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从清朝开始衰落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
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
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
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
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
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
尚且不能。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
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
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
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
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
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
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
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
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
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
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
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
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
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
、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
《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
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
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
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
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
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
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
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
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
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
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
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
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
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
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
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
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
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
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
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
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
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
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
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
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
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
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
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
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
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
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
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
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
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
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
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
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
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
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
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
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
。《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
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
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总之，明末华夏文明处于进入人类文明更高级阶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虽然
因为饥荒西北起了民变，但以明朝的实力是完全可以镇压下去的。而事实上，民变之起
也跟由于平定满人而增加税收有关。增加税收，江南尚不觉得吃力，而西北却承受不了
。假如满人不在关外闹事，一是西北民变未必会起，二是明朝也可倾力镇压，而左支右
绌而致流寇坐大。
　　 中国自宋以来，北宋、南宋、明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亡于内，而是亡于外。假如，
没有被少数民族灭亡，华夏文明成果都将会得到进一步积淀，也许会创造更加灿烂的前
景。但这一切却被女真、蒙古和满人这些敌人毁掉了！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
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
，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这多么像今天西方的景况呀。
[11]
　　　　上面说的是明朝，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华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满人通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把所有崇尚气节、不甘异族统治的知识分
子屠杀殆尽。通过大屠杀政策，满族人还第一次彻底灭绝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和发饰
，华夏民族脑袋后面晃荡的那根猪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华夏民族身上最耻辱的烙印，华
夏民族曾经不曾丢失过的自信骄傲以及民族意识都荡然无存。鲁迅所极力批判的国民劣
根性，难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吗？高贵的华夏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残
喘。
　　 在清初几代皇帝厉行的文字狱下，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终极关怀
，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了，荒谬的金石学，鱼虫学冒了出来，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钻研满清认可的那些所谓经典和
埃及学家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埃及文献没有两样，而且还有个很接近的名字——汉学。
汉人的学问已成故纸，这意味着汉族真的成为一个考古意义上的名词，或者说清朝的汉
人已经不是汉人，
　　 清朝统治者，还通过修纂《四库全书》，焚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
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
》、《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物质文明：
　　 农业方面，明末崇祯时有田783万顷，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复到741万顷，可
见清朝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而最高的记录是嘉庆17年的791万，仅
仅超过明崇祯时期7、8万顷。
　　 清朝最大的功绩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间已近四亿，是明末数倍！但在粮食生产没
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人民
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吗？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
,“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
，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
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
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
大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