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患有扁桃腺发炎, 一发就是四十度高烧, 重则住院,轻则休课数天. 以后去了黑龙江, 发作的更是频繁. 一旦发作, 只好一个人睡在知青宿舍, 就着家里带来的肉松, 啃几口冷馒头, 或喝点大碴子粥. 对了, 那时没有微波炉. 史地有位去中国旅游过七天的爱国华侨说我看不到农村插队的阳光, 也只好让他说了.

71年1月我第一次探亲回到上海, 妈妈心痛的不得了, 说在沪期间无论如何要开刀割除. 我家住在松江, 县医院据说条件还不错, 但没法开, 所以要转到上海瑞金医院(现广慈医院). 我们那时不能直接去那儿看, 必须转诊, 有点象美国家庭医生转专科医生(referral). 妈妈就带我去县医院的外科, 外科一问年龄不让看, 说要看小儿科, 于是妈妈就带我这个知青去小儿科排队. 验血验尿以后, 医生叫我们第二天来看结果, 开转诊单. 第二天,医生满脸乌云, 告诉妈妈,我小便有四个+, 在查出病因以前, 扁桃腺是不能开的. 于是又做了一连串的检查, 包括X光,也没查出什么, 最后医生诊断为急性肾炎, 要我静养, 淡食, 他警告说, 如果不小心变为慢性,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于是我就天天躺在床上听收音机. 因为要淡食, 妈妈要为我单独烧菜, 但再好的东西, 不加盐烧出来,就成了忆苦饭. 有一次她托人买了瓶无盐酱油, 给我煮了碗面, 吃了没几口, 我就全部吐了出来.

在二月份的某一天半夜, 我忽然腹部剧通, 妈妈知道我相当能吃苦, 痛到这个地步, 肯定不是一般的痛, 就叫了三轮车去医院. 医生说需要第二天去上海做检查. 因为怕影响检查准确性, 还不能打止痛针. 好多年后, 有人说其实可以打阿托品, 但已是驴后炮了. 到瑞金后, 医生说要做肾盂造影, 就是隔天晚上吃泻药, 检查前打一针静脉注射, 然后在腹部压上三个沙袋, 用一根帆布带拼命往里压. 然后拍好象五六张片子. 结果出来了, 医生说输尿管结石六颗,右肾三分之二积水, 需要手术, 因为从病房手术室到开刀医生都要排队,估计至少要等半年. 妈妈也不懂, 就问了一下我是否要继续淡食, 医生说不用, 我那高兴劲就不用提了.

回家以后,妈妈告诉略有医学知识的同事, 他们说这怎么行, 2/3的水, 不到半年, 这右肾就要摘除了. 妈妈于是再带我去上海, 去求医生开恩, 医生也表示没有办法. 最后有一个医生说, 如果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能出个证明, 住院处一般会考虑. 于是妈妈叫我自己去外婆家, 她去学校开张证明, 否则乡办怎么会听你. 那时全国都极左, 但妈妈的学校比去世的爸爸的学校还是要好得多, 就开了张证明, 希望乡办照顾等等, 也没有提家庭背景. 那时上海松江没有高速, 一次单程将近两小时. 那几天, 妈妈把班级几乎全部拜托另一个老师, 两天跑了两个来回.

当时的市乡办在威海卫路上一条极小的弄堂里, 好几十人在排队, 好象是两三个人在接待. 妈妈把学校证明及我的边境居民证给他看, 告诉他我还不到16岁,请他千万照顾一下,言语之悲切直到我自己有了女儿后才能感受到. 接待同志态度很好, 记得不到20分钟就替我们出具证明, 请瑞金医院尽早安排. 妈妈胆小, 问他万一有什么问题能不能再来找他, 他说可以.妈妈问他贵姓, 他说姓项.

半个月不到, 我住进了医院. 手术是正好在瑞金的华东医院的一位胡医生做的, 很成功,一星期拆线. 据行家说, 刀口很直, 说明医生技术很好. 他们把输尿管扩张,取直, 然后让我吃中药, 把结石排出, 最后积水会慢慢自己消除.三个月后,我再做造影, 石头全部消失, 积水大部消除. 当时我们队里还有四位上海去的干部, 一位老李回上海来看望我, 妈妈的那个班正好是分配季节, 要去云南农场, 妈妈要挨家挨户访问, 实在走不开, 就问老李能否陪我去医院看片子,老李一口答应.

那位爱国华侨叫我要看到阳光, 我就来尽一下努力. 当时如果我不是在黑龙江, 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是不可能从任何渠道得到任何照顾的, 当然不去黑龙江,是否会得这病, 众大夫们也是可以探讨的. 我妈妈的学校救人第一, 为妈妈开具一张不带政治色彩的证明, 在当时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由知青下乡带来的招工招生参军中的超级腐败尚未成气候, 那位项同志用人民给予他的那点权利救了我这个毫不相识的知青, 他没有问我的出身, 没有问任何与政治有关的问题. 除了一声谢谢. 他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 上海干部老李带我去看检查结果, 医生们都以为我是他的儿子. 这就是我见到的阳光, 还不止一丝. 但苦难深重的知识青年, 实在需要更多的阳光.

老五味一定还记得压舌帽的<千里寻母到蓝山>,事隔多年,他还记得救命恩人董阿姨. 同样的道理, 我一辈子不会忘掉项同志, 老李, 胡医生. 我知道摘除一个肾人还能活, 所以短文取名半死一生, 而不是耸人听闻的九死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