造蓝图，于是中国便永远只能以乱治循环的方式在原地打转。

正因为此，王先生指出的社会由穷到富似乎不能视为真正的社会进步──那不过是良民为痞子作嫁衣裳罢了。不在国民思想上彻底拨乱反正，建立妥协观念，实行费厄泼赖，破除“拳头大赛，赢家通吃”的“狼羊律”，良民只知苦吃苦做，勤劳致富，社会财富就算创造得再多，总是要彻底毁灭在必将到来的大乱之中的。这能算什么“社会进步”？

６、准确地说，游民社会的经典完全是杂拌，其恒定成分当然是王先生列举的那些经典说部，在其中，除了为游民提供“英雄榜样”诸如义薄云天的刘关张、滥杀手无寸铁的无辜的李逵、惨杀“淫妇”的武松、杨雄、石秀等人之外，《三国演义》还通常起军事教科书的作用，并为造反痞子提供军队组织模式（例如“军师”从来是痞子造反队伍中必有的职务）。不但努尔哈赤、李秀成等草莽，就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亲口在中央会议上承认“我打仗是靠《三国演义》”，我党那著名的“投名状策略”更直接是从《水浒》上学来的。

但除了这些不变组分外，任一特定时期的游民运动也搀入某种宗教成分。这在红巾军、发匪、拳匪、共匪运动那些宗教运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拳匪几乎把所有通俗演义上的神道和英雄人物都从天上请了下来，附在自己身上，这当然属于宗教行为。而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毛岸英开的书单就更能说明这一点：

“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这些书基本属于王先生指出的游民文化经典，但请注意也有添加成分，那就是“大众哲学”。如果毛岸英不在苏联，只怕毛要特地加进去点共教经典（例如他自己写的邪教小册子）。

７、和所谓主流文化经典亦即儒道释经典相比，游民文化经典提倡的是一种反文明、反人道的价值观，中国历史上的反抗者们之所以常常比镇压者们更邪恶更残忍更反动，这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８、共党建政后，游民文化便再不是什么“隐性文化”而成了国教。传统游民经典提倡的“优秀品质”被提炼成了大中学政治课上那些教义。如今的游民政治圣经乃是《毛泽东选集》（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以及革命传统教育，文学经典则是毛时代推出来的一切文学作品。在这些玩意的潜移默化之下，哪怕就是文盲，“夺过鞭子揍敌人”、“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亦即传统的“义气”），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亦即祖传的“无毒不丈夫”）、“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等等基本教义都能倒背如流。

因为中共以国家权力用游民经典为全民洗脑，更因为３０年毫不间断的痞子运动，特别是经过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陶冶，我们伟大祖国终于实现了全民“游民化” ，游民社会便再不是隐性社会而成了“红彤彤的新社会”。只是在邓小平毅然背叛马列毛主义、奋勇走资之后，主流社会才开始便逐渐向传统社会回归，痞子头目才开始贵族化，这种严重滞后在传统痞子造反运动中根本看不到——如朱元璋建立的吴国显示的那样，痞子们还没完全打下江山来，便开始按照旧贵族的方式建立管理国家。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竟然出现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基础的彻底背反：随着痞子头目们贵族化，社会向传统回归，官定意识形态却仍然还是那个与之针锋相对、不共戴天的游民文化。统治者动用国家宣传教育机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教育子民如何推翻自己，人类历史上还从未见过如此荒谬奇特的景象，它正是革命造成的不同于传统造反的特殊恶果之一。

９、由此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大的潜在危机之一，也是日后中国再度大乱，新贵被新一代游民残酷血洗的爆发契机。

【未完待续】

【说明】按原计划，本文乃是《浅议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效果》的续篇。该文未写完，我就有事到外地去了。在旅途中除了英文书外还看了两本中文书，一本就是《王小波画传》（谨向网友竭诚推荐，精彩之极，不读可惜，可到网上邮购，用古歌一找就得，http: //book.sina.com.cn/nzt/cha/wangxiaobohuazhuan/），一本乃是李慎之著《风雨苍黄五十年》，其中有一篇就是我此文提到的文章。读后我改变了原来的写作构想，决定把谈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效果的两部分分开。

所以，本文其实已不再是前文的续作而是独立文章。我本来不想贴在此处，准备贴到博讯的芦笛博客去。但因为有网友催问过那文章的续作，我觉得做事还是该有点头尾，所以贴在这里。但在写完此文后三个月内，我大概不会再来此贴文字，即使写文章也只会贴到博讯的芦笛博客去，准备以此饿死那些舔共ＬＬ们。等３个月后我再来看，如果衙内们饿死了，那我就回来，否则我以后恐怕只会在博客安营扎寨也。博讯的博客很合我的心愿，它不让网友上贴，比较适合我这种单向施教的先知先觉，由此确保了我不会把宝贵时间浪费在批驳惊天动地的白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