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是谁的滑铁卢？

看来在国际上截止1980年代之前中国最重要的考古文化就是仰韶、龙山以及殷商文明了。殷文明从甲骨文的发现开始距今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围绕它的曲折发展映衬出中国史前研究的整个历史发展，换句话说中国的考古史与殷商遗址的发掘相始终，今天人们在继续发掘这个遗址，所以中国的文明探索还没有结束，许多秘密依然埋在地下。
在“西来说”与“中国

文明独立起源”的争论当中，殷商始终处在一个被争夺的焦点阵地，双方都认为他们从殷商找到了自己更加有力的证据。但不幸的是，二战之后外国考古专家再也进不来中国，而偶尔被放进中国可以近距离接触中国的考古学家肯定是“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论”者。所以，通过一个特殊的窗口来听到一个国际专家论述“殷商文明”是个难得的机会。

一上来瓦氏就指出，从锻造红铜、制作带箍木轮、刻画象征符号，到出现发达的冶金业、华丽的战车和创造文字，在西亚诸多古老文明中心需要经历几千年的时间，在中国的似乎是在几百年内突然出现的。因而，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中国的青铜文明演进受到了外来影响（参考292页）。尽管类似郑州商城之类的发掘似乎对安阳做出了一些补充，但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演进时期的空缺，而李济是第一个注意到殷文化的起源过程不存在逐步演变的人。但李的学生张光直却持相反的态度。

就人种方面，“中国人类学家的出版物通常注意的主要是殷人墓葬出土的人牙表明他们属于蒙古人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殷人同本地居民之间不存在重大的种族差异（293页）。李济对安阳附近135个头骨分析表明：“殷人头骨的七项主要直接测量数据全都不同于新石器文化的人头骨”。瓦氏结论是：“殷人部落联盟同周围的新石器文化的人之间存在民族文化上甚至种族上的一定差别”（293页）。并且他承认殷人与山东龙山人有关联。

葬俗中的大量杀牲的新行为却与龙山文化有所不同。他反驳了“奴隶制”需要的说法。似乎在以往的黄河流域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先例，所以他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找到了有同样的祭祀方式：美索不达米亚的吾尔皇陵。

从殷人频繁迁都的事实中，作者推测“该集团行动敏捷，属半定居性质”。这个解释听起来不错，似乎将殷人指向了游牧人，瓦氏说殷文化中的器物雕刻反映了游牧占优势的事实（295页）。他说许多人决非是无缘无故地将殷文化与4000年前活跃于西亚的赫梯人、喜克索斯人（怀疑为以色列人）、卡西特人（两河中游）、雅利安人联系在一起（296页），他们都是“半定居的草原部落”。但是我必须指出，殷人对于航海也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这从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出，舟船甚至帆的痕迹大量存在，很难现象他们仅只是一些草原民族，有关这方面我在“破译系列”第五本《难以置信》中多有论述。

中国的青铜文化是个不解之迷，原因众所周知就是中国本地没有找到青铜冶炼的起源过程，直接一出现就是可与世界比肩的高级青铜文明。这方面问题还牵涉到铸造方法，殷周人主要使用了陶范铸造法。国际上也一直争论不休，现在的证据都并不充分，但是假如从逻辑上分析我支持西来说。从兵器铸造方面作者提出了南西伯里亚的卡拉苏青铜文化与之可能的关系，此外还有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些兵器牵涉到一些特殊性质的斧、戈、瞿等。有苏联专家说，短剑的起源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之后可能通过鄂尔多斯进入中国。最后也有人说，殷人的青铜文化很可能与卡拉苏青铜文化同源于一个中介：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

（注解：1，卡拉苏克文化属于中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文化，分布于蒙古草原、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和哈萨克草原。2，安德罗诺沃文化属于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因发现于俄罗斯阿钦斯克附近安德罗诺沃村的墓地而命名。年代为公元前第2千纪～前第1千纪初。其分布西起乌拉尔，南到中亚草原，东至叶尼塞河沿岸，北达西伯利亚森林南界。）

为什么说青铜文化从逻辑上说更应该从外部而来，因为随之一起进入中国的马车也是突然在中国出现的，瓦氏运用了大量篇幅在1980年代之前去论证马车的外部起源，现在中国人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在今天已经基本上正式承认了这个事实：马车来自西方。实际上殷文化中出现的马车是一种战车，而这个战车的出现必定要使用青铜器作为一些关键部件。在书中，作者先论述了马的驯化，说在新石器时期中国也没有驯养马。马至少在公元前第三千年就在西亚和中亚被驯化，战车出现后马匹才被广泛使用。赫梯人特别崇拜马（312页）。将大量挽具以及马匹厚葬的习俗，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一个特征。之所以这么做，与印欧族以及伊朗人的一些信仰有关。

殷人的出现是与马以及马车同时出现的，当然还有青铜与文字。作者认为，很可能正是马车促使西亚的赫梯人、喜克索斯人、卡西特人或雅利安人更便利地迁徙到东亚（309页）。从车子的结构上，作者认为与欧洲或亚美尼亚的极为接近，在挽具等方面与近东非常相似（310页）。轭是在近东发明的，由于它的不完备，所以各地有改革，中国人使用了轭-索套轴。正是因为马车的问题使“西来说”获得了比较肯定的证据，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瓦氏从马车推测进入中国的途径是这样的：接近于印欧部落并且与近东文明有联系的、已经掌握发达青铜文化基本成就的某一民族文化共同体，于公元前第二千年中叶向东进发，他们使用“大车”达到了南西伯里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在那里与当地蒙古人种部落融合，成为卡拉苏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外貌特征有欧罗巴人与蒙古人特征，甚至有尼格罗人特征。他们获得轭的知识后继续向东，最后进入黄河流域（312页）。

殷人的建筑也是全“新”的，之前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时期的建筑没有类似的风格。据说夯土板筑方式也是殷文明的产物。殷人住房既不同于仰韶人也不同于龙山人（315页）。不同的还有王陵的建制以及陪葬，都是以往没有的。

在艺术方面，玉石的圆雕在殷人这里是首次出现的新艺术。似乎作者非常惊讶这些玉雕的成就，但现在的考古看中国境内的沿海地区非常擅长玉石雕刻，比如浙江的良渚文化。但是李济的这个推测至今依然是有意义的，研究了殷人的雕刻之后他说，“雕刻和浮雕这种精巧艺术的基础应该到后来还保存于太平洋地区的古代东方传统中去找”（322页）！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李将小屯的浮雕风格与较晚时期大洋洲木器上的浮雕完全符合（322页）。不过作者不太喜欢这个对比结果，表示不太信任。

对于殷文化中著名的饕餮图案，作者令人吃惊地将其考定为“上帝的圣画像”。作者似乎对其还有另外一个称呼：野兽纹。并且他还指出有一种两蛇交身的饕餮纹与近东的同类构图“酷似”（326页），具体在埃及和苏美尔地区。李济对这一发现极为震惊。另外的一种“英雄与野兽”近似的母题也指向苏美尔人（326页）。李可能因此而改变了太平洋上的雕刻联系。但是我认为，殷文明很可能不是单一的继承者，而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体，所以有多个起源才是合理的。更多的小屯陶器创造主题发现与5000年前苏美尔人（捷母迭特-那色）以及约4500年前印度的摩亨左达罗遗址有关。也有人早就注意到鄂尔多斯的“野兽纹”与斯基泰和米努辛斯克的纹饰接近，安特生从一开始就认为他们是包含宗教性质的巫术的产物（328页）。最后大家越来越认为这种纹饰可能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伊朗，然后从那里向四面八方传播（330页）。

李济曾经注意到雕刻的人物中间有不同的两种坐姿，一种是跪坐（如下图），一种是蹲坐；后者被认为来自山东龙山“蹲坐的蛮人”，这些人身上还刺有花纹，很符合华东及华南土著的部落特征。我认为，这个发现更能说明殷文明是个混合文明，既有来自西方的，也有来自南方的。

因为在殷文化中有人物雕塑，专家们与我一样注意到他们的外貌所反映的情况（请参考拙作《历史也疯狂》一书）：其中有蒙古人种、美拉尼西亚人种、尼格罗-澳大利亚成分，还有特别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类型（332页）。对此，瓦氏还抱怨说中国专家掌握了上千个殷人头骨，但是却密而不宣他们的人类学研究成果！

瓦氏还谈到历法与文字，有关历法这里就省略了，可以直接阅读江晓原先生的《天文东学西渐》，这里总结一下文字的研究。书中的主要脉络联系到埃及文字，并且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有趣例子，例如表示“山”“田”“文”的符号“几乎完全一样”（335页）。C.鲍尔注意到苏美尔文字与中国文字相似的人之一，他曾经有一个列表以说明双方的文字相似形，中国人对于他的研究认为相当可信（335页）。另外一个汉学家怀特发挥了鲍尔的思想，指出不仅表意字（如“井”、“刀”）相似，而且一些复合字也相似（如“乩”），他还注意到“木”“年”“末”笔画上也接近苏美尔文字。这都是二战前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将甲骨文与以往的新石器时期文字做对比，以图建立文字的独立起源，这方面郭沫若曾经有过与半坡的符号研究。我倒是认为可以承认这个联系的建立，但是质的飞跃为何在殷商却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此时突遭强大外力影响。瓦氏也指出，从半坡到郑州期的几千年中，中国在文字上没有任何进展（336页），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最终使这一问题归于寂灭据说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汉学泰斗高本汉一言九鼎地指出了甲骨文的土著性，另外一个原因是苏美尔语言不仅与中国有几千公里之远而且有几千年之隔，估计是在他那伟大的《汉语语法》（Grammata Serica，1940年初版）中提出这一观点的。这样，埃及说与两河说都化为乌有了。

还有人试图解救危局，说在中国文字与以上古老文字之间存在一些过渡，比如“原始依栏文字”（没看到原文，不知是否指伊朗的“埃兰（Elan）”——苏三注）。“印度-日尔曼起源论”是施古德提出的，与古雅利安人有些关联。1966年著名汉学家浦立本在《中国人与印欧人》“开创了新局面”，他明确提出“不仅古汉语同印欧语相类似，而且印欧部落（指吐火罗人）显然到过东突厥斯坦”。现在已经证实这个推测是正确的，而且其影响力达到甘肃甚至陕西。不过奇怪的是，作者认为这部分人是“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迁来”，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后裔就是“月氏”。其后更多的人加入浦立本的阵营，最后甚至得出结论认为彩陶是与印欧语一起进入中国的。看来研究者都是西方人。在这一部分的结尾作者把赫梯人作为最早的印欧人特别提出来，从继承制到语言认为与中国可能发生的联系，并假设最早的印欧人在公元前第三到第二年之间，从黑海故乡沿岸的草原扩散开来，赫梯人定居于安纳托里亚，赫梯人的楔形文字吸收了苏美尔的象形文字体系。

我认为以往人们的研究已经非常接近事实，但有两点缺陷始终贯穿于他们的理论体系：1，混合的可能性被忽视，2，南方水路的忽视导致了一系列对于南方文明加入的忽视，比如原始“南阿文字”就没有在这里有丝毫提及。我对于语言文字的看法具体见《历史也疯狂》一书最后一篇文章以及《难以置信》最后一章。我相信语言学家以及考古学家对于北方的可能性已经有过充分的讨论，再辟新径必在南方，必在水路，这是“西来说”研究的战略性“转移”。

殷只是3000多年前中国的一个文明孤岛，与辽阔的东亚地区相比占地微不足道，并且最后还被周所灭。但殷文明却是中国第一个被国际学术承认的中国“文明”起点，所以它的“西来”还是“独立起源”也是争夺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殷文明只能是外来影响占主要地位的一处文明。同时，整体的中国文明看来也正如作者所言，为外来移民和文化扩散的结局，基因的研究在本世纪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持续了几百年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