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 中国学术 2003年第2期

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

李零

　　　　　　　 一、序说：开放的史学，齐蛮夏，同古今
　　关于“开放的史学”，我不想长篇大论，只想点到为止。然后以最新的发现为例，围绕三代考古中的问题进行历史学的分析。
　 我想，要谈“开放的史学”，考古学是很好的例子。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从材料和方法上讲，考古学是一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需要不断更新、反复调整的学问，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事是经常发生。它和专以文献为依托的狭义史学不同，是年代范围很大的远距离观察。这种研究，不是材料固定，解释翻新，大胆假设，死无对证，而是用新材料做新学问，常做常新，对假设本身开棺验尸，该证实的证实，该推翻的推翻，一点都不客气。这是广义的历史学。还有，无法回避的是，我们做史学研究的人，都是挣扎于现实生活的旋涡，必然会“古今中外”在头脑中打架。我们提倡“开放”，一种理解是千古皆备于我，即八十年代启蒙思潮下的说法，光是强调以今人的立场重新解释历史，光是强调倒写的历史。还有一种是我强调的，即今人的想法必含逆溯的偏见，要反复校对，反复消毒，特别是把西方史学积五百年之久，已根深蒂固的文化立场，把“现代”对“古代”的优越性，“文明”对“野蛮”的优越性，放进更大的时间尺度去理解。这个理解就是王国维得出的著名结论，即“学无古今中外”。这是我做历史的信念和立场。简单地说，就是齐蛮夏，同古今，用一视同仁的人类眼光来看待人类自己的历史。因此，我想把“考古”变成更宽泛意义上的理解。它是个“揭老底战斗队”，专门是挖上述“优越性”的祖坟，目的是让这些“二元对立”能理直气壮地平等对话。我希望大家能在我的学术研究背后，发现我看问题的基本立场。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近年来的几个重要发现。所谓“重要发现”，有些是盗掘盗卖，抢救回来的东西(上博楚简、NFDAE公NFDAF)，有些是农民挖土，偶然发现，捐献给政府的东西(虞逑诸器)，它们并不是正式发掘的结果，但按广义的理解，含混的理解(把所有正式发掘和偶然发现的东西全都放在考古学的眼光下)，也可以叫“考古发现”。
　二、上博楚简《容成氏》的发现：禹画九州，“夏”是中国文明的代名词，三代考古的地理眼光
　　最近出版的上博楚简《容成氏》是讲上古帝王传说。它分三个层次。开头一段是讲容成氏等相传最早也最虚无飘渺的上古帝王，简文脱佚，估计约有二十一人，大部分能同古书对上号，少数还值得研究。这是第一个层次。下来，是讲唐、虞二代，即尧、舜，是又一个层次，也比较虚无飘渺。中心都是讲禅让，千篇一律，内容比较空洞。再下来，是讲夏、商、周三代，即禹、汤、文、武，禅让之道废，革命之说兴，内容才比较靠实。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我们在传世古书中熟悉的故事。但有两个故事不太一样，一个是大禹治水，一个是文武图商。我们先谈第一个故事。
　 传世文献讲夏，主要是讲大禹治水和禹铸九鼎，还有《史记·夏本记》提供的夏代的王系，其他什么也没有。这两个故事，象征意义很明显。它们代表的是一种前帝国时期，疆域大小并无一定，更多是靠文化认同建立的三代相承的“一统”概念，即我国古代的“文明”概念。这种概念，世界各国都有，今天也有。中国的这种概念是以夏为模范，商周以来，凡歆羡富裕，景慕强大者，都承认这个概念，不管住在哪里，属于哪个民族，任何文明人，都是奉“夏”为雅正，自称“有夏”，以别于当时的“蛮夷戎狄”，即野蛮人。比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它讲当时的国籍认定，说只有妈妈是秦人的小孩才能叫“夏子”，就是如此。6虽然当时的秦，在山东六国，即“中原诸夏”眼中，还是“夷狄视之”(《史记·秦本纪》)。而有趣的是，古书中的“雅”字，古文字是写成“夏”，比如楚简就这么写。它本来就是以“夏”为“雅”。“夏”是代表“文明”，这是简文讲大禹治水的核心。
　　另外，简文讲大禹治水，还有一个意义，是和地理学有关。虽然《禹贡》九州并不是固定的地理范围，未必就能反映夏、商、周的具体范围，但它却是自古相传的地理概念和描述体系。1934年，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就是借这个概念，发起研究中国的民族演进史和地理沿革史，在学术史上有重大意义。我们都知道，《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引《虞人之箴》有一句话，叫“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这句话，就是唐晓峰创办我也参加的《九州》杂志每期都有的卷首题辞。“禹迹”是大禹治水走过的地方，在古代是流行术语。凡言舆地，都是笼罩在这个概念之下。如《山海经》和《水经注》，就都是以山水互为表里，按这个体系讲地理。
　 《容成氏》讲禹，和现存文献一样，也提到禹画九州，但它与《禹贡》等书不同，是另一种版本，只讲水，不讲山，它是按水系不同，分六大块讲。这六大块，首先是讲东南，即禹亲执耒耜，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而有夹州(疑即兖州)、徐州；然后是讲东方，即禹通淮水、沂水，东注之海，而有竞州(疑即青州或营州)、莒州；然后是讲北方，即禹通蒌水(疑即誆水)、易水，而有 NFDAE州(疑即并州)；然后是讲南方，即禹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而有荆州、扬州；然后是讲中央，即禹通伊水、洛水、NFDB1水、涧水，而有豫州；最后是讲西方，即禹通泾水、渭水，北注之河(二水不通于海)，而有NFDAE州(疑读“沮州”，相当雍州)。7禹画九州是一种方位化的概念图解，从原则上讲，它是由四方四隅加中央，组成九宫格，但具体安排，往往是分六块或七块讲，顺序和名称不一样。如《书·禹贡》是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即从北到东到东南到南到中到西到西北)；《周礼·夏官·职方氏》是作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即从东南到南到中到东到西北到东北到北)；《吕氏春秋·有始览》是作豫、冀、兖、青、徐、扬、荆、雍、燕(即从中到北到东到东南到南到西北到东北)；《尔雅·释地》是作冀、豫、雍、荆、杨、兖、徐、幽、营(即从北到中到西北到南到东南到东北到东)。简文与四书相比，最大不同是没有冀州、梁州和幽州，其相当于兖州、青州(或营州)、并州、雍州的四个州，写法也不同，并且多出莒州。这是很重要的发现。
　 现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分布，即古人所说的“禹域”，通过考古发现，其范围已日趋明朗，以北方黄河流域而言，它是以三条线和三大块为主要活动范围(图一)。三条线，第一条在北纬41度左右(大体在黄河北上转弯处)，即今秦皇岛、北京、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和包头一线，为北线，可称“农牧分界线”(华夏势力最大时可以进抵的界线)，中原诸夏中，只有燕国突前，是位于这一线(衔接内蒙、东北和河北，为战略要地)，它的存在有如孤岛，耐人寻味；第二条在北纬38度，即今石家庄、太原、榆林、青铜峡和武威一线，为中线，可称“农牧争夺线”(华夏和北方民族反复争夺，南北推移的界线)；第三条在北纬35度(更准确地说，是在34-35度之间，大体相当渭水和黄河中下游流经的地方)，即今曲阜、商丘、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天水一线，为南线，可称“三代王都线”(历代王都集中在这条线上)。三大块，陕西(加甘肃)是一块，在西，主要是周、秦之域，可称“周板块”；晋南豫西是一块，在中，主要是夏、晋、东周之域，可称“夏板块”；冀南豫北(加山东)一块，在东，主要是商和宋、卫、齐、鲁之域，可称“商板块”。中国早期居民，从夏朝开始，无论属于哪一族，住在哪一块，都自称“有夏”，住在“禹迹”，这是“中国”概念的前身。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诗》、《书》等早期文献中，商人的后代也好，周人的后代也好，他们都是把“夏”理解为“天下”和“王土”，当作“中国文明”的代名词。
　　　　　　　三、 NFDA1 公 NFDA2 的发现：夏禹传说可以早到西周中期的证明
　　说到古书中的夏禹传说，大家都会想起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即顾颉刚和王国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1923年，顾颉刚提出他的“大禹是一条虫”说。9此说被鲁迅大加嘲讽(收入《故事新编》中的《理水》)，人多以为笑话，其实是出于顾氏对九鼎传说的理解。他是根据许慎的解释，即“禹，虫也，从碊，象形”(《说文》卷十四下碊部)，怀疑禹这个人，“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就像我们在铜器花纹上看到的蛇纹或蚕纹，“大约是蜥蜴之类”。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另外，他还主张“禹与夏没有关系”。10他对文献中的大禹传说做过全面审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禹见于载籍，实以《诗·商颂·长发》为最早(年代是采王国维说，定为西周中叶宋人所作)，当时的禹还只是天神。禹成人王，据他考证，是在《诗·鲁颂·NFDB2宫》和《论语》之后。禹成夏后更是战国时期的说法。这是顾颉刚的想法。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古史新证”。他的讲义，开头一章是绪论11，一上来就说，研究中国古史，最麻烦的问题，是史实和传说混而不分，史实之中有添油加醋，与传说无异；传说之中，也有史实为依托。世界各国都有这类问题。所以有“信古”和“疑古”两种态度。“信古”，他是举《古文尚书》、《今本纪年》为例，以为书是伪书，不可信，但被有些学者当真实史料来用；“疑古”，则是连尧、舜、禹之存在也怀疑，是疑过头了。他批“疑古”，没有点名，当然可指日本学者的“尧舜禹抹杀论”，但主要还是针对顾颉刚。因为1922年8月8日，王国维给罗振玉写信，他对来访的顾颉刚有个印象，觉得他的学术作风“颇与日本之文学士同”(当指日本东京学派，如白鸟氏的言论)，而他写《古史新证》，又适在顾说引起轰动不久。王批评此说，以为“其于怀疑之态度、反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所谓“充分之处理”就是借当时新发现的“地下的材料”，补证“纸上的材料”，用这种“二重证据法”，“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他反对使用默证，认为“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为证明尧、舜、禹不能轻易否定，绪论之后，他的第二章，一上来就是谈禹。他是以1917年甘肃礼县新出的“秦公敦”(即秦公簋)和宋代著录的齐侯镈钟(即叔弓镈)为例，讨论这一问题。前者，我是定为秦共公(前608-前604年)的器物，它的“十有二公”，是指共公以前的十二代先君，他们全都住在今陕西宝鸡和甘肃礼县一带，但铭文却说，是住在“禹迹”。后者是讲齐臣叔弓受齐庄公(前553-前548年)册命，叔弓是宋人之后，铭文说，他的祖先是“赫赫成汤”，曾住在“禹堵”。王国维认为，既然《诗》、《书》屡屡提到禹，其他古书也有大量记载，怎么可以忽视呢?更何况这两件铜器，全都不是出在夏文化的核心地区，一件出在僻处西戎的秦，一件出在远在海隅的齐，赢姓的秦，子姓的宋，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住在禹住过的地方。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18这是王国维的看法。
　 当年，顾颉刚只有三十岁，是个年轻学者，王国维比他大十七岁，顾对王非常敬仰，对学术讨论也极为民主。他把王说特意刊登在《古史辨》第一册的下编，写了跋语，说他很高兴，因为他的假设得到了王国维的支持。19但王说和顾说并不一样。因为，他还是强调禹是古代人王，先汤而有天下。
　　王国维和顾颉刚的讨论，意见不同，但从文献记载(如《长发》)看，他们都认为，西周中期，肯定已有禹的传说。这一看法，现已得到出土证明。因为新发现的※公盨，年代约在西周中期偏晚，铭文提到“天命禹敷土，随山?川”，正是《禹贡》所述，语句也极为相似。它说明，至少西周中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已存在。虽然商代的铭刻，现在还没有发现，但上述理解的可信度还是增加了不少。
　　另外，说到“夏问题”，我还想多说两句。我理解，现在探索“夏文化”，主要困惑还不在年代和地域，而在发现物的水平。因为现在的发现，第一是没有商代水平的青铜器，第二是没有商代水平的铭刻资料，第三是没有商代水平的大型宫殿。有的学者认为，二里头的东西水平较低，而且，它给人的印象是，中心突出，四边衰落。不但和后边比，悬殊太大，而且不像它前面的新石器文化，呈现普遍繁荣的气象。一个可能性的解释是，二里头有青铜兵器，好像近代西方的船坚炮利，主要还是武器占了便宜，一下子拉开差距。这一解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证明。但“夏”概念的泛化，也许在于，它是个异军突起的比较野蛮的征服文明，比起周边，武力强，地盘大，但水平并不是很高，就像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可是，即便如此，它的突然崛起，在当时，还是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成为榜样的大事。否则的话，比它强大的征服王朝，如继起的商、周，它们是不会以“夏”为荣耀。
　　　　　　　　四、上博楚简《容成氏》中的文武图商故事：文王平九邦的历史意义
　　上博楚简《容成氏》的文武图商故事，也是重要发现。23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在哪儿?我看主要就在，它把“小邦周”灭“大邑商”的秘密讲了出来。这个秘密是什么?就是文王是以“周方伯”或“西伯”的名义先平定“九邦之叛”，然后，武王才一举灭商。
　 过去，读西周史和研究西周考古的人，大家都知道，周人是住在今陕西的宝鸡地区，它是沿渭水东进，从今扶风、岐山一带到今咸阳、西安，不断向东扩张，最后师渡孟津，在今河南淇县，把纣王打败。我们都还记得，牧野之战的誓师之辞，即《书·牧誓》，它一上来就是向“西土之人”喊话，说“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称而戈，立而矛，予其誓”。它所说的“牧誓八国”，一般以为，就是西土联军的主要参加国。武王就是靠这八个国家打败了商朝。“牧誓八国”，学者多有考证24，意见不尽统一。一般认为，庸在湖北竹山，蜀在四川成都，羌在甘、青一带，?在四川巴县(或说在山西平陆)，微在陕西眉县，卢在湖北襄樊，彭在湖北房县(或说四川彭山)，濮在四川、湖北(图二)一带。尽管其考证还并不尽可靠，但总的印象，它们是分布于岐周之西和之南。其西是甘、青，其南是秦岭山区、四川盆地和汉水流域(宝鸡 NFDAE 国墓地和城固、三星堆等地的发现，是相关文化的遗物)。这八个国家，是它的后方依托。
　 但是，现在上博竹简告诉我们的是另一个故事。它说，周的崛起，是因商纣无道，九邦反叛，文王自告奋勇，愿意前往平叛，商纣释其囚禁(从殷墟南的羑里释放，但简文作“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让他讨伐九邦，才使周的势力得以壮大。这里的“九邦”是什么?简文说，是丰、镐、舟、石、于、鹿、耆、崇、密须(图二)。文王起兵，“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示其不忍加兵，结果是丰、镐也投降。然后，文王归周，内修其政，及武王即位，才有牧野之战，终于灭商。
　 简文提到的文王平九邦，对我们来说，是个新知识。虽然，它说的九邦，在古书中也不是毫无记载，但九国并举，全列其名，却是前所未闻。我在简文的注释中曾指出，文王平九邦，于史无考，只有《礼记·文王世子》提到过一下。《文王世子》说，文王有病，武王侍疾，文王病情好转，武王才敢安睡。第二天，文王问他作了什么梦，他说梦见天帝赐他“九龄”。文王说，你以为是什么意思?武王说，大概是指“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说，不对，“九龄”是说年齿，即我可以活一百岁，你可以活九十岁，我要把我的寿数允出三年给你。所以，文王活了九十七，武王活了九十三。前人对这段话有很多解释，很多争论，真实不真实，合理不合理，我们不去管(馈赠年龄，肯定是故事)。但它提到文王曾抚有“西方九国”，还是很有根据。记文提到的“西方九国”是哪九个国家，旧注失解，谁也不知道，孔颖达猜测说“今云西方有九国于时未宾，则未有二分诸侯也。或以为庸、蜀、羌、?、微、卢、彭、濮之徒，未知定是何国也”，显然是无可奈何。现在有了《容成氏》，我们才知道，它是指上面的九个国家(简文“九邦”，《文王世子》作“九国”，“邦”作“国”是汉以来的避讳改字)。
　 上述九邦，丰、镐是实力较强的国家。它们就是古书所说“文王都丰”、“武王都镐”(《诗·大雅·文王有声》、《世本·居篇》、《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丰”、“镐”。得此二国之地，周人的势力才由周原一带推进到咸阳、西安，在那里建立新的都邑。密须在今甘肃灵台一带(有白草坡出土的青铜器)，位于周原正北，则是陕甘地区黄土高原上的戎狄强国。这些是周以北和周以东的重要国家。其他国家，舟在今河南新郑一带，鹿、崇在今河南嵩县一带，于在今河南沁阳一带，耆即《书·西伯戡黎》的“黎”，在今山西长治一带，大体范围属于商王朝占领的夏人故地，也就是考古学家说的夏文化分布区。它们当中，只有石还不能肯定(暂以东周以来的石邑当之。石邑在今河北石家庄以西的鹿泉一带，在殷墟以北)。
　对比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也就是所谓“文王受命七年”，在这七年里征服的国家。古书讲这七年，如《史记·周本纪》，它是以文王决虞、芮之讼为受命之年，第二年伐犬戎，第三年伐密须，第四年伐耆，第五年伐?(即上“于”)，第六年伐崇，第七年作丰邑。简文未及虞、芮，也没有犬戎(疑与密须为同类，而有意省略)，但比它多出丰、镐和舟、石、鹿。这里面，丰、镐的发现最重要。因为过去读《诗经》，其《文王有声》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很多人都以为文王是在崇的故地作建丰邑，甚至到西安附近寻找，把老牛坡遗址当作崇国。其实，崇是崇，丰是丰，简文记载，画然有别。诗句的“既伐于崇”，很可能是指“五年伐于”和“六年伐崇”。“七年作丰邑”，只是时间接在这两役之后，它是灭丰、镐而设，和崇并没有关系。这七个国家，都是考古学上应该寻找的重要文化遗存。
　 由于简文的补充，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明白，周人灭商，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夺取上面说的“周板块”(我是说，完整地夺取“周板块”)，即以今宝鸡地区为核心，以它的南部与国和西部与国(即“牧誓八国”)为后方依托，北征犬戎、密须，东征丰、镐，占领整个关中地区。第二步，是夺取上面说的“夏板块”，即平定上面讲的舟、石、于、鹿、耆、崇六国。第三步，是夺取上面说的“商板块”，即对商王畿形成合围之势，进行牧野决战。过去，孔子有一名言，叫“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论语·泰伯》)，同样说法也见于《逸周书·太子晋》，看来是古代成说。这两句话，旧注以为指文王受命，行其德，武王即位之前，于九州之中取其六州(荆、梁、雍、豫、徐、杨)，只有三州(冀、兖、青)仍在纣的掌握之中，但周仍臣事于殷(《论语》郑玄注)。前人已经指出，文王时，周已兼有冀土，而豫州尚多属纣，未必能以州数为分割，“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是约略言之，并非专指他说的六个州(王夫之《四书稗疏》)。现在我们知道，它的真实含义恐怕是，武王即位前，周人已尽取关中，复夺夏地，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武王以天下的三分之二，去攻打天下的三分之一，这是兵家所谓的“多算胜少算”(出古本《孙子兵法·计》，今本《孙子兵法》作“多算胜，少算不胜”，“不胜”是衍文)，胜负之分显而易见。
　 简文的发现，对理解武王克商太重要。因为光靠周人自己，光靠牧誓八国，周人灭商是断不可能。过去，古人讲周人灭商，总是以文王、武王并举，一个行仁恩，一个奋武威，好像双璧，他们确实是密不可分的一对人物。我们可以说，没有文王平九邦，就没有武王克殷商。简文的补充，使我们对武王克商有了顺理成章的解释。
　　　　　　五、一点补充：重读周原甲骨，说文王拘羑里，商纣封西伯
　　文王平九邦是在文王拘羑里、商纣封西伯之后。过去读《史记·周本纪》，我们的印象是，文王是商纣的三公之一，其他两位是九侯和崇侯虎(“三公”之说不可信，我们从称呼看，他们应是周的方伯和诸侯)。他的被拘是由于崇侯虎进谗言，被放是由于闳夭献宝马美女和珍奇怪物。获释后，商纣“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这是“文王受命七年”以前的故事。当然，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古书对人名的称呼，经常是把后来才有的称呼加在以前发生的事上，存在逆溯的误差。如《左传》讲鲁隐公如何如何，“隐公”是死后才有的称呼，活着不会这么讲，金文中的谥称和日名也是如此，一旦出现，人已经死了，所有描述都是追记。古书讲“文王”，也是如此。文王在商朝作西伯时，当然不能排除，他在当地也自称为王(但称王也并无证据)，就像西周时期的吕王、丰王和※王，都是以小国称王，但对商朝的天子而言，他是西伯不是王，更不会自称“文王”。我们使用“文王”，只是按习惯说法，称呼起来，比较方便而已。
　 现在，真正属于这一时段的古代铭刻材料主要是周原甲骨中的几片。大家说的“周原甲骨”，是七十年代的发现，即1977年陕西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西厢房H11和H31两坑出土的1700余片甲骨，以及1979年陕西扶风齐家村H1、3、4三坑出土的34片甲骨，不是最新发现。这些甲骨，过去是靠摹本研究，往往不太准确，理解也存在问题。最近，曹玮编的图录29，照相制版，彩色印刷，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研究依据，联系上述发现，重新阅读，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里，我说与文王拘羑里、商纣封西伯的故事有关，主要是指周原甲骨中年代较早的几片，即H11出土的1、8、82、84、112、115、130七片。这几片甲骨，过去存在争论，有人说是商人的甲骨，有人说是周人的甲骨，我看还是周人的甲骨。“商甲骨”说，主要是因为这几片提到了商王的祭祀，学者囿于“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四年)的成说，不敢相信是周人的卜辞。现在，我的理解有点不同。我的看法是，这几片甲骨中的“文武帝乙”、“文武丁”、“大甲”当然是讲商王的祖先，而且没有问题，都是讲商纣对其祖先的祭祀，卜辞中的“王”肯定是商王，但它所谓的“册周方伯”或“典册周方伯”，以及“呼宅商西”，等等，还是应该理解为册命周方伯，让他住在商的西面。“册”字，原文加口，写法同于殷墟卜辞，过去多以为指杀牲为祭。但用在这里，无论如何讲不通。我们不能说，它是指杀文王为祭。现在我考虑，古代祭祀，往往要杀牲血祭，将祷求誓告之辞书之于册，与牲同埋，比如著名的侯马盟书、温县盟书，都是如此，卜辞“册”字，虽往往与牲连言，但本身并不是杀殉，而是指埋牲加书。也就是说，它是指册命周方伯。这种册命与西周金文中的册命应比较相似。金文中的册命，不管同族不同族，经常都是在周庙举行。我们不能因为卜辞提到商王的祭祀，就说这些卜辞都是商王的卜辞。因为它的重点还是讲册命周方伯，而不是祭祀商王。祭祀商王只是册命的背景。卜辞这么讲，我理解，这只能证明，当时的周人仍臣事于殷。这和古书的讲法是一样的。
　 周方伯，古书多称“西伯”，即西土之国的首领。他的被封，现在看来，主要是因为有九邦之叛，他自告奋勇，愿为商纣出征。他受封西伯，得专征伐，这件事，对周人是天赐良机，一则借以脱身，二是师出有名。他可以打着商王的旗号，削弱商王的统治。他所平定的九邦，本来都是商的与国，有些是鞭长莫及的西土之国，有些是征服占领的夏代故国，有的不亲，有的有仇，本来就是薄弱环节。商代末年，会其衰落，各国反叛，当然是机会。文王抓住这个机会，蚕食鲸吞，陷商纣于孤立，才会有牧野之战的兵败如山倒。
　 过去，司马迁讲“文王拘羑里”，他是以“勾践困会稽”作为类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确实是个报仇雪耻的类似故事。战国时期，经过演义，故事更趋戏剧化。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有《太公》、《辛甲》、《鬻子》，小说家有《鬻子说》，还有很多子书，其中也含这类故事。其中尤以太公的故事最出名。当时人把太公描写成间谍，说他“三入文王三入殷”，比如《孙子·用閒》和《鬼谷子·午合》，它们都提到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围绕着文王的胜利大逃亡，用小说的题目来命名，就是“文王拘羑里，商纣封西伯”。
　 上述周原甲骨背后，其实就是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