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来生愿做中国人

【作者】池田大作

正如汤因比博士所预见的，中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

汤因比博士已去世30年。此刻，感慨萦怀，想起和晚年的博士在他伦敦那整洁的住宅里交谈的那些黄金般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该多么高兴啊。

对谈开始，眼镜后面总是面带微笑的博士的目光严肃起来，说：

“开始吧，为了21世纪的人类，让我们交谈下去！”

这句话凝聚着博士的真情。那是1972年，熏风吹拂、鲜花绽放的5月。博士83岁，浑身充满了沉静的热情，和44岁的我坦诚相对。

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恰好电视播报在英国召开首脑会议的新闻。博士看着，悠然说了一句话，至今在我胸中震响——

“可能我们的对话不惹人注意，但是将永远留存下去。”

那时我倡议“日中邦交正常化”已4年。

在东西冷战的旋涡中，各种既成势力对我的倡言施加压迫。然而，为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中国和日本非缔结友好不可，这就是我的信念。

汤因比博士非常了解我的这种行动。

他露出慈父般的微笑，说：“因信念而遭受无端的责难是一种荣誉。浅薄的指责跟本质毫无关系。我们还是谈本质问题吧。”

我们谈论的本质问题很广泛，概括起来，就是探究“何谓人”“何谓社会”以及“何谓生命与宇宙的本质”。这就汇集成了《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本书。

博士用他那无以伦比的文明史巨眼俯瞰在薄薄覆盖地球这颗行星的“生物圈”中展开的人类史，遥望未来。

博士集毕生学术之大成所说的警世词句须臾不离我耳畔。

对于哲学告缺、迷失方向的现代世界，那些珠玑话语今天也深刻提示着根本价值观，即“为了创造新地球文明需要什么”，“为了可持续的繁荣，人类应该怎样生存”

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对谈跨越了两年，总计10天，长达40个小时。

我曾问：“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对中国的这种悠久历史博士刮目相看。他还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我本人曾10次访问贵国，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的优质顺应社会变化、切合时代而改变形态，绵绵搏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性尝试，香港、澳门的历史性回归等，导向成功的动力当中也生动呈现“中华思想的优质”。

现在，贵国所切实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有汤因比博士从贵国发现的“罕见的政治、文化性统一的技术与经验”作后盾的21世纪的先驱性行动。

博士一语道破，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如何能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

在这一意义上，正如博士所预见的，贵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对于我前面的提问，汤因比博士还回答：

“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

人类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复兴，这也是博士托付给我的文明课题。博士为此而提出的方法就是“对话”。

要结束对谈时，博士说：

“你年轻，希望你今后继续和世界的睿智对话，因为对话对人类融合有巨大作用。”

为兑现和博士的约定，我作为一个希望和平的市民，在全世界展开对话。

在贵国也曾和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先生、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四代领导人以及很多品智兼备的友人见面交谈。

过去丧尽天良的日本军国主义采取与对话完全相反的暴力，对文化大恩国的贵国残暴侵略，一再蹂躏。这是永远不能原谅的野蛮行径。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就向日本敞开对话的大门，而且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上着眼于“民众”，拿出“以民促官”的方针，和我们搭起了友好的金桥。

周总理的人格正是完美体现了汤因比博士视为理想领导人资质的“共生的精神气质”。

周总理曾严肃地对我说：

“为了人类和平，全世界的人应该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帮助，共同努力。”

这就是“对话”的基本精神，堪为永恒的指标。

也由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等，世界越来越瞩目贵国。

汤因比博士和我一致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博士若看见贵国蒸蒸日上的雄姿，一定会破颜一笑，说：“诚如我们所言啊。”

他临终留下一首“辞世诗”，这样驰思未来：

我在年轻一代
在尚未出生的世代中
找寻我的后继
我将离去
只留下对后代的关心
它将随人类而久远
因为
它包含了未来的所有世代

（本文为《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文版出版20周年而作。）

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十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池田大作：是一位宗教家及著名作家、业余摄影师。曾任日本创价学会会长(1960年～1979年)、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1975年起)、创价学会的名誉会长(1979年起)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