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知青记忆的建构与维系

　　记忆本身如何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是被历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型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性”地“建构”的结果。“青春无悔”记忆的建构意涵是明显的，无论是该模式与主流话语的契合，还是其意义转置或者转移，抑或是知青文学主题的嬗变，无不表明“青春无悔”记忆不是“先在之物”，而是“形成之物”。其中，记忆主体——知青的建构行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中，语言是一个首要的社会机制（D.Bakhurst，转引自Paez Pennebaker &Mahwah Rime ，1997），而其他的记忆工具（如文件、故事、照相簿、遗址和日历）对于形成一种记忆传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Eviatar Zerubaval，转引自李放春、李猛，1997）。

　　（一）叙述与记忆建构

　　波德莱尔指出：“过去，一面保持了幽灵特有的妙趣，一面将重获光明和重新开始生命的运动，并将变成现在。”（德里达，[1988]1999）也就是说“过去”一方面具有幽灵那种不可捉摸的特征；一方面又“面向”现在。而从过去到现在的运动过程，是一个过去“重获光明和重新开始生命运动”的过程。这种过程往往是借助了叙事的手段。

　　从结构主义或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叙事就是对已发生的事情或已经开始发生的事情进行整理或重新整理、陈述或重新讲述的过程（J .Hillis Miller，转引自许子东，2000）。“叙事是一种讲述性的、表演性的行为事件。是编故事、讲故事的过程。故事包括开端、中间与结尾。每个故事均有一定的结构特征：包括叙述者、情节、场景、人物、危机与结局，那些能够记忆并能再现出来的经历将会成为故事所叙述的基本内容。”（邓金，[2001]2004）事实的意义在讲述中常常会被重构，因此，叙述本身是记忆形成的一种建构过程。叙事与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其关键在于叙事者要表达什么，建构什么。

　　就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叙事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实际经历是零乱的、复杂的和不明晰的，“讲述”或“叙述”则把杂乱无章的经历条理化和明晰化了。我们给自己“讲故事”，使我们的经历变得有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本能地把经历和叙事联系在一起。过去的直接经历者在以后的岁月中会不断地复述过去发生之事，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在知青们对“苦”的回忆中，讲述本身对“无悔”形成一个建构的过程，回忆者“选取”了一些事件，使它们清晰化，作为构建“无悔”的符号标志。包括情节、线索、效果与归因。在记忆的枝蔓之处，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个人的这种剪裁以及建构技术。比如，模糊化一些事情，或者干脆不谈某些事情，如许多知青根本就不涉及文革中的经历。

　　在建构过程中，修辞成分是显而易见的。知青以讲“苦”或者说以群体性的“苦感”来化解原有的意义中心（即原来所宣传的理想主义意义系统），而知青们所讲的苦和所强调的苦感无非是为了树立一套自身的意义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在知青们的讲述中，虽然“青春无悔”是主旋律，但“有悔”的“噪音”不时出现。在许多文献中，“有悔”、“无悔”的争论也一直存在。另一方面，正如刘小萌所指出的，持有“知青情结”的也只是知青中的一部分人，或者只是人们心中一时的情感。那么，为什么“无悔”会最终成为知青集体记忆的最强音呢？

　　虽然一代知青有着上山下乡的共同经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很强的群体认同感，但现实中的知青毕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分化。我们可以根据部分访谈资料将一代知青分为三类，而这三类知青对上山下乡的记忆是有差异的（黄玉琴，2003）：现在事业比较成功、生活比较优越者多采用了“青春无悔”和“劫后辉煌”的叙事逻辑；生活中等、生存无忧者是知青的主体，他们对那时的痛苦经历大多做一种“去历史化”的处理——将“上山下乡”时的苦当作生活中随处可遇的苦难中的一种；下岗或者退休，生活艰难的知青，则认为是那段生活的苦造成了他们现在的苦难，其责任承担者——国家应该给他们以补偿。按照这个观点，主导知青记忆生产与再生产的显然是前两个阶层的知青，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是他们控制着记忆资源，是他们更具“话语权”和“话语能力”。

　　显然，这样的分类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认清知青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和知青社会记忆的内在组成。但是，这样的分层标准和分层结果并没有描摹出知青社会记忆的复杂性。尽管我们承认知青社会记忆的分层特征是存在的，但是这个记忆分层并不总是按照现有“物质生活状况”标准进行的。在课题组正式调查之前，笔者曾对长春某工厂有知青经历的人进行过访谈。在那里，我们发现，像“上山下乡”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多数人而言，基本上是平淡的，是一种日常生活形式，而不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事件。他们本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种潮流，就像现在的下岗一样。其应对策略或者是“在乡下努力干，招工好回来”；或者是“闲置户口回城”；或者是“适应农村生活，不再回来”。当然，那些知青目前这样的感受可能与我们的选点有关系，这里的知青们曾经的下乡地点离“家”较近（最远者300里），下乡地点系长春郊区。

　　而且，我们还通过一些资料发现，他们对以前生活的评价不仅与现在的经济生活状况有关，而且还与现在的家庭情感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认为，在影响知青记忆分层的因素中，当下的经济状况是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目前的感情生活等也是影响它的重要变量。

　　如果把“过去”的再现看作是一个生产的过程，它是需要资本、技术、原料和管理的（李猛，1997）。至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过去”和怎样形成这样的“过去”，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对此进行的研究，则是一项艰苦和需要极大付出的事业。

　　（二）知青文学：集体记忆的刻写与传播

　　知青文学的产生大致始于1980年前后。所谓知青文学，一般指的是知青作家创作的以知青生活题材为主的作品。“知青文学”包括各类体裁，如诗歌、报告文学、小说等，其中小说创作最为丰富而且影响较大。如果说知青文学还包括一般个人回忆录，那么，这个创作群体又扩大了许多，显然影响也更广泛了。在我们所采访的知青中，就有许多人写过回忆录。

　　对知青文学有许多争论，但本文并不想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们关心的是：在知青文学中，知青的形象是怎样的？“上山下乡”在知青文学中是如何被记忆的？尤其是一些有影响的知青作家是如何记忆这段青春岁月的？因为他们以传播广泛的文字的形式参与了知青集体记忆的制造。

　　在一次访谈中，叶辛以“回过头去看”的态度讲述了当时的苦：

　　“那生活真的是很艰苦的，对于我们读过一点书的人来说，这苦不在于劳动强度多么大，生活条件多么苦，而主要来自精神方面。我们在当时看不到希望，也没有前途，这种近乎绝望的感受是很可怕的。”但是他认为这些“苦”是有用的：“它对于我的人生观和恋爱观都是有很大影响的，也帮助我了解了普通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对于我今天的写作有着很大的好处。”（注7）

　　在中原农村当了近三年知青的上海女作家王安忆说：

　　“我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过，农村是一个很感性的、审美化的世界，农村给我提供了一种审美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农村是一切生命的根。我当年正是在黯淡的心情、强烈的青春期忧郁中，对农村的环境、自然的方式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注8）

　　知青作家在个人回忆中为自己找寻价值，为自己的青春找寻价值。而在知青文学中，知青作家则似乎是在一段荒谬的历史中为一代人找寻价值。梁晓声用小说叙事的手法表达了知青的“青春”形象，自始自终充溢着“青春无悔”的感叹。

　　“……我知道，你是要离开的了。希望你，今后再回想起，在同任何人谈起我们兵团战士在北大荒的十年历史时，不要抱怨，不要诅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诋毁……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要比失去的多，比失去的有份量。这也是我对你的……请求……”（梁晓声，1997）

　　许子东（2000）认为“虽无结果，仍为奋斗的过程而骄傲”是知青小说集体记忆的一个基本信念。“红卫兵知青”角度的文学，就是在结局等于开端的情况下，证实过程仍有意义，而意义就在过程之中。如史铁生通过对农民和乡村生活的理解去感悟苦中之乐。

　　有学者认为，我们之所以一再需要“相同”的故事，是因为我们把它作为最有力的方法之一，甚至就是最有力的方法，在维护文化的基本意识形态（同上）。“青春无悔”作为一种记忆，有它自己的叙事结构。它的话语权掌握在有能力讲故事的知青及知青作家的手中，以此来建构、维护和“灌输”它的基本意识形态。姚新勇（2000）区分了阿尔都塞的“个体主体”和“大写主体”。所谓“大写主体”是由意识形态表象体系为具体个体塑造的，是具体个体的“镜像”，而具体个体则通过“镜像”或大写主体的内化去认知一系列社会规范、价值准则、伦理要求等规范，从而建立起我与他人、我与社会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并按照这个约定去进行生活实践，并在实践中再次维系意识形态体系。知青文学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特征就是这样一种“镜像”和“大写主体”，而知青个体则往往被“网”在其中。

　　（三）聚会：知青集体记忆的操演与维持

　　保罗·康纳顿（[1989]2000）认为，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就是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授行为，这也是一种社会的持续性研究。他把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作为至关重要的传授行为。而有关过去的意向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

　　聚会作为知青纪念活动之一，有时比较自发，有时组织严格，形式也时简时繁，在知青中的影响比较广泛。知青聚会是维系、传授知青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方式。知青聚会可视为一种仪式，像一般仪式一样，它具有一定的形式，表达一定的内容，传达一定的意义。以下材料来自一次知青聚会：（注9）

　　下午两点，指导员王传明的点名揭开了大会的序幕。像20多年前在连队食堂开大会一样，指导员高声点名，台下的战友大声应答，战友们年近半百，声音依旧。于富生还故意用当年的怪声怪气回答，有人笑着说：“还和小时候一样”，引起哄堂大笑。

　　仪式研究者认为，要想使仪式对参加者起作用，就要参与者在身体的基础上习惯于这些仪式的操演。操演记忆是身体性的。身体化实践也就是姿态的记忆（身体语言），在习惯记忆里，“过去”就积淀在身体中。指导员点名和台下的对答之间重复了当年的身体姿态：“声音依旧”、“还和小时候一样”。

　　这次被记录的知青聚会的内容还是重复的，而重复性必然意味着延续过去（同上）。如联欢晚会表演的都是“当年的老段子”，回顾展中的所有作品也是展出“当年”。显然，这个聚会有着明确的规则：它传达出一种和谐的意义，并在这个意义下生产出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唤起和感染了参加这个仪式的每一个人：

　　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分别回忆了当年秋收、看电影、足球赛、紧急集合、扛麻袋等往事。有的人激动不已，声泪俱下。座谈会把大家带回到30年前，很多人听着听着，不禁掩面而泣。

　　我们访谈的时候，问及知青聚会的事情，知青的回答和这次的聚会仪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谈谈那个时候的苦和乐。而知青群体回忆的“苦”往往停留在某个层次上，是身体的苦，并有意无意忽略彼此的矛盾争端。忆乐，仅是日常生活的趣事——强调知青年少时共同的记忆。知青不谈现在，谈现在是“大忌”。“过去”在知青的记忆中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一块整体，是知青集体记忆的基础，而“现在”是知青之间产生差别的重要现实原因，差别显然会削弱知青的集体记忆。所以知青的这种集体记忆的方式要抹去“现在”的差别，以强化知青群体共有的关于“过去”生活的集体记忆。

　　仪式研究者认为，仪式不仅限于仪式场合，它还有渗透性，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同上）。我们认为，知青聚会的操演性特征使得其对知青个体的价值“赋予”和价值“渗透”成为可能。

　　（四）历史事件与对历史事件的记忆

　　集体记忆的内容和建构方式与历史事件的特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一些研究表明，那些发生在青春期或者成年早期的事件更容易被记住。舒曼和斯科特（H.Schuman &J .Scott，1989）对代际传承、生命历程和集体记忆之间关系的研究证实：每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特定年龄的生活经验的影响的，而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记忆体验比后来的经验具有更强的影响。也有的学者认为，容易被记住的还是那些改变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中心方面的事件（康纳顿，[1989]2000）。“上山下乡”运动因其所处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和所波及的社会面的广泛性，以及对知青个人生涯的颠覆性等，而成为改变处于青春早期的知青生活的中心方面的事件。

　　在访谈中当被问及对自己一生具有最重要影响的事件时，大部分知青选择的回答是“上山下乡”；而当被问及对共和国最有影响的事件时，“上山下乡”却没有成为答案。

　　问：您觉得对您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什么？

　　答：上山下乡。当然是上山下乡。

　　问：那您觉得建国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有哪些？

　　答：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

　　问：上山下乡不是吗？

　　答：不是。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个附属品。（LT文本）

　　“文革”与“上山下乡”都是知青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知青们生命历程的同一时期。就对国家历史而言，“文革”的影响显然要更深、更远、更广泛，但知青却认为“上山下乡”对他们影响更大。在访谈中，他们更愿意谈他们下乡这段生活，并不愿意谈“文革”和“文革”中他们的社会角色，总之对“文革”的描述是粗线条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有意的无意回避。那么，导致这种记忆选择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在集体记忆的研究中，有一类特殊的事件，如那些被官方否定的、没有被纪念的事件，这些事件被称为“寂静事件”（D.Paez ，N.Basabe &J .L .Gonzalez ，1997）。“寂静事件”的研究给我们以启示，即事件本身的意义定位与否、被定位的意义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都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形式和特点。“‘意义定位’对于记忆而言，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不管是接受这个框架还是批判这个框架，我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意义的定位来选取哪些‘碎片’进入我们的记忆范畴，哪些被悄悄地掩盖起来。”（孙秀林，2003）而如果人们按照同一个选定的方向，那么人们的回忆、观点和看法在表述上就会是相同的（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

　　一项有关智利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1990年智利转向民主政治之后，在面对过去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派别。皮诺切特（Pinochet ）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是过去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自认为提供了一个转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独裁时期的受害者和人权组织却要求对人权暴行进行审判和公开。1993年智利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出台，这份报告公布了独裁时期受迫害的人数，同时宣布对犯下这些罪行的人进行审判和惩罚。此后，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数人不再认为自己的过去有多光荣，而是开始诉说自己在独裁政府下遭受的迫害，各种以此为题材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开始出现，以此表达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E.Lira ，1997）。

　　对于“文革”，官方的评价十分明确：“十年浩劫”，这场浩劫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造成了极其巨大的灾难。这种评价被广泛引入各种官方文件、历史教科书之中。相比之下，对于“上山下乡”的评价不仅缺乏，而且模糊。这种差别一方面使“文革”成为“寂静事件”；另一方面也为知青提供了建构上山下乡集体记忆的空间和可能性。

　　六、余言

　　任何涉及知青的题目都是有风险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必然会触动这一代人最珍贵的东西，而不同知青“上山下乡”的具体经历、感受和认识又千差万别，他们都可以用自身作为“证据”否证某一看法；另一方面，有关对知青的评价和知青研究的争论持续而激烈，要想绕过任何一方都是相当困难的。此外，要想清楚地认识知青这一群体，就不能不涉及与其联系在一起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共和国的历史情境，这不仅受制于当下的学术环境，同时也是对研究者的理论和学术能力的挑战。本文的叙述也仅是知青集体记忆的一种“观看”方式而已。

　　作为解读和理解知青群体的记忆特点和内在逻辑的一个尝试，本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期望有更多的社会学同仁对“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予以关注，这不仅是为了“对抗遗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同时，我们认为，记忆本身的缺漏与枝蔓以及它的鲜活的想象力个性，都有可能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科学现有主流范式的苍白无力。因为记忆在绵延时空中的复杂构成，也因为它与“过去”以及“现在”乃至“将来”的纠缠交错，我们采取的任何一种探讨方式，都无法给我们的社会记忆研究主题以令人满意的“说法”，甚至都不能给予它一个鲜明的主题。它既可能浮在表面，又可能沉在不可见的深处。面对这样一种状况，社会记忆研究本身充满了诱惑和危险，但是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本文只是初涉了知青记忆的“冰山一角”，还有许多涉及社会记忆理论核心的知青记忆问题没有深入讨论，如知青的集体遗忘、知青悖时生命历程与记忆的关系、知青的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的联系、知青内部社会分层等。不过，人已在旅途，我们将会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