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周恩来寄给张学良的16字密信
信源：文史长廊｜编辑：2007-01-25｜ 网址：http://www.????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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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旧部袍泽及亲友出席的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在这次集会上，周恩来回想起当年他在延安两次会晤张学良将军的往事，同时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席间许多和张学良一起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旧部和中共重要人士，耳闻周恩来的讲演泪水潸然。特别是张学铭和张学思，对他们阔别多年的兄长张学良的怀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席间响起一片哭声。面对此情此景，更让周恩来思念仍在台湾秘密幽禁的张学良。

宴会结束以后，周恩来回想起张学良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该是1946年春天。当时，张学良手书的密信系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之命前往贵州息烽监狱探访张学良的时候，偷偷避开戴笠的耳目捎出来的。张学良在写给周恩来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弟良于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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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晚年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一起

周恩来尽管国事繁重，日理万机，但他只要回想起当年在延安与西安时期和这位东北军少帅的短暂接触，特别想起囹圄中度日如年的张学良和写给他的信，仍然常常怅然落泪。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张学良从息烽写出的最后一封信，正值周恩来为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奔走在重庆和延安之间。接到张学良密信后，周恩来曾多次利用公开场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早日释放张、杨的严正吁请。可是，让周恩来深感难过的是，他纵然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殚精竭虑，然而由于蒋介石心如铁坚的囚张政策，时至今天，“西安事变”已然25个春秋，当年在延安和西安为抗日大计喋血共奋的张学良将军，却仍然幽居在天涯水陬，甚至与世隔绝。周恩来抚今追昔，一腔悲愤之情，无法控制。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亲笔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再写一封信。可是，1961年的海峡两岸虽然近在咫尺，给张学良捎信却比登天还难。这封重要的信件由谁才能送过国民党军队密封禁锢的台湾海峡，安全送到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手中呢？

张学良被秘密幽禁的50多年里，他和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周恩来与张学良分手25年之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在透过香港种种关系设法为张学良隔海捎书。以下记述的是周恩来1962年密信送达台湾的经过。

谁是密信的送达者？

第一个送信的人选，是当时正在香港的郭增恺夫人。郭增恺先生是着名抗日将领杨虎城旧部，曾任西北军高级参议，思想要求进步，靠近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前因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发表过激愤之言，所以遭到戴笠军统特务的逮捕，又被蒋介石下令囚禁在南京军人监狱。

周恩来和郭增恺先生的结识，即为1936年冬天。那时张、杨两将军发动的兵谏已经打响，周恩来受张、杨两将军的电邀，专程从延安飞往西安。此时郭增恺已经出狱，由于宋美龄和宋子文要一起到西安来从中斡旋，所以想起被蒋介石和戴笠羁押在南京的郭增恺。在这种情况下由宋美龄出面保释，郭增恺得以随行返回西安。也在这一时期，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结识了郭增恺的夫人。现在周恩来忽然想起给张学良转送信件，必要一位身份合适的人才可胜任。而和张氏有旧的郭增恺早已作古，但其夫人仍在香港。在周恩来看来，如此重要的信件，必请一位既与周恩来稔熟，又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士来充任，郭增恺夫人恰好具备这两个条件，同时她又有去台湾探亲的便利条件。所以，中央有关部门便通过相关渠道准备和郭增恺夫人取得联系，以促成此信的安全送达。遗憾的是，当时的郭夫人不在香港，而远去英伦医病，所以周恩来希望请郭增恺夫人充任信件传递人的想法便不得不搁下来。

但是，诸多史料均对郭增恺夫人充当周总理信使一事，有所记载。其中有人甚至还把郭增恺夫人代转周恩来密信的情节加以虚构，写成小说公开发表。虚构的故事颇具传奇性：郭增恺夫人在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委托以后，亲自来北京面见周恩来，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悄悄从北京带回香港。为了顺利进入戒备森严的台湾，郭增恺夫人将周恩来总理的密信小心密藏在一只精致的口红盒内，然后她以探亲作为赴台的理由，搭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她到台北以后，了解到张学良和赵一荻已皈依基督教，每星期三必到士林地区的凯歌教堂听周联华牧师讲解《圣经》。所以，郭夫人就在一个下着霏霏细雨的上午，装扮成基督教友，从而混进了士林教堂。在那里她故意和张学良、赵一荻同坐在一排椅子上。在彼此默然听讲《圣经》时，郭夫人把那支口红塞给了身边的赵一荻。从而把周总理的密信顺利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最近经过采访当事人和查阅相当档案资料，终于搞清当年周恩来写信和转信的详情。毋庸讳言，周恩来的亲笔信确已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里，然而，郭增恺夫人既然不是这封信的真正传递人，那么，又是谁把周恩来这封重要密信送到张学良的手中呢？她就是朱湄筠女士。

周恩来反复斟酌写下16字密信

中央有关部门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遂同意中央负责台情工作的部门，直接派人去香港，设法与朱湄筠取得联系。

行前，朱启钤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朱湄筠的生父)，已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的亲笔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当朱湄筠获悉周恩来总理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动念后，十分感动。她虽然身居香港，却对祖国大陆寄予深情，特别是乃父朱启钤晚年在京多受周恩来和政府的厚遇，尤让朱湄筠感激不已。朱湄筠的许多亲友都在台湾。所以她当即答应一定遵照周总理指示，亲自前往台湾转交密信。这时，周恩来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件。周恩来用毛笔在雪白信笺上只写下16个饱含深意的字：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在这封既无收信人名号，也没有地址的信上，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台湾当局对张学良严加监禁的情势，他本人也没有任何署名。但是，由于张学良从前多次和周恩来有过书函往来，所以他肯定熟悉周恩来那风格特殊的毛笔字。经过周恩来反复思考推敲写下的16个字，其深切含意相信定会让幽禁中的张学良既感受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本人对他的关怀，同时也会鼓舞张学良在艰难环境中的斗志。

周恩来考虑到张氏家族在大陆的成员，数十年来也无时不思念在台羁押的张学良。尤其是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和虽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军副司令员张学思，也都对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哥日思夜想。于是周恩来决定张学铭和张学思也可给大哥各写信一封，一并通过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台湾。

朱湄筠接到這三封信件以後，把它們小心密封在一隻精緻糖果盒的底層，然後正式向台灣方面申請赴臺探親。當時台灣當局對香港居民赴臺探親也同樣採取了嚴格的審查制度，意在擔心有少數“匪諜”潛入台島。由於進島的人數控制嚴格，申請探親者至少要有兩人以上作保，方可辦理手續。儘管如此，朱湄筠仍在台灣親友們的鼎力幫助下，于1962年4月，得以從香港飛入台島。

她來到台北後，才發現蔣介石那時儘管在名義上給張學良以“自由”，可是，如果她想走進張學良在北投復興崗70號的住宅，關卡重重，特務密布，簡直是難於上青天！她發現張學良的自由十分有限，身邊至少有一個連便衣擔任“保護”。如果一位從香港到臺的女客去面見張學良，事先必要得到台灣有關部門的批准才可放行。至於張學良每週必去台北士林教堂作禮拜的傳聞，經朱湄筠到臺後了解，確認乃是實情。但士林地區歷來為蔣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凱歌教堂聽《聖經》的，除蔣家人外便是國民党的上層人物，像朱湄筠這樣從香港來臺探親的人是決然不得隨便進入士林地區的，更休想利用聽經的機會，把周恩來和兩位弟弟的信函轉交給張氏本人。朱湄筠知道如果萬一發生意外，必然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至會危及張學良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朱湄筠決心在台北住下來，慢慢等待時機想辦法。

一直到當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等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繼續在台灣久留，必然會引起台灣情治機關的注意。幸好當年10月10日張學良有一次公開活動，朱湄筠即通過從前在天津結識的黃仁霖（張學良至友、宋美齡的大管家），把她從香港帶至台北的一盒糖果，轉交給當時住在董顯光（張學良的基督老師）家裏的張學良夫婦。黃仁霖不知這盒高級糖果內的玄機，不費吹灰之力就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來總理和張學銘、張學思的三封信，才輾轉送到張學良的手裏。

周恩來自這三封信送至朱湄筠手中後，始終掛念轉信的情況。當年年底，中央有關部門才把朱湄筠女士轉信的具體情況上報，該文件這樣寫道：

“張學銘、張學思給張學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灣張學良手中，我（這裡指我方之意，亦即周恩來的信件）寫“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幾句話亦已帶到。張現住董顯光家中，僅獲有限度的自由……”

至此，周恩來的心願通過朱湄筠的努力得以實現了，為公為私，朱湄筠女士都功不可沒。晚年的朱湄筠從香港隨子女移居加拿大，張學良1991年飛往美國夏威夷定居以後，她才得以與張學良及夫人趙一荻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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