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党逼的-----记军统中将文强
作者: woyan
（序）
近期看了大量国民党被俘将军的回忆录和纪实， 正好萨老大在写傅作义的手下，我也凑个热闹，写写那些早已逝去国民党的将军吧。
考虑再三，决定先写在军统中做到最高军衔的文强中将吧，他的经历最为传奇，也是活的最长的一位被俘将军，直到2001年才去世，活了九十三岁，被共产党称为世纪老人。而我最近看的这些国军将领的书也是源于对他感兴趣，而原因则是在一本书中看到其刚刚被俘时，共产党让其写悔过书，他则说了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我家亲戚，刘少奇算是我同乡，周恩来是我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党的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在被俘后能说出这种话，真是一个性情中人，但他说的这句话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促使我查了大量关于文强的书，才发现此人真可谓一生传奇。
文强生于1904年，文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其祖上则大大的有名，乃是宋末宰相文天祥，文强则为文天祥第二十三世孙。按他的回忆，他们家的孩子从会说话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背其祖上写的"正气歌"。
其父曾在清末去日本留学并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就在祖宗的牌位旁立上了孙中山、黄兴和蔡锷的照片，于是文强每天早上先要向祖宗的牌位磕头，再向孙中山的照片鞠躬。
说文强的出身，主要是为了引出和毛泽东的关系，按文强在回忆录中所说：
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父亲是个放高利贷的（好像咱们的宣传中没这么说过，不过放高利贷的不应该穷呀），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７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在活下来的三兄弟中，毛泽东是老大，毛泽民是老二，毛泽覃是老三，那四个都夭折了。毛泽东比我大１４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是文强的表姑，（在文强回忆录中说是姑妈，但查其它的资料，并不是文强父亲的亲妹妹）所以文强见毛泽东时是叫大哥的。
文强并不喜欢这位大哥、未来的先帝爷。一方面从家庭状况上来，文强肯定有自身的优越感，另一方面文强同毛泽覃是同学兼好友，但毛泽覃对毛泽东怕的厉害，毛泽东对这位小弟也总是凶巴巴的，为此文强对此很是不满，按文强的回忆来看，当时他和毛泽东一见面，就总是抬杠，也算是为毛泽覃出口气吧。
回顾文强的青少年，身边围绕的尽是后来的共产党高层，按其回忆录中所说，他先是通过毛泽东认识了何叔衡和谢觉哉，中学毕业后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在学校里又结认了夏曦等一批后来的共党中的风云人物，糊里糊涂的加入了共青团（文强的原话，因为在加入时他还不太清楚共青团到底是干什么的），并在夏曦的动员下报考了黄埔军校，以第三名的成绩成为黄埔四期的一员。
截止到现在，按照我们的宣传方法，文强同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开始投入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毛泽覃与毛泽东
毛泽东作为长兄，年轻时在弟弟面前家长作风是蛮重的。在红军时期，在和毛泽覃争论时，急眼了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一边躲一边嚷：“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为什么打人。”搞的毛泽东下不来台，只好自己忍住脾气。
要说毛泽东为人确实是比较尖刻的，加之年轻气盛，时时显得傲慢和刻薄，这种人日常交往是颇不讨人喜欢的，在红军时代几起几落也就不足为怪了。
文强老先生的回忆中有许多明显的不实之辞。
林豆豆她们帮着弄了一个文强自述，史料性应该说很差。文老先生个性很强，也许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他的回忆中主观色彩过于强烈，所言许多史事要么是孤证，要是就是经不起推敲与考证，估计在河里会遇到诸多置疑。
呵呵，一家之言，不影响各位往坑里跳哈！
回忆录是有问题，但不全是文强的错
该回忆录是由文强口述，别人写的，但还没写完文强就去世了，也没有审阅过。而且文强本人湖南口音很重，年岁大了，一些记忆不准，身患重病，作者又没责任心，听不清文强的话，就自己瞎猜，许多东西都没有考证，地名和人名更是错误众多，比如说回忆录说周恩寿在44年就死了，但我查其它资料证明解放后他还活着。所以我写这个时，又参考一些其它的书和文史资料选缉。
进入黄埔后没几个月，文强和当时的几个黄埔军校的共青团员就被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李运昌、陈林达和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我才知道周恩来还有个弟弟）。集中起来干什么呢，入党。而入党时的宣誓人则是周恩来，所以文强一直说他的入党介绍人为周恩来。
（我怎么觉得那时候入党很简单呀，现在到又要写申请书又要考查半年的）
文强当时在军校和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文强为班长，不过文强和林彪的关系可不怎么样，原因却是因为一件小事。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里不知怎么还剩一颗子弹。等晚上人都开始睡了，林彪就开始摆弄他的枪，不知怎么突然走了火，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上铺那个人姓林，叫林伟俦，好在当时他没在床上。不过有意思的是，后来他成了国民党守天津的中将军长，并在战斗中被俘，而打天津的，正是林彪的四野。
如此大的事，上边查来，文强身为班长，自然要把事情的经过汇报清楚，于是林彪被关了禁闭。为此林彪深恨文强，骂他是湖南骡子，告密者，并事后和文强打了一架，不过文强练过武术，按他的话” 三个林彪也打不了我一个”，显然林副统帅肯定又吃了亏。
文强因在艺专时学过速记，在军校里兼职当了周恩来的速记员，并因此认识了众多国民党上层，其中的党国元老邵力子则介绍其加入了国民党。但在1926年整理党务案时，退出了国民党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1926年5月底，因北伐前线吃紧，文强等300余人提前毕业，前往武汉前线。（算了一下，只在军校呆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军校可真是速成班了）
实际上文强并不能算是参加过北伐，从军校出来后一直在邓演达的特训班里培训，直到七月才来到武汉，这时武汉已经基本拿下。后又经邓演达介绍随朱德前往四川做四川军阀杨森的工作，并认识了中共的另一个元帅陈毅。
南昌起义前夕，文强接到恽代英的指示，火速前往九江贺龙的部队里报到。在路上遇到了黄埔的同学周恩寿。周恩寿向他介绍了汪精卫反共的真相，我查了一下其它资料，发现事实也确是如此，整个事件过程很有意思，特全文摘抄，供大家一看。
回来的路上，碰见周恩寿，他一看到我就问：“汪精卫反共你晓得不晓得？”
我说晓得。他说：“是第三国际搞的！”
我不明白：“汪精卫反共跟第三国际有什么关系啊？”
周恩寿说：“第三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到莫斯科开会。第三国际有个决议案，说中国革命要走俄国的道路，要实行列宁主义的两个策略，一个策略是要把国民党政权推倒，一个策略是再来一次十月革命。第三国际代表罗易拿着这个决议案到了武汉，把决议案交给汪精卫看，汪精卫一看，又是列宁主义，又是两个策略，他看不懂，就把外交部长陈友仁找来。陈友仁知道的情况多一点，讲看来共产党要暴动了，要夺我们的权，不让我们吃饭了。汪精卫火了：‘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个罗易呢？他为什么把这个决议拿给我看？’陈友仁说你不是左派的领袖吗，所以罗易找你，不找别人。汪精卫说：‘现在这个事情啊，我们要采取行动了！’”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发表了反共宣言。
我搞不明白怎么第三国际的代表会如此愚蠢，就像一个杀人犯在动手前主动跑来对受害人说”我杀了你好吗？要不你自己动手？”
如果汪精卫反革命事变真是这个原因的话，到也情有可原，你总不能让人家不还手吧，只不过汪精卫先下手了而已。
在党史资料中，管这个决议叫五月指示，其内容如下：
一． 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
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２万共产党员和５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
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从后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都不赞成这个指示，要求暂缓执行，但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在陈独秀提出反对意思的第二天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
南昌起义时，文强任第三师特务连连长，师长为周逸群。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找到了周恩来问这个没前方没后方的仗怎么打？周恩来说：你往广东海陆丰吧。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我们就有后方了。
文强说当时他们都相信苏联会接应他们，他当时做为营指导员带着三百多人跟着大部队拼命往东打，在一次战斗途中还遇到了以前的老师徐特立， 师生间于是发生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徐老师，你也来了？你不要到前线嘛。”
他说：“我在这里看看，看看。”
子弹“哨哨”地响，他说：“哎，怎么有这样多的鸟叫啊？”
“这不是鸟叫，是敌人那边打来的子弹的声音。”
他一听，趴在地上头都不敢抬了。这个老先生真有意思。我说：“你到后边去，这里太危险。不过我告诉你，你坐在这里也没有关系，像鸟叫的子弹飞得很高，起码比这个树还要高，打不到人。如果听子弹打得很急，离地面没有多高，那就要打死人了。”
等到部队真的打到潮汕，谁也没找到什么苏联兵舰，原来说这里有彭湃建立的根据地，结果当地组织也找不到，粮食和钱都没有了，每天只能吃点甘蔗度日，结果队伍一下子就全散了。
文强带着手下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靠卖苦力背铁砂挣了点钱买了去上海的船票。再从上海各自返回了家乡。
有趣的是在上海文强和同伴还做了一回贼，而被偷的则是他的国民党入党介绍人邵力子。
到上海后文强他们又没钱了，一天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邵力子在上海教书，于是就是投奔他。但邵力子看到众多当年的学生跟叫化子似的来找到，烦的不得了，只好不断的哭穷，给了他们十二块钱打发他们走。这帮学生很不满意也没什么办法，其中一个叫杨继荣的黄埔四期生走的时候顺手就把门后邵力子的皮袍子偷走给当了，并把当票给邵力子寄了过去，说学生们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出此下策，当票给你，那天您有钱了再给赎回来等等。
文强回家后过了几个月，也没人联系他。他想再这样下去，和组织的关系就断了，就向母亲那里要了一些钱，又去了四川，找到了黄埔同学、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员廖宗泽（这个人在文强一生中很重要，他回来也入了军统成了将军，以后还和文强一起关进战犯管理所），又接上了组织关系，负责领导当时川东农民暴动的军事工作。三十年代初，他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军事委员等职。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如果没有后来变故，照这条路走下去，解放后文强也能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许多历史也许都将改写，但历史没有如果，共产党内部自己的斗争将文强和许多当时和文强境况相同的人推向了自己的敌对阵营。
1931年王明回国开始掌权，党内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文强7月在重庆被捕，后在组织上营救和川军中朋友们帮助下，终于利用机会侥幸逃了出来。但没想到的是，逃回到自己阵营却比落到敌人手里更诡谲凶险。当他回到重庆，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琬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当时有人暗示：为什么那么多人被抓、被杀，他倒能逃出虎口安然无恙？
文强感到很不理解，就让他妻子（当时的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去找新来的省委书记罗世文要和他谈谈，两个人当时在一个小茶馆见了面。于是有了下面的这段谈话。
见面后罗世文第一句话就是：“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文强听后很不高兴，就说““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再说我那２３个县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共产党员都被暗杀了，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为省委代理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一拍桌子：“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２３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噢？铁的纪律就随便来啊？”
“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
文强拍桌子叫到：“狗屁！你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是省委常委，你是党的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
“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党内这样做啥呀？把好的党员都干掉，岂有此理！”
那个环境是个茶馆，一吵起来自然惹的大家侧目，文强怕怕暴露身份，就约罗世文到城墙上去谈。
等上了城墙。罗世文开始害怕起来，觉得文强要对付他就问：“你是搞军事工作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办呢？”
“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最高领导了，我把事情问清楚，我就回去，我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
“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
“我们两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犯什么错误呢？”
“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罗世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共产国际做出个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农兵，你懂不懂啊？像你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义家庭出来的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这些人都要清洗。”
文强一听就火了“马克思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你怎么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
骂完罗世文后，文强直接就回到家对妻子说” 革命革命，革到最后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说罢和妻子抱头痛哭。
文强的妻子是当年四川省党委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原四川省军委书记刘愿庵的遗孀，很有魄力，劝他不要在这里等死，到党中央去找周恩来，向周恩来申诉我们这边的情况。又说他认识杨尚昆。杨尚昆是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咱们可以一起去申诉。
文强事后说到：我们当时走得光明磊落，我并不是想叛变共产党，只是想找到党中央，找到周恩来，找到杨尚昆，向他们申诉，希望还有挽救的余地。
于是文强给罗世文写了一封信：“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Ｇｏｏｄｂｙｅ。”最后还写了一句外国话并署上当时的化名“文莱之”。
等文强到了上海，正好赶上顾顺章叛变，上海机关或隐藏或破坏，中央机关也转到了苏区，文强夫妇在上海转了几天一点头续都没有，钱也快花光了，最后文强对妻子说：别找了，就是找到周恩来、杨尚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王明路线的立场呢，如果他们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就是自投罗网呀。还是回家吧，我父亲是个很仁爱的人，对我很好，对共产党他也不反对，我和父亲讲讲，你是个大学生，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咱们找口饭没有问题，不要再革什么命了。”
文强和妻子回到家乡，先是在父亲开的学校里当老师，但当时毕竟是血气方刚，并不甘心终老于书斋。当时正好面对日本侵占东北、觊觎华北，他忧国忧民的情绪又爆发出来，化名在长沙办报写稿，又和几个朋友接手办了一个“少年通讯社”，宣扬抗日。文强抨击当时湖南的土皇帝何键的文章笔锋犀利，与官府的麻烦不断，不久就有人砸了他的报馆，还有人开始怀疑他的共党身份，并扬言要他的小命，他在湖南又混不下去了。
这时文强父亲劝他避避风头，去找当年其在同盟会时的老朋友程潜那里，看能不能找个差事做做。
文强到了南京，找到了时任总参谋长的程潜，并再次遇见了廖宗泽,不过此时廖已经脱离了共产党而加入了军统.
在廖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戴笠，并同其谈了其在共产党时的情况。据文强回忆，当时戴笠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现在我们的校长（蒋介石）要复兴民族”，他以黄埔同学的名义，要文强恢复对校长蒋介石的信仰，以国难当前，唯有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才能避免亡国的的理由，并介绍文强去杭州警官学校任职。文强说他还在国民党的被通缉名单里，无法去政府任职。戴笠让他放心，说他会去办妥。后来戴笠牵头，由五个黄埔同学联名证明文强与共产党已经脱离了关系，这五个签名中有一个就是戴笠,由张治中签发命令，取消了对文强的通缉。而文强也已中校身份加入了军统，在警官学校担任教员，并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文强调到上海负责为军统搜集各个司令部的战况，为了便于工作，升为上校高极参谋，以方便出入各个指挥机构。
正当文强每天穿梭于各个司令部的时候，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黄埔同学、新四军参谋长袁国平。
偶然的相遇，让两个人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袁国平说：“很难得遇到，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话啊。”他又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文强一楞：“归队？归什么队呀？”
袁国平说道 “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 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文强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袁国平道“应该送到四川了。”
文强说：“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周恩来呀，我妻子也找不到杨尚昆，共产党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
袁国平说：“你跟周恩来没有接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接上关系呢？”
文强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也不追究了，蒋介石的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党籍（共产党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凭你跟周恩来的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文强说：“老实说，共产党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ＡＢ团，杀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个王明路线，一个党的政策老是这样，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从小对他就有个人的看法，更不想在他手下。”
袁国平听我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
“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７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共产党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他说：“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不越搞越远脱离的时间太长了吗？”
文强说我的想法不变。袁国平说：“好好，我们两个的友谊关系保持。我留在新四军里，以后你写信给我，就写到江苏宜兴县府里，我就收得到。”
分手时，文强说你这个共产党员过得也很困难，就送他１００块钱。
皖南事变，袁国平被自己的警卫员一枪打死了。
淞沪抗战失败后，文强收容了隶属军统的一千来人的队伍往西撤，当撤到一个小县城时,正好遇到一批战场撤下了的伤兵在县城里为非做歹。文强一时好事，就想管管，就命令手下的参谋去找了一些白布，挂在县城的一个最高的建筑-澡堂门口，文强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县警备司令部。 当时他手里一套少将官服，就穿上冒充警备司令维护起了秩序（按国民政府的规定，警备司令有权枪毙人），命令手下抓了几个带头闹事的伤兵，先威胁要枪毙他们，接着又罚他们干苦力，其它人全轰出了县城。搞了几天，县城是平静了，但文强假冒少将的事却被人告发，官司一直告到了顾祝同那里。文强也直接打电报给顾祝同解释，顾祝同认为在当时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文强还有精力管这种事，很有能力，当即给文强回电说：“你这个警备司令部在我这里备案了，现正式委任你为少将。”
撤退到重庆后，戴笠让文强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具体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付日本人和汪精卫，一是代表戴笠驻上海，主要搞情报工作，于是文强又回到了上海。
文强在上海主要通过国民党在青红帮里的关系，发展伪军中的内线并策反高级军官。从其自述来看，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绩，反而自己的网络不断被日军破坏，到最后连自己的据点都被日本人端了，不得不在珍珠港事变前撤退到了香港，在香港时又遇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很狼狈的经澳门跑回了重庆。不过文强在从上海撤退前给戴笠的电报中，先说了一通自己现在多危险，情况多恶劣,最后又说自己要不畏艰险，为国尽忠。当时军统许多特务投降日本，正是戴笠很难堪的时候，忽然接到这封电报着实是感动的够呛，还特意拿给了蒋介石看，来说明军统还是有忠心的人的。为此文强回到重庆后，还受到了蒋的亲切接见。
回到重庆后，戴笠又安排文强去太行山，有两个任务，一是听说孙殿英要降日，要控制住他。第二是原华北军统网络被日军破坏，要重建网络。当时文强什么都没说，就答应了，为此戴笠很高兴，把自己的左轮手枪送给了文强。文强事后回忆到：”我刚从上海、香港、澳门死里逃生回来，又要到那么复杂的环境里去，我还能说什么呢？”
文强以军事委员会高参的名义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
到了孙殿英处才发现形势复杂。山上的国民党三个主力军队庞炳勋的四十军，胡宗南手下刘进的二十七军，孙殿英的新五军，这三个军队，互相不和，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谁都不服谁。而且庞和孙都分别在同日本人暗地里联系，文强试图在中间调和，但没什么效果，不久日军扫荡，孙殿英公开降日。有意思的是庞炳勋当时躲在山洞里，谁都找不到，孙殿英知道庞的烟瘾很大，就命令人在附近的大烟馆守着。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庞炳勋的烟瘾犯了，实在熬不过去，派副官化装成老百姓下山到镇上买烟土，被孙殿英抓个正着。审问出庞炳勋藏身的山洞，孙殿英亲自把烟土带到庞的山洞口，开始庞守在山洞里死活不出来，还说守不住就自杀，绝不投降小鬼子。孙命人在山洞口把大烟点起来，庞炳勋在山洞里闻着烟土味实在受不了了，破口大骂孙殿英坏了他庞炳勋的一世英名，然后出洞投降。
孙殿英本想拉着文强一块投降，文强不同意，带着军统一百多人跑了出去，孙也没有强行阻拦，事后还把做保把日军俘虏的一批军统和中统人员放了出去。为此许多军统和中统的人都说孙的好话，以至最后孙降日不但没受到处罚，还得到了重庆方面的嘉慰。
文强跑回洛阳后，改任河南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副主任。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文强带着训练班的人负责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挡日军进攻。由于干的不错有效的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并且训练班二千多人无一人伤亡，被提升为军统北方处处长，调到西安，负责晋、陕、豫、冀、察、鲁六个省和平津两个市的军统工作。
日本宣布投降后，文强跟着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１９４６年，蒋介石正式批准升为中将，这一年，文强３９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