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 中国学术 2003年第2期 李零

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 (二)

　 另外，我想顺便说一句，武王克商的与国，周所经营的外交关系，除上述各国，肯定还有很多国家。比如文王身边的谋臣(也是武王的重要谋臣)，中间就有很多外国人。如太公是吕人，散宜生是散人，鬻熊是楚人，辛甲出辛氏(即莘氏)，也不是周人。他们背后的国家也很重要。周原甲骨不但提到蜀国，提到密须(只称“密”)，也提到楚国，就是反映当时的外交关系。这里面的楚国，表面上离周很远，但早期都邑可能在今河南淅川一带(我这么看)，经商洛古道，可以直通蓝田(周昭王伐楚和秦惠文王伐楚，都是走这条道)。它与“牧誓八国”的庸、卢、彭、濮也是邻居(都在荆山一带)。西周早期，周、楚有密切关系，古人说，鬻子为文王师(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鬻子》下班固注)，熊绎为周成王守燎(见《国语·晋语八》)，这些传说，都可反映这一点。昭王以前，楚是周人在南方的重要与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六、虞逑诸器的发现：逑的世系，虞官与养马
　　今年1月19日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的一组铜器窖藏，最近在中华世纪坛展出，经媒体报导，十分轰动。这是一个宝藏。它出土的二十七件铜器，除一件外，都是属于一个叫“虞逑”的人所作。虞逑诸器有八套铭文，最重要的是三套长铭，即逑盘、四十二年逑鼎和四十三年逑鼎，它们都是周宣王晚年的铜器。逑盘，格式与史墙盘相似，也是列叙其历代先祖奉事周王的业绩，和常见的铜器铭文不一样，我们不妨称之为“谱牒式铭文”。两件逑鼎，则属于册命金文，格式和毛公鼎相似，在这类铭文中也是长篇。这一发现，意义很多，但最重要还是三点，一是对西周王年的排谱提出挑战，二是对西周王臣中很重要的一支，即单氏家族的一个分支，有了新的了解，三是对 NFDB3 邑的再认识。这里只谈后两点。
　 虞逑诸器，是由一个以虞为官其名叫逑的人作器。从逑盘铭文，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来源于单氏家族的一个特殊分支。他在西周的第一代远祖(铭文称“高祖”)是文王、武王时在王朝担任大臣的单公，即叔方鼎的“单公”；第二代远祖(铭文也称“高祖”)是从单公分出的公叔氏，即单公的第三子，疑即贤簋和恒簋的“公叔”；第三代远祖(铭文也称“高祖”)是从公叔氏分出的新支，铭文叫“新室仲”，其实是公叔的次子，盠器称为“大仲”；第四代远祖(铭文也称“高祖”)是以“惠”为谥，以“仲”为行，以“ NFDB4 父”为字，叫“惠仲 NFDB4 父”，是新室仲的次子，即 NFDB4 器的“ NFDB4 ”；第五代远祖(铭文也称“高祖”)是惠仲 NFDB4 父的长子，死后称“灵伯”(原作“零伯”)，“灵”也是谥，可能即同簋的“虞大父”，同簋的同可能是虞大父的弟弟；第六代远祖(铭文不叫“高祖”，而叫“亚祖”)是又一分支，他是灵伯的次子，死后称“懿仲”，“懿”也是谥，他是逑的祖父；第七代是懿仲的第三子，即逑的父亲，死后称“恭叔”(“恭”原作“龚”)。这些祖先，只有惠仲盠父以下比较直接。特别是懿仲、恭叔，他们是逑的直系祖考。这并不是逑的完整世系，它只列举了自己的祖考，以及其祖考的先人，其中有令名垂于后世者。通过这种谱牒式的描述，我们不但可串连西周金文中的一批人名，而且可串连西周金文中的若干家族。例如，通过串连盠器和逑器，我们可以知道，单公下有益公和公叔两个分支，益公下有大仲这个分支，大仲(即新室仲)下有NFDB4这个分支，NFDB4下有虞大父(即灵伯)和同两个分支。逑即属于虞大父这个分支。
　　逑担任虞官，可能从盠就已如此，显然是世职。一般印象，虞是负责管理山林川泽，这没有错。但实际上，这个职官，其职能还要复杂得多，从铭文看，逑不但参与战争，还负责王室消费(“用宫御”)，甚至和司法有关。逑为什么参加战争，似不好理解，但我们看其祖先盠的铜器，就会明白，这当与周王的马政有关。盠在昭、穆之际，曾在厈为周王驯马。出土盠駒尊(两件)，本身就是按马驹的造型来铸造，铭文也是讲驯马和赐车；盠方彝(两件)和盠方尊(一件)，铭文是记周王册命盠，也是命他“司六师王行三有司：司土、司马、司工”，并兼管“六师、八师艺”。“六师”是拱卫其西都和中都(岐周和丰、镐)的军队。“八师”是拱卫其东都的(成周)的军队。他的职责，显然与战争有关。我们明白此事，就能理解，逑为什么会参加战争。其实，文献记载讲得很清楚，虞不仅管山林川泽，还负责驯养鸟兽，养马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养马的虞也叫“驺虞”。周昭王和周穆王，是西周鼎盛时期，大肆对外扩张的两个代表人物，昭王南征，穆王西征，马都是重要手段。所以，我们推测，盠也是一位虞官。他与《穆天子传》中为周天子驾八骏的造父等人约略同时，是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说到虞的职责范围，我还有一个考虑。它负责王室消费，应与后世的少府相似。少府负责王室消费，资源所出是山林川泽、皇家苑囿和官营工商业，这些均与虞的职能范围有一定关系。逑器说逑负责王室消费，比较容易理解，但为什么和司法有关?我的考虑，可能就与官营工业(制造业和土木工程)在传统上大量使用囚犯和奴隶有关。另外，史颂簋的作器者史颂，他的父亲叫“恭叔”，和逑的父亲一样，也使人怀疑，他也是这一家族的分支。如此说不误，也很有趣。因为史颂虽改作史官，但仍管理俗事，周王任命他“官司成周贾，监司新造贾，用宫御”，是管商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职责同样包含“用宫御”，看来也与王室消费有关。
　 虞和王室关系密切，周初，文、武谋臣有“八虞”(八个虞官)，它的重要性应引起重视。
　　　　　　　　　　　七、虞逑诸器的发现： NFDA3 邑的再认识
　　我们说的虞逑诸器，出土地点在陕西眉县县城北面的杨家村。这一带，曾出土过三次铜器，一次是1955年，在杨家村东的李家村(和杨家村属于一个大村)出土过五件铜器，两件是马驹形的盠驹尊，两件是方彝，一件是方尊，作器者即虞逑的祖先惠仲盠父；一次是1972年，在杨家村北出土过一件大鼎，作器者名“※”，器形是康王时的典型器形，铭文是记王姜(康王的王后)赐土田于作器者；一次是1987年，也是在杨家村(距离前者的发现地点只有百余米)，出土过虞逑的三套编钟和一套编镈，共十八件。这次的发现已经是第四次。它们除1972年发现的大鼎，其作器者的身份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其他都是属于同一家族(如果1972年的发现也属这一家族，其年代应相当于新室仲)。它使我们怀疑，杨家村遗址一带很可能就是这一家族的居住地。而且在遗址东面的李家村一带，也确实有西周时期的居住遗址(发现过西周的板瓦)。
　 杨家村遗址是位于眉县县城北部。眉县全境基本上是在渭河南岸，渭水北岸只有沿铁路走向的马家镇(旧眉站)和常兴镇一带。杨家村即位于马家镇的北面。现在经调查，眉县境内的西周遗址有多处，渭水南岸，主要是在第五村、城关、金渠镇、小法仪乡、槐芽镇、青化乡附近；北岸，主要是在杨家村一带。杨家村遗址是背原面河，即位于周原的南坡，渭河的北岸，在河岸的二级台地上，略微高起。我很怀疑，盠为周王“执驹”的地点，即NFDB3(原从广从干从攴，他器多从广从干)、豆(原加口在下)二邑，它们可能就在这一带。
　 大家都知道，在西周金文中，NFDB3是反复提到的都邑。它的位置在哪里?这很重要。过去卢连成曾考证过这一问题。他注意到，在NFDB4器中，NFDB3是个养马的地方，而且昭王南征，很多册赏都在此地举行，它与豆也比较接近，散氏盘提到的“豆新宫”，就是豆地的宫殿(“新宫”当是比较后起的宫殿)。这是很好的思路。他说，NFDB3是水草丰茂，适于养马的地方，这点也很合理。但他说， NFDB3 是“禥、渭之会”，即秦祖非子为周孝王养马的地方，在今宝鸡县境，也许还值得进一步考虑。
　 我觉得卢连成的想法很有启发，但现在考虑，还有一个可能，NFDB3就在今眉县境内。为什呢?我想讲三个理由(图三)：
　 第一，从地理形势看，通常说的“周原”，即扶风、岐山一带，它和它西面的“凤翔原”是属于同一地理单元，即广义的“周原”，或古书所说“自古以雍州积高”的“雍”(《史记·封禅书》)。“雍”是隆起的意思。它西面是宝鸡县境，南面是岐山县的南境和眉县的北境。如果到过那里，你会发现，从凤翔西行，入宝鸡县境，原区会陡然下降，进入一片开阔地，即上所谓“禥、渭之会”。这个地方当然适合养马。但“禥、渭之会”的“渭”继续东流，穿过宝鸡县的杨家沟乡和阳平镇，穿过岐山县南境的蔡家坡镇，然后进入眉县，正好就是杨家村。它们是属于同一地形带(后者完全是前者的延伸)。这个地方也同样适合养马(当地一直有养马场)。
　 第二，上面提到的地形带，遗址多在渭河两岸，而青铜时代的遗址多在渭河北岸(即渭水之阳)。如宝鸡县的杨家沟乡，有西高泉的秦国墓地(我参加过这个墓地的发掘，报告尚未发表)，出土过周生豆等西周晚期的铜器；太公庙遗址，出土过秦公钟、NFDB5；阳平镇(即秦邑阳平所在)，有侯嘴头东周遗址，也出过战国铜壶，这一带多是东周时期的秦遗址(也包含西周晚期的东西)。但由此东进，入岐山县境，则多为西周遗址，如蔡家坡镇，有蔡家坡和半坡两处西周遗址，都有西周早期的铜器发现。眉县境内的杨家坡遗址也是西周康王以来就有。我的印象是，渭水流经三县的北岸，西边的宝鸡县，其“禥、渭之会”以东，主要是春秋遗址(秦遗址)，东面的岐山和眉县，主要是西周遗址。我考虑，既然“禥、渭之会”是非子初封的秦邑(封于周孝王时)，已经有名字在那里摆着，恐怕不会是 NFDB3 的别名。我们把NFDB3放在秦的东边，也更为合理。
　 第三，NFDB4器中的“NFDB3”字，原从广从干从攴，他器多从广从干，我颇怀疑它是得名于“ NFDB3”或“岸”字。“NFDB3”，据许慎解释，是“厂”字的籀文，本义是“山石之?岩”(《说文》卷九下厂部，其实就是“岸”的古写。它的得名很可能就是指原区的边缘或河水的崖岸。这与杨家村的地理形势非常吻合。我们考虑，NFDB3很可能就是指周原的南坡，渭水的北岸。况且，从铜器铭文看，NFDB3不但与岐周关系密切，也与NFDAE京(即方)相去不远。康、昭时期的王后即“王姜”经常住在NFDB3，它与狭义的周原，即岐周应当更为邻近，是其南下和东行的必经之路。我们把NFDB3放在周原以南，而不是以西，从西周时期的都邑关系看，也比较合适。
　说到NFDB3邑的位置，我们还可以从西周地理的整个形势考虑一下。首先，早期国家，人口稀疏，控制范围是靠点线分布，即以交通干线上的少数城邑，串连若干聚落，向某些方向作有限延伸，这是一个规律，我有一个比方，周的岐周、丰镐和成周，相当于清的盛京、热河和北京，它们都分布在我说的“三代王都线”上。其次，西周的发展和后来伐戎继周的秦是同一轨迹。秦人是从秦邑(今宝鸡县的“禥、渭之会”)到西垂(即西犬丘，今甘肃礼县一带)，然后返回秦邑，再经平阳(今宝鸡西高泉、太公庙和阳平镇一带)和雍(今陕西凤翔)向东发展，先到泾阳(今陕西泾阳)，再到咸阳，基本上是沿渭河东进。周人也是这样。很久以来，我有一个看法，周、秦都邑的分布，大体上是秦左周右或秦上周下，两两相随，如秦邑(今宝鸡县的“禩、渭之会”)与周原是一左一右，平阳(今宝鸡县阳平镇)与NFDB3(在杨家村一带，我这样估计)是一左一右，雍邑(在今凤翔，即周的郑县)与岐周是一左一右(都在周原上)，咸阳(与周的毕、程重叠)与丰、镐是一上一下(隔河相望)。
　 归纳以往的印象，我比较怀疑，西周都邑的排列，除岐周在黄土原区，它下面的都邑是按 NFDB3 (在眉县)-方(与镐邻近，可能在户县)-毕(在咸阳)-程(在咸阳)-丰、镐(在长安县)，沿渭水，自西向东，逶迤一线。NFDB3是周王降自周原，沿渭水东行，前往丰、镐的第一站。
　 另外，顺便说一下，过去，卢连成曾指出，NFDB3邑在西周金文中的出现是集中于康、昭时期，这点也非常重要。因为杨家村出土的※鼎和盠器，年代正属于这一时期。
　　　　　　　　　　　　　　　八、余论：两个开放性的问题
　　在讲过以上的三个发现之后，我们感到，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如：
　 (一)西周贵族的继承
　 研究西周历史，东周历史是重要参考。过去，研究《左传》，大家都很重视世族谱系的研究，其实对于西周，情况也一样，甚至更重要。因为中国的贵族社会，这一段最典型，离开世系的研究，将无所措手足。况且，西周金文，是家族铜器的铭文，本身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它提到的周公、召公、祭公、虢公、毕公、单公、毛公、益公，荣伯、邢伯、定伯、※伯、郑伯，以及尹氏、南宫氏，等等，很多还见于《左传》，东周时期仍活跃。前后的历史是连在一起。《左传》讲“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很多问题在西周也肯定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读《左传》，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这类问题的背后，特别是“两政”问题的背后，总有新、老贵族的残酷斗争。如《左传》一开头讲的虢、郑争政，就属于这一性质(这是诸侯纷争的序幕，乱子是从周王的身边，即他的内服王臣闹起)。虢是文王时就有的老贵族，郑是宣王时才露头的新贵族，他们打起来，对周王都很不客气。这类斗争不仅可以追溯到《春秋》以前的东周时期(前770-前722年)，而且肯定有更早的来源。贵族社会总要从贵族关系入手。研究西周时期的贵族关系，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王朝卿士或称“公”，或称“伯”，其称呼根据是什么?是不是年纪较大、地位较高才称“公”，长子继承才称“伯”?二是这些公、伯的儿子，除长子因袭旧职，其他人的官爵分配是什么样?哪些担任相关职务?哪些另派其他职务?哪些派往军事要地，担任外服诸侯(如周公次子封鲁，召公次子封燕)?过去，吴其昌编过《金文世族谱》。今后，这类工作仍有待深化。我们应对每一支重要贵族作跟踪调查，看看它有什么分支，前后的兴衰之迹如何，相互的结构关系怎样。这对判断西周历史的变化很重要。
　 (二)西周都邑的迁徙
　现在，回顾上面讲过的问题，我想指出一点，西周的“天下”是由三大块构成，它取天下，是先得关中，次夺夏地，再并商地。关中所以封王臣，夏地所以建东都，封晋国，商地所以封宋、卫、齐、鲁、燕，这是基本结构。及其势衰，则先失本土。本土既失，乃避居东都，转而依靠外服诸侯。他搬到成周、洛邑，是以虢、郑为两翼，一左一右，拱卫京师，作内层保护，而以北面的晋国为外层保护，古人叫“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其实是回到夏人的故地。平王东迁，当然是一次大搬家。但规模较小的搬家一直就有。它的每一次搬家，都是诸侯护送，王臣跟着一起搬，在新都附近形成新的采邑区，甚至可能分封新的诸侯。所以，各支贵族(不是所有)，在每个都邑周围可能都有自己的据点。西周的很多问题，特别是结构性的问题，也随搬家而转移，和东周的历史密不可分。它们的采邑和王都是什么关系?和诸侯是什么关系?这也是跟踪调查的内容。比如虢在宝鸡有，在三门峡有，丰、镐有没有?邢在丰、镐有，在宝鸡、周原有没有?它和邢侯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研究这一问题，我们要区别内服与外服，比如我曾指出，周之西土多王臣采邑，东土多诸侯封国；王臣只称公、伯，诸侯多称侯(东方的某些古国有例外，但西周分封的诸侯大体如此)，就是规律。但平王东迁，其内服王臣也随之东迁，有大片封土，却与外服诸侯容易混淆。比如春秋初年的虢、郑，长期被当作诸侯，特别是郑，混淆尤甚。治《左传》者，向来也都把它列为诸侯。三门峡发现的东周初年的墓地，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叫“虢国墓地”。然而虢只称公，郑只称伯，而不称侯，他们是王朝卿士，《左传》讲得很清楚。我们把它们的封地也称为“国”就不太合适。过去，研究两周铜器，所据多为传世品，现在有一大批新的考古报告发表，我们还来不及读，更谈不上做系统的消化。但光是粗粗浏览一下，大致对比一下，我们已明显感到，很多旧的认识已发生动摇。如果我们能对这些新材料作断代分域的研究，我相信，东周和西周的历史，中间的脉络会更加贯通。
　 当然，值得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很多，这里只是举两个例子。它是“余论”，而不是“结论”。这也是“开放的史学”必有的节目。
　　附记：本文所附地图是由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锺晓青先生绘制，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